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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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兵。
乾隆批評他說：“劉統勳此奏……全不合此次機宜。
” 定西将軍永常也反對因糧于敵。
乾隆皇帝說得口幹舌燥，禁不住罵起人來：“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颠倒舛謬，至于此極！” 一頓痛罵，終于壓住了所有反對者的聲音。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北路和西路兩路出師，共計五萬人，加上負責運輸的夫子共近八萬人。
每位士兵配備戰馬三匹，共計十五萬匹。
配備駱駝一萬峰。
乾隆以從準噶爾叛逃的重要将領阿睦爾撒納為前鋒，以收招降之效。
果如乾隆所料，準部連年内戰，人心厭亂，清軍一到，紛紛歸降，“各部落聞風崩湧……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裡無一人抗顔行者。
”大軍剛剛出動，就有劄哈泌部一千三百戶來降，稱“我等為達瓦齊殘虐，願率屬效力”。
緊接着準噶爾頗有權勢的大台吉也率部屬投降。
五月，兩路大軍會師于新疆博樂縣（今新疆博禾市），向伊犁進軍。
伊犁民衆也紛紛迎降。
“大兵至伊犁，部衆持羊酒迎犒者絡繹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镞之勞，敉邊掃穴，實古所未有”。
充分證明了這次出師時機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情況下，準部新首領達瓦齊無心抵抗，率一萬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
清軍窮追不舍，将其擒獲，送往京師。
平準戰争初獲勝利。
過于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着問題。
清軍攻克伊犁後，原以為可以繳獲一部分牲畜、糧食。
不料準部屢經戰禍，伊犁并無積存物資。
因為軍糧不繼，平定了準部之後，清朝大軍隻能迅速撤離，隻留下五百名士兵做清朝将軍的護衛，準部由率先降清的阿睦爾撒納與清朝将軍共同管理。
阿睦爾撒納本不是一個安分之人，雖然平定伊犁之後，乾隆以其戰功最多，封他為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他仍然不滿足。
他見清朝兵力已退，萌生了做準部新汗、獨據準噶爾汗國原來版圖的野心。
平定準部之後，乾隆秉“分而治之”之策，準備把準部一分為四，使其互不統屬，阿睦爾撒納卻要求成為四部的統一首領，淩駕衆人之上。
乾隆當然不同意他的請求，于是他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殺死清軍将領，起兵叛亂，自立為汗。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乾隆不得不又再次派兵，擒拿阿睦爾撒納。
平叛戰争進展得很不順利。
由于事發倉促，清軍仍然沒有攜帶充足糧草就出發了，一路上對喀爾喀蒙古大肆榨取。
到了新疆之後，又大肆搶奪準部故地的牲畜糧食。
準部本來就已經陷入饑荒之中，清軍一來，雪上加霜，大批民衆餓死，剩下的都紛紛起來反抗清軍。
而前線将領又很不得力，屢屢錯失戰機，使阿睦爾撒納一再逃脫。
乾隆皇帝一籌莫展。
恰在此時，一直全力支持乾隆平準的喀爾喀部蒙古居然也起兵反叛了。
反叛的原因是清王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榨取超過了極限。
“因糧于敵”的策略在戰争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因糧于友。
在開往新疆的途中，缺乏物資準備的清軍一再掠奪喀爾喀蒙古人，“氈子、毛皮和其他畜産品都被清朝當局以動員和征用的方式奪走了。
除了這些，喀爾喀勞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們必須自備武器彈藥……大部分男人脫離生産，被打發去打仗”。
（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因此，在部落領袖青衮雜蔔的帶領下，一萬多喀爾喀蒙古人起兵反清。
二十三個劄薩克王公聚集在克魯倫河畔，醞釀要舉行全蒙古的反清戰争。
乾隆醒悟到了自己的失誤，迅速轉了彎子。
“北京理解到了這一危局。
博格德汗（乾隆）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滿，于1756年9月寫信給庫倫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說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貧困，對蒙古人他将因功賞賜。
”（瓦西裡耶夫《外貝加爾的哥薩克》） 乾隆知道僅僅一封信是遠遠不夠的。
他又通過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許諾将對喀爾喀蒙古人大大施恩，終于安撫住了喀爾喀蒙古，鎮壓了青衮雜蔔起義，掃除了後顧之憂。
吸取了這次教訓，乾隆終于不再“因糧于敵”了。
他痛定思痛，改變了作戰方式，首先調集大批糧食，運至前線，巴裡坤、哈密貯糧十一萬石，足夠大軍三四年之用，然後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進兵。
這一次，他終于順利摘取了勝利果實。
經過連年戰争和饑荒，準部蒙古人已經窮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無戰鬥力，清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取勝。
