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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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長期以來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帶。
漢人對他們曾經有過多種稱呼，比如“西蒙古”“厄魯特”“衛拉特”和“瓦剌”。
明代，就是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帶領下，制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俘虜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關後不久，準噶爾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于天山南北，建立了強大的準噶爾汗國，首領是蒙古族的傳奇人物噶爾丹。
他堅毅、剛強、多謀善斷，通過十年征戰，統一了西蒙古四部。
随後，他信心暴漲，制定了先統一天山南北，再統一整個蒙古民族，最後與中國的滿族統治者較量手腕，恢複大元舊業的宏偉藍圖。
雄心勃勃的噶爾丹頗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個開始在蒙古制造銅币，穩定了草原經濟，壯大了蒙古騎兵，很快征服了大半個新疆。
中亞一帶的民族，已經把他和西面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及東方的康熙皇帝相提并論，稱他為“博碩克圖汗”，認為他們是歐亞大陸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
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會問鼎北京，成為中國曆史上又一個蒙古族統治者。
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時。
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部的籠絡和控制，使噶爾丹統一蒙古的夢想無法實現。
接着康熙又兩度率兵親征，舉全國之力與準噶爾蒙古較量，終于于烏蘭布通和昭莫多兩次大敗噶爾丹。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爾丹在沙漠中懷抱未能實現的夢想，郁郁而終。
雖然擊敗噶爾丹一直被列為康熙最重要的軍事成就之一，但事實上，準噶爾汗國僅僅遭遇了挫折，遠遠沒有被打垮。
在噶爾丹之後，他的繼承者們很快又使汗國強盛起來。
他們重拾噶爾丹的舊夢。
雍正九年（1731年），清準兩方再起戰端，兩軍大戰于和通泊。
清軍大敗，副将軍以下皆戰死，西路軍三萬人，逃回科布多者僅兩千人。
這是清王朝建立以來内外戰争中最慘痛的一次失敗。
雍正十年（1732年），準噶爾部再度内侵，幸虧歸附清朝的喀爾喀蒙古拼命抵抗，才擊敗了準部。
在雍正年間這兩次戰争打了個平手之後，清帝國和準噶爾握手言和，雙方劃定了邊疆，開始了貿易，中國西部出現了二十年的和平。
但是，和通泊之戰永遠是大清帝國的噩夢，準噶爾部一直窺伺着内地。
一旦清朝腹地出現什麼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像兇猛的狼群一樣迅速出擊，在大清帝國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來，雖然天下太平，乾隆卻一直警惕地關注着大清的西部版圖，凡有準噶爾的消息，他都不放過。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準噶爾汗國已經有一千多戶東遷到察哈爾，歸附了清朝。
乾隆毫不猶豫地接納了他們，命賞給他們牲畜，妥善安置。
從這些人嘴裡，他獲取了大量的情報信息。
原來，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汗國原首領噶爾丹策淩病逝，他的三個兒子為争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殘殺，導緻汗國四分五裂，力量大衰。
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領達瓦齊讨伐不聽指揮的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的三車淩為了尋求活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投靠清朝政府尋求保護。
因此，接到彙報後，乾隆在第一時間即斷定三車淩是真降。
他命令守邊将軍妥善安插三車淩人口，賞賜給他們大量的銀兩、米面和牛羊，還專門設了“賽因濟雅哈圖盟”，任命車淩為盟長，車淩烏巴什為副盟長。
投降的三千戶西蒙古人獲得如此優厚的待遇，已經出乎他們的意料。
不僅如此，為了表彰杜爾伯特三車淩“率萬餘衆，傾心來歸”的功績，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還特别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三車淩。
皇帝分别冊封車淩為親王，車淩烏巴什為郡王，車淩蒙克為貝勒，其餘頭目也都分别封為貝子、公、台、吉等。
他連續八次在避暑山莊萬樹園中舉行盛大的宴會。
自山莊建立以來，還從來沒有如此熱鬧過。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對待三車淩，不僅僅是為了表彰他們“萬裡遠歸”，更主要的，是為了了解準噶爾汗國的虛實。
他與三車淩數次長談，深入掌握了準噶爾汗國的情況。
他發現，今天的準噶爾正處于曆史上最虛弱的時期。
皇帝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迅速出兵，掃滅準噶爾汗國。
他下诏說明自己想大舉興兵作戰的想法： （準部）數年以來，内亂相尋……此正可乘之機。
若失去這個機會，再過幾年，等其局勢平定，必然還會與我為敵作戰。
那時我軍再與之戰争，耗費必然更為巨大……朕以為機不可失，準備于明年分兩路進兵。
這是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
（《清高宗實錄》） 此诏一下，大清舉國震驚。
作為中國曆史上最有福氣的皇帝，乾隆本來是一個“太平天子”。
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統治的前20年裡，大清天下也風平浪靜，邊疆無警。
除了那場本沒有必要的金川戰争之外，大清不聞兵戈之聲。
發動平準之戰，在所有人看來完全是自找苦吃。
如果不發動這場戰争，曆史絕不會因此而指責他。
主動出擊成功，固然榮耀無比，一旦失敗，那麼他20年統治的成果會毀于一旦，自己也身敗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決定出兵時，遇到的幾乎是一緻的反對之聲。
理由之一是所謂“兵者不祥之器”。
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敗在大清官員心中留下的陰影太深了，一提起準噶爾，他們就心驚膽戰。
在他們看來，蒙古人不來進攻大清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大清怎麼可以主動挑起戰端呢？确實，農業文明并非尚武型的進取文明。
