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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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軍攻克伊犁之後，乾隆再次下旨說：“現在，兩路大軍接納的投降蒙古人甚多。
他們外表歸順，内心未可全信。
可将他們先遷至巴裡坤，然後再遷到肅州，然後進行誅戮。
” 數萬名投降了清軍的蒙古人就這樣被長途驅趕到内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裡，被全部殺掉。
二“盛世”的武功（2） 大屠殺的結果是蒙古民族一個重要支系的消失。
準噶爾四部，除杜爾伯特部汗策淩始終未叛，對清朝極表忠誠，得以耕牧如常，以及達什達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後被遷至他地未滅外，幾乎全部被殺掉。
《草原帝國》稱：“準噶爾人民，主要是綽羅斯部民和輝特部民幾乎全部被根除。
”據清軍将領明瑞奏稱，經過他們屠殺之後，自巴爾呼特嶺到造哈嶺、直到納林廓勒，烏蘭烏蘇這些地方，已經“不見一人”。
俄羅斯西伯利亞當局則向彼得堡報告說：有一個部落“幾千頂帳幕，隻剩下三頂”。
這次種族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曆史上無準确記載。
《準噶爾滅亡紀略》中說，屠殺了超過一百萬。
魏源《聖武記》說，計準部數十萬戶，“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傳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最後“殲于大兵者十之三”。
除了婦女、小孩被掠走當了奴隸之外，準噶爾蒙古所剩無幾，作為一個大部落已經不複存在。
“數千裡間無一瓦剌帳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衛拉特史》中這樣記載屠殺過後的場面：“準噶爾地區幾經兵火，殘破不堪。
耕地、牧場荒廢，城鎮、村莊被毀，人口更是急驟減少。
”很多年以後，龔自珍途經準噶爾，看見“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即額魯特，指準噶爾——筆者注）故種者。
”（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為了填補準部留下的土地，乾隆從各地遷移人口。
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幹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
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回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于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乾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采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鸷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乾隆并不信黃教。
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麼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
”（《禦制喇嘛說》） 從這段谕旨看，乾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
但是，終乾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
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
他對達賴和班禅提高了禮遇規格。
為了迎接班禅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禅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
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
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内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
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
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确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于伊斯蘭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
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
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幹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蘭教的活力。
他還十分高明地将東幹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制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
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标準來衡量，乾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并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面，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
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洩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于長遠考慮。
乾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
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
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标，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
确實，通過滅絕政策，乾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對于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制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
從漢代張骞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标。
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于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裡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内地的聯系時斷時續，對内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
直到乾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裡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
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裡，深入不毛之地。
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
朝野上下，一緻贊歎“國家如天之福”。
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
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
趙翼在《平定回部铙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
”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争。
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于無外。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标志着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
中國曆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
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
直到新疆戰争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都實現了對曆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争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
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争與“全盛”聯系在一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于敏中賦詩稱頌乾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觐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轹古淩今，觐史冊罕逢之盛世”。
（《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确地說，新疆戰争使乾隆超越了祖宗。
乾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
（乾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争和府庫充盈是乾隆宣布“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
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
及至乾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确實，以統一新疆為标志，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曆史的高峰。
這一高峰，懸絕于曆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乾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曆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後妃幹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争，八是地方割據勢力。
這八種勢力在曆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
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
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
（《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緻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内戰。
雍正朝初期，由于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
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于廣甯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
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颔之而已。
至禦前，箕坐無人臣禮”。
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将其除掉。
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
隻有乾隆總結吸取曆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内缜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确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
沒有一個大臣，敢于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栗。
曆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攬”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财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
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
中國在世界制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
（《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
《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 由于經濟總量巨大，乾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财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
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
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
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
乾隆朝财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标志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面積1453多萬平方公裡。
（《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
“以亘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
（《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迩。
《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
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
因而無論國内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 值得特别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前所未有。
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隻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制，比如萬曆皇帝之控制努爾哈赤部落。
隻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制權力牢牢控制。
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
直到乾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内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
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産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曆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标志。
孟子說“廣土衆民”。
“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盡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隻有少數幾個曆史時段突破過1億。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錄。
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曆時近1200年。
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于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
也就是說，中國曆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隻用了54年時間。
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别。
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緻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迹”。
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
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
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
”從物質财富角度看，這确實是不易之論。
三“盛世”的四個支點 乾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
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乾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巅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
所以，中國曆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
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着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
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蕩時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于曆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
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乾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
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折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寶貴的創新，為乾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
乾隆本身是實幹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實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并沒有大的制度創新。
隻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乾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恒。