阿睦爾撒納日暮途窮，逃入俄羅斯境内，後來病死異國。
這場戰争意義非同一般。
自大清開國以來，準噶爾汗國這個敵對勢力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窺視着内地，讓連續幾代清朝最高統治者席不安寝。
如今，大清最強大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消滅，乾隆終于可以長長地出一口氣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來。
這場戰争形勢幾起幾落，讓他從大喜到大悲，經曆了數度煎熬。
本來，在他的計劃中，這場戰争隻需要數月時間，數百萬兩軍費。
沒想到，戰争最終拖了三年，一次戰争變成了三次，中間出現了平定喀爾喀蒙古叛亂這個插曲。
向臣民許諾的迅速成功演變成一場慘勝，軍費最終高達數千萬兩，多名大将折損，乾隆有些惱羞成怒。
而戰争過程中準噶爾部蒙古人表現出的強悍倔強，也令乾隆心生後怕。
在準噶爾四部中，隻有杜爾伯特部第一次投降之後，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從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屢降屢叛，讓乾隆吃盡苦頭。
這支曆史上一再演出驚人之作的蒙古部落确實有着一般民族沒有的硬骨頭。
如何對付這個民族，乾隆費盡心思。
僅僅分而治之似乎難以徹底削弱這支蒙古人的力量。
他十分擔心數十年後，準噶爾部蒙古人春風吹又生，重新成為大清的敵人。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對準噶爾部蒙古人，除了杜爾伯特部外，“總以嚴行剿殺為要”。
這實際上是一道種族滅絕令。
其實，在整個平準戰争中，“殘酷”一直是主旋律。
頭兩次平準戰争雖然沒有出現有計劃的大屠殺，但是“因糧于敵”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場屠殺。
在進軍過程中，清軍一直是以搶劫作為補充軍糧的唯一手段。
那些被搶走了所有牲畜的準噶爾蒙古人後來大多死于饑餓。
準噶爾人一開始以為清軍是自己的救星，及至發現他們其實是強盜後，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地反抗清軍，對他們展開襲擊。
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時，清軍已經開始大肆屠殺平民。
他們“甯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衆，一律殺掉了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
而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一日，清軍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向皇帝奏報：清軍來到濟爾瑪台地方時，遇到厄魯特的一位部落首領敦多克帶領幾名親信前來投降。
清軍認為他們形迹可疑，不敢斷定是否真降，遂将敦多克等人“俱行誅戮”，随後又帶領大軍來到這個部落的遊牧地，把毫無準備的1700戶牧民“悉行剿滅”。
乾隆皇帝收到這個奏報之後，認為哈達哈“奮勇可嘉”，授為領侍衛内大臣。
在展開大屠殺前，乾隆已經多次導演過整部落的滅絕事件。
阿睦爾撒納反叛後，乾隆分别任命了新的準噶爾四部汗王。
其中任命巴雅爾為輝特部的汗王，沙克都爾曼吉為和碩特部的汗王。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乾隆獲悉巴雅爾追随阿睦爾撒納複叛的消息後，大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滅輝特部，對和碩特部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密谕清朝将軍“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剿滅”。
沙克都爾曼吉在平準戰争中率先投降了清朝，所以才被封為“和碩特汗”。
他是堅定效忠清政府的。
叛亂四起時，他拒絕附從叛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餘戶離開故土投奔内地，來到清軍駐地附近，“依巴裡坤（清西路大軍軍營）近城以居”。
清朝将軍雅爾哈善見皇帝猜疑心重，遂抱定甯左勿右的宗旨。
盡管沙克都爾曼吉毫無叛意，仍然設計剿殺。
對于這次屠殺，雅爾哈善很動了一番腦筋。
他從自己的軍隊中精選了五百人，假裝出兵他處，路過和碩特部的住地借宿。
沙克都爾曼吉見是天朝大軍來到，極表歡迎，騰出了最好的幾十頂帳篷給這些清兵住。
盡管自己部落乏食，仍然“屠羊以待”，把僅存的幾十隻羊都殺掉了，拿出積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
心地拙實的蒙古首領們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
等到半夜時分，清軍“以笳為令，襲其卧廬”，一聲令下，對沉睡中的蒙古人發起突襲，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地殺戮，殺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盡殲全部四千餘人”。
而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死得很慘。
據《嘯亭雜錄》載，沙克都爾曼吉喝醉之後，脫光衣服，呼呼大睡，對于闖進來的清軍毫不知覺。
他的妻子從睡夢中驚起，見清軍持刀砍向她的丈夫，遂奮不顧身赤身裸體撲到丈夫身上，為他擋刀，結果兩人被亂刀砍死，死後仍然緊緊抱在一起，“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
