第五章 盛世之巅
關燈
小
中
大
起居，都如鐘表般有規律。
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鐘）出宮……從寝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
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
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
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
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
這還是平時。
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面指示機宜，動辄千百餘言。
我那時負責撰拟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
（《檐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文件，召見公卿大臣們讨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
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
從登基到離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這個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沒有變化。
曆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姗姗而來。
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
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别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
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
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
皇帝等得不耐煩，隻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看書來打發時間。
以至于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禦門聽政，辨色而起。
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
數次之後，始雲齊集。
即今日亦複如是。
諸臣于禦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
”又說：“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相當于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
此豈君臣交儆、勤于為治之義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
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連日宴請外藩蒙古，召見大臣，身體疲憊，又患傷風感冒，整天咳嗽不止。
禦史朱續晫趁機上奏折，請皇帝注意休息，這幾天要減少工作量，“寡欲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養精神”。
不料乾隆并不領情，反而批評這名禦史說，暑去寒來，氣候變化，人身體不适應而生病乃經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節一身之勞，遂将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尚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缪已甚”。
（《清高宗實錄》）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隊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以過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寬嚴相濟，打造了一支能打勝仗的幹部隊伍。
乾隆不像傳統帝王那樣，重德不重才。
他對大臣的要求是，“務得有猷有為”。
對那些高分低能、隻知謹守官箴、缺乏實際操作能力的書呆子，他一直厭惡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後，他鑒于朋黨之憂，開始大力起用與官場中幫派沒有關系的新人，以對鄂、張朋黨釜底抽薪。
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讷親。
此人年紀雖輕，卻在雍正末年即已進入軍機處，辦事幹練，頗為雍正所賞識。
乾隆曾經說：“讷親向蒙皇考嘉獎，以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
”乾隆即位後，相繼任命他為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内大臣、協辦總理事務、進封一等公爵，一時權傾朝野。
不料遇到了倒黴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嗚呼了。
雖然殺了讷親，從任用讷親的經驗中，乾隆卻發現使用年輕大臣的好處。
那就是這些人思維敏捷、精力充沛、辦事幹練，滿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準。
而且，這些人沒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們圓滑世故，做事幹脆利落。
他們與朝中朋黨沒有什麼關系，皇帝用起來十分放心。
繼讷親之後，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
乾隆五年（1740年），這個人還不過是一個藍翎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為内務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親被殺後，他一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其時年齡不過才二十五歲，成為中國曆史上最為年輕的“宰相”。
除此之外，他還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滿族才俊，并且陸續任命汪由敦、劉統勳、梁詩正、于敏中等漢族官員入主中樞，從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個三十多歲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還小十多歲的年輕人做首席軍機大臣。
這一任命，可以說完全出人意料。
好在乾隆皇帝識人眼光獨到，所用諸人，頗能服衆。
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絕不僅僅是為了安慰死去的孝賢皇後，而是因為他确有過人之處。
他見識遠大，忠誠勤勞，辦事幹練，并且禮賢下士，待人寬厚，頗有他姐姐的遺風。
史載他“款待下屬，每多謙沖，與共同幾共榻，毫無驕汰之狀”。
他前後領袖軍機二十三年，始終得到皇帝的信任。
兆惠從軍機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屢擢至侍郎”。
在後來平定新疆的戰争中，他功勳卓著，黑水營之圍，他率三千人抗敵萬人，堅守三個月，成為清代軍事史上的名将。
曆任湖廣、雲貴總督的李侍堯“短小精敏，過目成誦。
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
至于劉統勳、梁詩正等大臣，也都以幹練著稱，成為一代名臣。
鹹豐時期的大臣張集馨評價乾隆的用人說，乾隆年間，國家繁盛，督撫雖不免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阖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
乾隆晚年，到訪中國的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們對大清帝國的許多事務都不以為然，唯對他們遇到的許多官員的素質評價很高。
在他們眼中，乾隆駕下的官員們絕大多數都風度不錯，能力很強。
比如約翰·巴羅評價說：“北直隸的老總督是個滿人。
他那輕松自然、禮貌恭敬而又尊貴自重的态度，是現代歐洲最有風度的侍臣都無法比肩的。
他對使團事務周切關注，在天津款待我們時趨勢自然，給下級官員和家仆指示時平易慈祥，赢得了衆口一緻的愛戴。
他是一個七十八歲高齡，非常可愛的老人。
個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長須銀白，整個形象沉着鎮靜，不怒而威。
”對于和砷，斯當東的評價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馬戛爾尼也認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潇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巨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
” 中國曆史上最常見的政治疾病是“腸梗阻”，也就是最高決策無法有效通過官員階層貫徹到社會底層。
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隊伍效率頗高，執政能力極強，皇帝的重大決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貫徹。
這就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幹部保證。
第四，乾隆前期懲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國曆史上懲貪态度最堅決、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
因此，他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
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
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
所以他明确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産”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
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赀”。
（《清會典事例》） 針對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實，皇帝還規定，督撫大員們的酬酢宴會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筵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縣等“藉端要結，甚且賠累”，（《清會典事例》）擾亂民間。
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
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
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借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禀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禀，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
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懲貪規定細化到了大臣們的家人。
（《清會典事例》）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于雍正朝。
乾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
該條例規定，凡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
如果一年之内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
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
直到家産盡絕，才被處死。
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污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
不管你家裡多有錢，貪污白銀隻要滿了1000兩（相當于今天的20萬元人民币）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
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台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
凡貪污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将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産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污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産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淨！在中國曆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乾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
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廣布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