一般情況下，漢族與周圍民族的戰争，都是少數民族主動挑起的。
幾千年來，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幾乎從來沒有政治家和學者認真研究過這些蠻夷的内部政治結構和軍事行動規律。
曆史上漢人王朝對待邊疆少數民族，通常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羁縻”。
也就是說，被動應付，委曲求全，用金錢和布匹收買。
他們認為，這些蠻夷是“犬羊之性”，思維方式不同于人類，完全不可理喻。
他們來如急雨，去如飄風，無法抵抗也不可預測。
漢人對他們的莫名恐懼積累了幾千年，已經凝聚成了中原民族的集體潛意識。
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準噶爾汗國已經共享了20年的和平，雙方都從這種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雍正末期的兩次大戰打了個平手之後，雙方清楚地劃定了邊界，謹慎地控制着自己的力量，在邊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
雙方的貿易也迅速興起，每次交易，牛羊上萬頭，給雙方都帶來了實惠。
實現和平之後，清朝10多萬大軍撤回内地，20年間節省了數千萬兩軍費，陝西、甯夏、甘肅等地民衆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糧食供應任務，生活大大改善。
正是邊疆的穩定，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
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應該繼續這種和平狀态。
他們甚至認為如果出兵就是“師出無名”，雙方和平條約既已簽訂，大清乘準噶爾内讧之機破壞條約大舉入侵，于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國應該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沒有大規模戰争，全國上下已經習慣了和平，“人心狃于久安”。
如今突然要大規模對外作戰，人們毫無精神準備。
況且戰争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
特别是遠赴西域，必須往西部運送大量的軍糧和軍事物資，這些在幾個月之内根本不可能。
而且一旦戰争失敗，那麼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勝追擊，一舉深入内地，給大清帝國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
這個後果，誰也承受不起。
雖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後，乾隆皇帝已經在大清帝國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權威，把大清官僚機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決定一發出，還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這些奴才懷抱着為主子考慮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樣飛來反對的奏折。
他們一緻認為，皇帝登基以來，萬事都英明偉大，隻有這次的決定，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乾隆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顧。
因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與衆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責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
他身上承擔的，是祖父與父親兩代的重托。
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将載有“寶親王弘曆（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康熙）于諸子孫中最為鐘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诏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
在乾隆政治生涯過半時，他曾說過：“自古帝王所以禀承付托者，不過其父而已，而我則身受皇祖、皇父兩代的重托。
言念及此，我還敢有一絲一毫的怠惰嗎？” 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端自信，絕不僅僅滿足于自己統治的這一代平安無事。
他對每件事的考慮，都是從“大清朝億萬斯年”這一大局出發，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遠鞏固。
因此，他要從内外兩方面，盡可能徹底地消除威脅大清國家安全的任何因素。
消除皇室、親貴、朋黨、權臣、太監對皇權的威脅，不過隻是他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的關注，是滿族帝王與漢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曆代漢族帝王對于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态。
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
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
他們知道，隻有深入了解每個民族的曆史、現狀、内部關系，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曆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
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曆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
”“侵尋而至于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于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
”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
從蒙古語出發，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後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麼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确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曆史，在平準之後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