情況彙報上來，乾隆帝誇獎雅爾哈善“辦理甚屬奮往”，著交部“照軍功議叙”。
雅爾哈善于第二年被授為參贊大臣，擢兵部尚書，後來又被封為一等伯。
如果說這些屠殺尚屬帶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話，在第三次平準戰争中，屠殺則演變成了一場周密的部署。
在第三次平準戰争中，皇帝明确谕示：“厄魯特人等反複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
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于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複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鑒”。
在皇帝的導演下，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西部草原拉開了帷幕。
伊犁附近的賽裡木湖是新疆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翡翠，靜靜地鑲嵌在天山腹地。
遠岸雪峰高聳，湖邊牛羊如雲，恍若世外桃源。
250多年前，這座美麗的湖泊附近卻上演了人類曆史上最野蠻的一幕。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正是草場返青、野花怒放的季節。
數千名大清兵丁在這個季節裡進行着一場盛大的圍獵。
他們圍獵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人類，是新疆準噶爾部落的蒙古族平民。
他們進入一條條山谷，沿河而上，細細搜索，遇到蒙古包，就沖進去，把裡面的人統統砍死。
大部分世代生活在這裡的蒙古牧民根本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一家家被消滅了。
一支擁有二百頂帳篷的蒙古小部落提前下了山，在賽裡木湖畔支起了一頂頂帳篷。
這支部落已經在這裡平靜地生活了數百年，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自己同類的獵物。
部落中的男人騎着駿馬，慢悠悠地驅趕着牛羊，女人在帳篷裡趕制一天的食物，孩子們淌着鼻涕，扯着剛返青的枝條玩着打仗的遊戲。
一切都與其他春季沒有區别。
中午的時候，急促而紛繁的馬蹄聲響起。
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清朝騎兵形成一個半圓形，由遠及近，圍住了這片湖畔的二百多頂帳篷。
男人們驚訝得不知所措，張大着嘴呆呆地看着這些陌生的異族人。
女人們躲進帳篷由氈縫偷偷向外窺視。
隻見這些身材矮小的滿族軍人從一座座蒙古包裡把蒙古人驅趕出來。
個别人想反抗，立刻被軍人砍翻在地。
不到半個時辰，這個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趕到了湖邊。
在清軍的指揮下，他們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來，每十人為一隊，被拉到一個低窪處，挨個兒斬首。
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争質問，這些從天而降的陌生人憑什麼如此大開殺戒，得到的回答隻是提前的一刀。
鮮血流進賽裡木湖，近岸的一畝多湖水被染得赤紅。
大部分蒙古漢子知道任何掙紮都無濟于事，習慣于聽從首領和命運的他們一個個一言不發，聽話地走向指定的地點。
一個多小時後，這個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們被徹底消滅。
史書對這種情景的記載是“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骈首就死”。
在處理男丁的同時，在另一側，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清軍從隊伍中挑選那些年輕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來伶俐聰明的孩子，準備運回内地，作為奴隸。
大約三百名婦女兒童被挑走了，史書記載說這些人後來“多死于途”，因為饑餓死于路上。
還剩下二百多名老醜病殘的女人以及七歲以下的孩子，清軍将領一聲令下，數百匹戰馬沖入人群當中，這些沒人要的戰利品被作為樁靶，為清軍的軍事訓練貢獻了最後一點作用。
這是清朝平定準噶爾大軍的将軍兆惠親自指揮的搜剿準噶爾蒙古部落的大屠殺中的一個小小場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将軍成衮紮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從巴裡坤起程。
此次出兵進剿的目的，并不是追捕阿睦爾撒納，而是專為剿滅厄魯特蒙古人。
因為蒙古遊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們的捕殺也沿河進行。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衮劄布在奏報中，彙報了自己帶人捕殺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圖爾根河，剿殺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殺塔裡雅圖河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于濟爾哈朗河剿殺厄魯特七戶四十人，于博多美和羅剿殺克魯特一百五十餘人”，“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