他一生生活
他們外表歸順，内心未可全信。
可将他們先遷至巴裡坤，然後再遷到肅州，然後進行誅戮。
” 數萬名投降了清軍的蒙古人就這樣被長途驅趕到内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裡，被全部殺掉。
二“盛世”的武功（2） 大屠殺的結果是蒙古民族一個重要支系的消失。
準噶爾四部，除杜爾伯特部汗策淩始終未叛，對清朝極表忠誠，得以耕牧如常，以及達什達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後被遷至他地未滅外，幾乎全部被殺掉。
《草原帝國》稱：“準噶爾人民，主要是綽羅斯部民和輝特部民幾乎全部被根除。
”據清軍将領明瑞奏稱，經過他們屠殺之後，自巴爾呼特嶺到造哈嶺、直到納林廓勒，烏蘭烏蘇這些地方，已經“不見一人”。
俄羅斯西伯利亞當局則向彼得堡報告說：有一個部落“幾千頂帳幕，隻剩下三頂”。
這次種族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曆史上無準确記載。
《準噶爾滅亡紀略》中說，屠殺了超過一百萬。
魏源《聖武記》說，計準部數十萬戶，“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傳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最後“殲于大兵者十之三”。
除了婦女、小孩被掠走當了奴隸之外，準噶爾蒙古所剩無幾，作為一個大部落已經不複存在。
“數千裡間無一瓦剌帳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衛拉特史》中這樣記載屠殺過後的場面：“準噶爾地區幾經兵火，殘破不堪。
耕地、牧場荒廢，城鎮、村莊被毀，人口更是急驟減少。
”很多年以後，龔自珍途經準噶爾，看見“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即額魯特，指準噶爾——筆者注）故種者。
”（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為了填補準部留下的土地，乾隆從各地遷移人口。
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幹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
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回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于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乾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采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鸷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乾隆并不信黃教。
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麼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
”（《禦制喇嘛說》） 從這段谕旨看，乾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
但是，終乾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
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
他對達賴和班禅提高了禮遇規格。
為了迎接班禅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禅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
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
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内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
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
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确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級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于伊斯蘭教，乾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
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
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幹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蘭教的活力。
他還十分高明地将東幹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制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
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标準來衡量，乾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并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面，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
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洩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于長遠考慮。
乾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
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
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标，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
确實，通過滅絕政策，乾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對于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制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
從漢代張骞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标。
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置過都護府，但是由于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裡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内地的聯系時斷時續，對内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
直到乾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裡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
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裡，深入不毛之地。
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
朝野上下，一緻贊歎“國家如天之福”。
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
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
趙翼在《平定回部铙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
”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争。
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于無外。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标志着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
中國曆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
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
直到新疆戰争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都實現了對曆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戰争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
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争與“全盛”聯系在一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于敏中賦詩稱頌乾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觐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轹古淩今，觐史冊罕逢之盛世”。
（《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确地說，新疆戰争使乾隆超越了祖宗。
乾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
（乾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争和府庫充盈是乾隆宣布“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
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文件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
及至乾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确實，以統一新疆為标志，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曆史的高峰。
這一高峰，懸絕于曆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乾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曆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後妃幹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争，八是地方割據勢力。
這八種勢力在曆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
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
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
（《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緻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内戰。
雍正朝初期，由于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
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于廣甯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
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颔之而已。
至禦前，箕坐無人臣禮”。
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将其除掉。
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
隻有乾隆總結吸取曆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内缜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确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
沒有一個大臣，敢于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栗。
曆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攬”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财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
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
中國在世界制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
（《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
《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地位。
” 由于經濟總量巨大，乾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财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
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
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
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
乾隆朝财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标志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面積1453多萬平方公裡。
（《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
“以亘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
（《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迩。
《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
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
因而無論國内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 值得特别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前所未有。
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隻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制，比如萬曆皇帝之控制努爾哈赤部落。
隻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制權力牢牢控制。
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
直到乾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内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
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産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曆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标志。
孟子說“廣土衆民”。
“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盡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隻有少數幾個曆史時段突破過1億。
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記錄。
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曆時近1200年。
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于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
也就是說，中國曆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隻用了54年時間。
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别。
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緻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迹”。
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
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
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
”從物質财富角度看，這确實是不易之論。
三“盛世”的四個支點 乾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
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乾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巅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
所以，中國曆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
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着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
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蕩時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于曆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
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乾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
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折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寶貴的創新，為乾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
乾隆本身是實幹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實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并沒有大的制度創新。
隻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第二，乾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恒。
他一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