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
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
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
開泰回禀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
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
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于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
高級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恒文是乾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于處理各種複雜關系。
乾隆說他“曆任封疆，受恩最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
他因雲南産金，拟購買黃金制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
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恒文為了占便宜，隻給10兩銀子。
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确實相當卑鄙，不過占這麼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确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乾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勳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
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恒文自盡。
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
給恒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
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态度于此可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灏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
乾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複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灏已經在一年内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
案卷進呈，乾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栗”，當天之内連下四道上谕，連篇累牍，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
他說，楊灏身為三品大員，乃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系朕格外之恩”。
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緻認為應改判死緩。
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克扣，肆無忌憚”。
“其何以饬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灏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禦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别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注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谕，痛斥官官相護之風。
乾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内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俨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嶽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審棚内哓哓緻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谕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
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
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後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後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
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
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将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恒之後，皇帝對高恒的後人相當照顧。
十年之後，高恒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
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采玉石，轉往内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
事發之後，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樸即于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緻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
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
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乾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
這一點是朝野公論。
章學誠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砷當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稱為清明盛世。
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
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鐘）出宮……從寝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
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
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
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
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
這還是平時。
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面指示機宜，動辄千百餘言。
我那時負責撰拟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
（《檐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文件，召見公卿大臣們讨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
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
從登基到離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這個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沒有變化。
曆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姗姗而來。
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
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别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
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
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
皇帝等得不耐煩，隻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看書來打發時間。
以至于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禦門聽政，辨色而起。
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
數次之後，始雲齊集。
即今日亦複如是。
諸臣于禦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
”又說：“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相當于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
此豈君臣交儆、勤于為治之義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
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連日宴請外藩蒙古，召見大臣，身體疲憊，又患傷風感冒，整天咳嗽不止。
禦史朱續晫趁機上奏折，請皇帝注意休息，這幾天要減少工作量，“寡欲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養精神”。
不料乾隆并不領情，反而批評這名禦史說，暑去寒來，氣候變化，人身體不适應而生病乃經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節一身之勞，遂将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尚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缪已甚”。
（《清高宗實錄》）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隊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以過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寬嚴相濟，打造了一支能打勝仗的幹部隊伍。
乾隆不像傳統帝王那樣，重德不重才。
他對大臣的要求是，“務得有猷有為”。
對那些高分低能、隻知謹守官箴、缺乏實際操作能力的書呆子，他一直厭惡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後，他鑒于朋黨之憂，開始大力起用與官場中幫派沒有關系的新人，以對鄂、張朋黨釜底抽薪。
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讷親。
此人年紀雖輕，卻在雍正末年即已進入軍機處，辦事幹練，頗為雍正所賞識。
乾隆曾經說：“讷親向蒙皇考嘉獎，以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
”乾隆即位後，相繼任命他為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内大臣、協辦總理事務、進封一等公爵，一時權傾朝野。
不料遇到了倒黴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嗚呼了。
雖然殺了讷親，從任用讷親的經驗中，乾隆卻發現使用年輕大臣的好處。
那就是這些人思維敏捷、精力充沛、辦事幹練，滿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準。
而且，這些人沒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們圓滑世故，做事幹脆利落。
他們與朝中朋黨沒有什麼關系，皇帝用起來十分放心。
繼讷親之後，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
乾隆五年（1740年），這個人還不過是一個藍翎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為内務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親被殺後，他一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其時年齡不過才二十五歲，成為中國曆史上最為年輕的“宰相”。
除此之外，他還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滿族才俊，并且陸續任命汪由敦、劉統勳、梁詩正、于敏中等漢族官員入主中樞，從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個三十多歲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還小十多歲的年輕人做首席軍機大臣。
這一任命，可以說完全出人意料。
好在乾隆皇帝識人眼光獨到，所用諸人，頗能服衆。
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絕不僅僅是為了安慰死去的孝賢皇後，而是因為他确有過人之處。