從這些彙報可知，清軍剿殺的是散居在各條河流邊的厄魯特牧民和農民，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叛亂部隊。
甚至喇嘛僧人和種田的農民都沒能逃脫剿殺。
乾隆命令将軍到伊犁時，“将彼處喇嘛等剿辦”。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書記載清軍把在烏梁海種地的五十餘戶蒙古農民“全行剿殺”。
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魯特部餘衆都逃入了山谷叢林中，乾隆還命人搜捕，以求斬盡殺絕。
《嘯亭雜錄》載，清軍将領二人分别從博羅布爾、賽裡木兩地，如同打獵一般，由兩地向中間的伊犁地區合圍，這中間數百裡地方，不管是山谷還是林區，隻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無遺”。
當時散居的厄魯特蒙古人無法抵抗，“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
清軍“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骈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内地賞軍，多死于途，于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
（《嘯亭雜錄》） 除了像打獵一樣屠殺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軍進行的另一項重要軍事活動，就是把大舉投降的準噶爾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内地，然後再“辦理”。
在清軍第三次平準戰争中，大部分窮困的準噶爾蒙古人仍然把清軍當作把自己從戰亂中解救出來的“恩人”，見到清軍到來，“婦孺歡呼，如出水火”。
更有許多蒙古人聽說清軍到了，成群結隊地，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趕赴清軍所在地，向他們歸順投降。
對于這些人如何處理，心思缜密的乾隆早有指示。
早在第三次平準出發之時，他就指示清軍将領，在地廣人稀之處，見到蒙古人，當時就可殺掉。
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戶來投降，不要立刻剿殺，因為人數太多，一時殺不過來，“難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洩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聞訊逃跑。
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肅内地之後，再全部處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兵此次進剿，厄魯特蒙古人必然會大批投誠。
如有到巴裡坤投降者，可以把他們的頭目先行送到京師，其他部衆，可向内地遷移，等到過了巴裡坤之後，對那些男人，都盡行剿戮。
所餘的妻子，酌量分别賞給官兵為奴，不得稍存姑息。
乾隆批評他說：“劉統勳此奏……全不合此次機宜。
” 定西将軍永常也反對因糧于敵。
乾隆皇帝說得口幹舌燥，禁不住罵起人來：“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颠倒舛謬，至于此極！” 一頓痛罵，終于壓住了所有反對者的聲音。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北路和西路兩路出師，共計五萬人，加上負責運輸的夫子共近八萬人。
每位士兵配備戰馬三匹，共計十五萬匹。
配備駱駝一萬峰。
乾隆以從準噶爾叛逃的重要将領阿睦爾撒納為前鋒，以收招降之效。
果如乾隆所料，準部連年内戰，人心厭亂，清軍一到，紛紛歸降，“各部落聞風崩湧……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裡無一人抗顔行者。
”大軍剛剛出動，就有劄哈泌部一千三百戶來降，稱“我等為達瓦齊殘虐，願率屬效力”。
緊接着準噶爾頗有權勢的大台吉也率部屬投降。
五月，兩路大軍會師于新疆博樂縣（今新疆博禾市），向伊犁進軍。
伊犁民衆也紛紛迎降。
“大兵至伊犁，部衆持羊酒迎犒者絡繹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镞之勞，敉邊掃穴，實古所未有”。
充分證明了這次出師時機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情況下，準部新首領達瓦齊無心抵抗，率一萬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
清軍窮追不舍，将其擒獲，送往京師。
平準戰争初獲勝利。
過于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着問題。
清軍攻克伊犁後，原以為可以繳獲一部分牲畜、糧食。
不料準部屢經戰禍，伊犁并無積存物資。
因為軍糧不繼，平定了準部之後，清朝大軍隻能迅速撤離，隻留下五百名士兵做清朝将軍的護衛，準部由率先降清的阿睦爾撒納與清朝将軍共同管理。
阿睦爾撒納本不是一個安分之人，雖然平定伊犁之後，乾隆以其戰功最多，封他為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他仍然不滿足。
他見清朝兵力已退，萌生了做準部新汗、獨據準噶爾汗國原來版圖的野心。
平定準部之後，乾隆秉“分而治之”之策，準備把準部一分為四，使其互不統屬，阿睦爾撒納卻要求成為四部的統一首領，淩駕衆人之上。
乾隆當然不同意他的請求，于是他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殺死清軍将領，起兵叛亂，自立為汗。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乾隆不得不又再次派兵，擒拿阿睦爾撒納。