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曆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于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
準噶爾表面上隻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系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
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
這個國家的存在關系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
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甯日。
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
西藏料理不能妥協，衆蒙古心懷疑貳。
此實為國家隐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
”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并不可靠。
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複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确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
準部處于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
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
此時興師，十拿九穩。
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
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曆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争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
乾隆站得高、看得遠。
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
滿朝大臣，隻有小舅子傅恒贊成皇帝的決定。
戰争結束後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于久安。
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
”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并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
因此，這場戰争最重要的不是戰鬥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這架機器走上戰争軌道。
乾隆皇帝後來回憶說：“斯時，力排衆議，竭盡心力。
”（《禦制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争，讓他幾乎精疲力竭。
他連篇累牍地發布谕旨，分析清準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讨伐的必要性，并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
他說：“此正可乘之機。
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将故智複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于今。
”“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内難相尋，衆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緻愈費周章。
”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衆所阻撓。
如其不可，衆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
是皆爾等所共知者。
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衆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
”（《清高宗實錄》） 經過反複思想動員，終于，人們表面上不再反對了。
大清帝國勉強開上了戰争軌道。
然而乾隆卻物色不到一位堪當大任的主帥。
在所有的大臣中，隻有傅恒真心誠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難以承擔如此大任。
平安無事數十年的滿族将領們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
成兖劄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将素稱勇敢幹練，可是對這場戰争卻都心懷退縮，“萎靡懦怯”，無奮勇争先之态。
左右權衡，乾隆勉強選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帥。
接下來是糧草問題。
如果按照“兵出糧随”的用兵常理，這場戰争根本沒法打。
因為平定準噶爾的時機是突然到來的，清王朝毫無準備。
前線并無糧草，準備也已來不及。
一是從内地運糧到西部，每石米價值不過3兩銀子，可是運費要高達20兩。
二是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負擔得起運費，征購和運送時間上也萬萬來不及。
乾隆悍然決定，抛棄行軍常規，“因糧于敵”。
也就是說，每名士兵自背可吃兩個月的口糧，其餘口糧，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
乾隆的上谕說得冠冕堂皇：“官兵前進，沿途可以打牲，宰殺疲乏牲畜。
現在投誠的厄魯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雖然不應奪取，但是暫時取用，将來再給補償，也無不可。
” 這實際上允許官員沿路搶掠。
所謂将來補償，隻是無法兌現的空話而已。
這一大膽的舉動後來被證明埋下了嚴重後患，在當時卻被乾隆認為是唯一的辦法。
此谕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紛紛反對。
陝甘總督劉統勳上奏說此舉太過冒險，仍當先籌糧運饷，然後
漢人對他們曾經有過多種稱呼，比如“西蒙古”“厄魯特”“衛拉特”和“瓦剌”。