他見識遠大，忠誠勤勞，辦事幹練，并且禮賢下士，待人寬厚，頗有他姐姐的遺風。
史載他“款待下屬，每多謙沖，與共同幾共榻，毫無驕汰之狀”。
他前後領袖軍機二十三年，始終得到皇帝的信任。
兆惠從軍機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屢擢至侍郎”。
在後來平定新疆的戰争中，他功勳卓著，黑水營之圍，他率三千人抗敵萬人，堅守三個月，成為清代軍事史上的名将。
曆任湖廣、雲貴總督的李侍堯“短小精敏，過目成誦。
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
至于劉統勳、梁詩正等大臣，也都以幹練著稱，成為一代名臣。
鹹豐時期的大臣張集馨評價乾隆的用人說，乾隆年間，國家繁盛，督撫雖不免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阖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
乾隆晚年，到訪中國的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們對大清帝國的許多事務都不以為然，唯對他們遇到的許多官員的素質評價很高。
在他們眼中，乾隆駕下的官員們絕大多數都風度不錯，能力很強。
比如約翰·巴羅評價說：“北直隸的老總督是個滿人。
他那輕松自然、禮貌恭敬而又尊貴自重的态度，是現代歐洲最有風度的侍臣都無法比肩的。
他對使團事務周切關注，在天津款待我們時趨勢自然，給下級官員和家仆指示時平易慈祥，赢得了衆口一緻的愛戴。
他是一個七十八歲高齡，非常可愛的老人。
個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長須銀白，整個形象沉着鎮靜，不怒而威。
”對于和砷，斯當東的評價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馬戛爾尼也認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潇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巨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
” 中國曆史上最常見的政治疾病是“腸梗阻”，也就是最高決策無法有效通過官員階層貫徹到社會底層。
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隊伍效率頗高，執政能力極強，皇帝的重大決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貫徹。
這就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幹部保證。
第四，乾隆前期懲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國曆史上懲貪态度最堅決、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
因此，他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
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
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
所以他明确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産”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
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赀”。
（《清會典事例》） 針對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實，皇帝還規定，督撫大員們的酬酢宴會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筵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縣等“藉端要結，甚且賠累”，（《清會典事例》）擾亂民間。
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
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
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借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禀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禀，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
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懲貪規定細化到了大臣們的家人。
（《清會典事例》）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于雍正朝。
乾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
該條例規定，凡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
如果一年之内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
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
直到家産盡絕，才被處死。
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污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
不管你家裡多有錢，貪污白銀隻要滿了1000兩（相當于今天的20萬元人民币）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
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台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
凡貪污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将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産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污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産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淨！在中國曆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乾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
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廣布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
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
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
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
開泰回禀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
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
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于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
高級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恒文是乾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于處理各種複雜關系。
乾隆說他“曆任封疆，受恩最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
他因雲南産金，拟購買黃金制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
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恒文為了占便宜，隻給10兩銀子。
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确實相當卑鄙，不過占這麼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确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乾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勳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
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恒文自盡。
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
給恒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
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态度于此可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灏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
乾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複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灏已經在一年内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
案卷進呈，乾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栗”，當天之内連下四道上谕，連篇累牍，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
他說，楊灏身為三品大員，乃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系朕格外之恩”。
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緻認為應改判死緩。
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克扣，肆無忌憚”。
“其何以饬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灏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禦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别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注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谕，痛斥官官相護之風。
乾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内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俨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嶽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審棚内哓哓緻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谕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
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
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後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後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
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
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将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恒之後，皇帝對高恒的後人相當照顧。
十年之後，高恒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
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采玉石，轉往内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
事發之後，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樸即于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緻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
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
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乾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
這一點是朝野公論。
章學誠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砷當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稱為清明盛世。
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