平叛戰争進展得很不順利。
由于事發倉促，清軍仍然沒有攜帶充足糧草就出發了，一路上對喀爾喀蒙古大肆榨取。
到了新疆之後，又大肆搶奪準部故地的牲畜糧食。
準部本來就已經陷入饑荒之中，清軍一來，雪上加霜，大批民衆餓死，剩下的都紛紛起來反抗清軍。
而前線将領又很不得力，屢屢錯失戰機，使阿睦爾撒納一再逃脫。
乾隆皇帝一籌莫展。
恰在此時，一直全力支持乾隆平準的喀爾喀部蒙古居然也起兵反叛了。
反叛的原因是清王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榨取超過了極限。
“因糧于敵”的策略在戰争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因糧于友。
在開往新疆的途中，缺乏物資準備的清軍一再掠奪喀爾喀蒙古人，“氈子、毛皮和其他畜産品都被清朝當局以動員和征用的方式奪走了。
除了這些，喀爾喀勞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們必須自備武器彈藥……大部分男人脫離生産，被打發去打仗”。
（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因此，在部落領袖青衮雜蔔的帶領下，一萬多喀爾喀蒙古人起兵反清。
二十三個劄薩克王公聚集在克魯倫河畔，醞釀要舉行全蒙古的反清戰争。
乾隆醒悟到了自己的失誤，迅速轉了彎子。
“北京理解到了這一危局。
博格德汗（乾隆）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滿，于1756年9月寫信給庫倫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說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貧困，對蒙古人他将因功賞賜。
”（瓦西裡耶夫《外貝加爾的哥薩克》） 乾隆知道僅僅一封信是遠遠不夠的。
他又通過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許諾将對喀爾喀蒙古人大大施恩，終于安撫住了喀爾喀蒙古，鎮壓了青衮雜蔔起義，掃除了後顧之憂。
吸取了這次教訓，乾隆終于不再“因糧于敵”了。
他痛定思痛，改變了作戰方式，首先調集大批糧食，運至前線，巴裡坤、哈密貯糧十一萬石，足夠大軍三四年之用，然後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進兵。
這一次，他終于順利摘取了勝利果實。
經過連年戰争和饑荒，準部蒙古人已經窮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無戰鬥力，清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取勝。
阿睦爾撒納日暮途窮，逃入俄羅斯境内，後來病死異國。
這場戰争意義非同一般。
自大清開國以來，準噶爾汗國這個敵對勢力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窺視着内地，讓連續幾代清朝最高統治者席不安寝。
如今，大清最強大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消滅，乾隆終于可以長長地出一口氣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來。
這場戰争形勢幾起幾落，讓他從大喜到大悲，經曆了數度煎熬。
本來，在他的計劃中，這場戰争隻需要數月時間，數百萬兩軍費。
沒想到，戰争最終拖了三年，一次戰争變成了三次，中間出現了平定喀爾喀蒙古叛亂這個插曲。
向臣民許諾的迅速成功演變成一場慘勝，軍費最終高達數千萬兩，多名大将折損，乾隆有些惱羞成怒。
而戰争過程中準噶爾部蒙古人表現出的強悍倔強，也令乾隆心生後怕。
在準噶爾四部中，隻有杜爾伯特部第一次投降之後，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從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屢降屢叛，讓乾隆吃盡苦頭。
這支曆史上一再演出驚人之作的蒙古部落确實有着一般民族沒有的硬骨頭。
如何對付這個民族，乾隆費盡心思。
僅僅分而治之似乎難以徹底削弱這支蒙古人的力量。
他十分擔心數十年後，準噶爾部蒙古人春風吹又生，重新成為大清的敵人。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對準噶爾部蒙古人，除了杜爾伯特部外，“總以嚴行剿殺為要”。
這實際上是一道種族滅絕令。
其實，在整個平準戰争中，“殘酷”一直是主旋律。
頭兩次平準戰争雖然沒有出現有計劃的大屠殺，但是“因糧于敵”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場屠殺。
在進軍過程中，清軍一直是以搶劫作為補充軍糧的唯一手段。
那些被搶走了所有牲畜的準噶爾蒙古人後來大多死于饑餓。
準噶爾人一開始以為清軍是自己的救星，及至發現他們其實是強盜後，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地反抗清軍，對他們展開襲擊。
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時，清軍已經開始大肆屠殺平民。
他們“甯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衆，一律殺掉了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
而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一日，清軍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向皇帝奏報：清軍來到濟爾瑪台地方時，遇到厄魯特的一位部落首領敦多克帶領幾名親信前來投降。
清軍認為他們形迹可疑，不敢斷定是否真降，遂将敦多克等人“俱行誅戮”，随後又帶領大軍來到這個部落的遊牧地，把毫無準備的1700戶牧民“悉行剿滅”。
乾隆皇帝收到這個奏報之後，認為哈達哈“奮勇可嘉”，授為領侍衛内大臣。
在展開大屠殺前，乾隆已經多次導演過整部落的滅絕事件。
阿睦爾撒納反叛後，乾隆分别任命了新的準噶爾四部汗王。
其中任命巴雅爾為輝特部的汗王，沙克都爾曼吉為和碩特部的汗王。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乾隆獲悉巴雅爾追随阿睦爾撒納複叛的消息後，大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滅輝特部，對和碩特部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密谕清朝将軍“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剿滅”。
沙克都爾曼吉在平準戰争中率先投降了清朝，所以才被封為“和碩特汗”。
他是堅定效忠清政府的。
叛亂四起時，他拒絕附從叛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餘戶離開故土投奔内地，來到清軍駐地附近，“依巴裡坤（清西路大軍軍營）近城以居”。
清朝将軍雅爾哈善見皇帝猜疑心重，遂抱定甯左勿右的宗旨。
盡管沙克都爾曼吉毫無叛意，仍然設計剿殺。
對于這次屠殺，雅爾哈善很動了一番腦筋。
他從自己的軍隊中精選了五百人，假裝出兵他處，路過和碩特部的住地借宿。
沙克都爾曼吉見是天朝大軍來到，極表歡迎，騰出了最好的幾十頂帳篷給這些清兵住。
盡管自己部落乏食，仍然“屠羊以待”，把僅存的幾十隻羊都殺掉了，拿出積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
心地拙實的蒙古首領們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
等到半夜時分，清軍“以笳為令，襲其卧廬”，一聲令下，對沉睡中的蒙古人發起突襲，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地殺戮，殺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盡殲全部四千餘人”。
而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死得很慘。
據《嘯亭雜錄》載，沙克都爾曼吉喝醉之後，脫光衣服，呼呼大睡，對于闖進來的清軍毫不知覺。
他的妻子從睡夢中驚起，見清軍持刀砍向她的丈夫，遂奮不顧身赤身裸體撲到丈夫身上，為他擋刀，結果兩人被亂刀砍死，死後仍然緊緊抱在一起，“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
情況彙報上來，乾隆帝誇獎雅爾哈善“辦理甚屬奮往”，著交部“照軍功議叙”。
雅爾哈善于第二年被授為參贊大臣，擢兵部尚書，後來又被封為一等伯。
如果說這些屠殺尚屬帶有偶然性的局部事件的話，在第三次平準戰争中，屠殺則演變成了一場周密的部署。
在第三次平準戰争中，皇帝明确谕示：“厄魯特人等反複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
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于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複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鑒”。
在皇帝的導演下，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西部草原拉開了帷幕。
伊犁附近的賽裡木湖是新疆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翡翠，靜靜地鑲嵌在天山腹地。
遠岸雪峰高聳，湖邊牛羊如雲，恍若世外桃源。
250多年前，這座美麗的湖泊附近卻上演了人類曆史上最野蠻的一幕。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正是草場返青、野花怒放的季節。
數千名大清兵丁在這個季節裡進行着一場盛大的圍獵。
他們圍獵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人類，是新疆準噶爾部落的蒙古族平民。
他們進入一條條山谷，沿河而上，細細搜索，遇到蒙古包，就沖進去，把裡面的人統統砍死。
大部分世代生活在這裡的蒙古牧民根本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一家家被消滅了。
一支擁有二百頂帳篷的蒙古小部落提前下了山，在賽裡木湖畔支起了一頂頂帳篷。
這支部落已經在這裡平靜地生活了數百年，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自己同類的獵物。
部落中的男人騎着駿馬，慢悠悠地驅趕着牛羊，女人在帳篷裡趕制一天的食物，孩子們淌着鼻涕，扯着剛返青的枝條玩着打仗的遊戲。
一切都與其他春季沒有區别。
中午的時候，急促而紛繁的馬蹄聲響起。
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清朝騎兵形成一個半圓形，由遠及近，圍住了這片湖畔的二百多頂帳篷。
男人們驚訝得不知所措，張大着嘴呆呆地看着這些陌生的異族人。
女人們躲進帳篷由氈縫偷偷向外窺視。
隻見這些身材矮小的滿族軍人從一座座蒙古包裡把蒙古人驅趕出來。
個别人想反抗，立刻被軍人砍翻在地。
不到半個時辰，這個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趕到了湖邊。
在清軍的指揮下，他們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來，每十人為一隊，被拉到一個低窪處，挨個兒斬首。
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争質問，這些從天而降的陌生人憑什麼如此大開殺戒，得到的回答隻是提前的一刀。
鮮血流進賽裡木湖，近岸的一畝多湖水被染得赤紅。
大部分蒙古漢子知道任何掙紮都無濟于事，習慣于聽從首領和命運的他們一個個一言不發，聽話地走向指定的地點。
一個多小時後，這個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們被徹底消滅。
史書對這種情景的記載是“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骈首就死”。
在處理男丁的同時，在另一側，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清軍從隊伍中挑選那些年輕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來伶俐聰明的孩子，準備運回内地，作為奴隸。
大約三百名婦女兒童被挑走了，史書記載說這些人後來“多死于途”，因為饑餓死于路上。
還剩下二百多名老醜病殘的女人以及七歲以下的孩子，清軍将領一聲令下，數百匹戰馬沖入人群當中，這些沒人要的戰利品被作為樁靶，為清軍的軍事訓練貢獻了最後一點作用。
這是清朝平定準噶爾大軍的将軍兆惠親自指揮的搜剿準噶爾蒙古部落的大屠殺中的一個小小場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清将軍成衮紮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從巴裡坤起程。
此次出兵進剿的目的，并不是追捕阿睦爾撒納，而是專為剿滅厄魯特蒙古人。
因為蒙古遊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們的捕殺也沿河進行。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衮劄布在奏報中，彙報了自己帶人捕殺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圖爾根河，剿殺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殺塔裡雅圖河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于濟爾哈朗河剿殺厄魯特七戶四十人，于博多美和羅剿殺克魯特一百五十餘人”，“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
從這些彙報可知，清軍剿殺的是散居在各條河流邊的厄魯特牧民和農民，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叛亂部隊。
甚至喇嘛僧人和種田的農民都沒能逃脫剿殺。
乾隆命令将軍到伊犁時，“将彼處喇嘛等剿辦”。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書記載清軍把在烏梁海種地的五十餘戶蒙古農民“全行剿殺”。
直至第二年，乾隆二十三年，厄魯特部餘衆都逃入了山谷叢林中，乾隆還命人搜捕，以求斬盡殺絕。
《嘯亭雜錄》載，清軍将領二人分别從博羅布爾、賽裡木兩地，如同打獵一般，由兩地向中間的伊犁地區合圍，這中間數百裡地方，不管是山谷還是林區，隻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無遺”。
當時散居的厄魯特蒙古人無法抵抗，“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
清軍“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骈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内地賞軍，多死于途，于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
（《嘯亭雜錄》） 除了像打獵一樣屠殺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軍進行的另一項重要軍事活動，就是把大舉投降的準噶爾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内地，然後再“辦理”。
在清軍第三次平準戰争中，大部分窮困的準噶爾蒙古人仍然把清軍當作把自己從戰亂中解救出來的“恩人”，見到清軍到來，“婦孺歡呼，如出水火”。
更有許多蒙古人聽說清軍到了，成群結隊地，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趕赴清軍所在地，向他們歸順投降。
對于這些人如何處理，心思缜密的乾隆早有指示。
早在第三次平準出發之時，他就指示清軍将領，在地廣人稀之處，見到蒙古人，當時就可殺掉。
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戶來投降，不要立刻剿殺，因為人數太多，一時殺不過來，“難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洩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聞訊逃跑。
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肅内地之後，再全部處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兵此次進剿，厄魯特蒙古人必然會大批投誠。
如有到巴裡坤投降者，可以把他們的頭目先行送到京師，其他部衆，可向内地遷移，等到過了巴裡坤之後，對那些男人，都盡行剿戮。
所餘的妻子，酌量分别賞給官兵為奴，不得稍存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