明代，就是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帶領下，制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俘虜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關後不久，準噶爾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于天山南北，建立了強大的準噶爾汗國，首領是蒙古族的傳奇人物噶爾丹。
他堅毅、剛強、多謀善斷，通過十年征戰，統一了西蒙古四部。
随後，他信心暴漲，制定了先統一天山南北，再統一整個蒙古民族，最後與中國的滿族統治者較量手腕，恢複大元舊業的宏偉藍圖。
雄心勃勃的噶爾丹頗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個開始在蒙古制造銅币，穩定了草原經濟，壯大了蒙古騎兵，很快征服了大半個新疆。
中亞一帶的民族，已經把他和西面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及東方的康熙皇帝相提并論，稱他為“博碩克圖汗”，認為他們是歐亞大陸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
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會問鼎北京，成為中國曆史上又一個蒙古族統治者。
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時。
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部的籠絡和控制，使噶爾丹統一蒙古的夢想無法實現。
接着康熙又兩度率兵親征，舉全國之力與準噶爾蒙古較量，終于于烏蘭布通和昭莫多兩次大敗噶爾丹。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爾丹在沙漠中懷抱未能實現的夢想，郁郁而終。
雖然擊敗噶爾丹一直被列為康熙最重要的軍事成就之一，但事實上，準噶爾汗國僅僅遭遇了挫折，遠遠沒有被打垮。
在噶爾丹之後，他的繼承者們很快又使汗國強盛起來。
他們重拾噶爾丹的舊夢。
雍正九年（1731年），清準兩方再起戰端，兩軍大戰于和通泊。
清軍大敗，副将軍以下皆戰死，西路軍三萬人，逃回科布多者僅兩千人。
這是清王朝建立以來内外戰争中最慘痛的一次失敗。
雍正十年（1732年），準噶爾部再度内侵，幸虧歸附清朝的喀爾喀蒙古拼命抵抗，才擊敗了準部。
在雍正年間這兩次戰争打了個平手之後，清帝國和準噶爾握手言和，雙方劃定了邊疆，開始了貿易，中國西部出現了二十年的和平。
但是，和通泊之戰永遠是大清帝國的噩夢，準噶爾部一直窺伺着内地。
一旦清朝腹地出現什麼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像兇猛的狼群一樣迅速出擊，在大清帝國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來，雖然天下太平，乾隆卻一直警惕地關注着大清的西部版圖，凡有準噶爾的消息，他都不放過。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準噶爾汗國已經有一千多戶東遷到察哈爾，歸附了清朝。
乾隆毫不猶豫地接納了他們，命賞給他們牲畜，妥善安置。
從這些人嘴裡，他獲取了大量的情報信息。
原來，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汗國原首領噶爾丹策淩病逝，他的三個兒子為争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殘殺，導緻汗國四分五裂，力量大衰。
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領達瓦齊讨伐不聽指揮的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的三車淩為了尋求活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投靠清朝政府尋求保護。
因此，接到彙報後，乾隆在第一時間即斷定三車淩是真降。
他命令守邊将軍妥善安插三車淩人口，賞賜給他們大量的銀兩、米面和牛羊，還專門設了“賽因濟雅哈圖盟”，任命車淩為盟長，車淩烏巴什為副盟長。
投降的三千戶西蒙古人獲得如此優厚的待遇，已經出乎他們的意料。
不僅如此，為了表彰杜爾伯特三車淩“率萬餘衆，傾心來歸”的功績，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還特别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三車淩。
皇帝分别冊封車淩為親王，車淩烏巴什為郡王，車淩蒙克為貝勒，其餘頭目也都分别封為貝子、公、台、吉等。
他連續八次在避暑山莊萬樹園中舉行盛大的宴會。
自山莊建立以來，還從來沒有如此熱鬧過。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對待三車淩，不僅僅是為了表彰他們“萬裡遠歸”，更主要的，是為了了解準噶爾汗國的虛實。
他與三車淩數次長談，深入掌握了準噶爾汗國的情況。
他發現，今天的準噶爾正處于曆史上最虛弱的時期。
皇帝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迅速出兵，掃滅準噶爾汗國。
他下诏說明自己想大舉興兵作戰的想法： （準部）數年以來，内亂相尋……此正可乘之機。
若失去這個機會，再過幾年，等其局勢平定，必然還會與我為敵作戰。
那時我軍再與之戰争，耗費必然更為巨大……朕以為機不可失，準備于明年分兩路進兵。
這是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
（《清高宗實錄》） 此诏一下，大清舉國震驚。
作為中國曆史上最有福氣的皇帝，乾隆本來是一個“太平天子”。
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統治的前20年裡，大清天下也風平浪靜，邊疆無警。
除了那場本沒有必要的金川戰争之外，大清不聞兵戈之聲。
發動平準之戰，在所有人看來完全是自找苦吃。
如果不發動這場戰争，曆史絕不會因此而指責他。
主動出擊成功，固然榮耀無比，一旦失敗，那麼他20年統治的成果會毀于一旦，自己也身敗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決定出兵時，遇到的幾乎是一緻的反對之聲。
理由之一是所謂“兵者不祥之器”。
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敗在大清官員心中留下的陰影太深了，一提起準噶爾，他們就心驚膽戰。
在他們看來，蒙古人不來進攻大清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大清怎麼可以主動挑起戰端呢？确實，農業文明并非尚武型的進取文明。
一般情況下，漢族與周圍民族的戰争，都是少數民族主動挑起的。
幾千年來，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幾乎從來沒有政治家和學者認真研究過這些蠻夷的内部政治結構和軍事行動規律。
曆史上漢人王朝對待邊疆少數民族，通常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羁縻”。
也就是說，被動應付，委曲求全，用金錢和布匹收買。
他們認為，這些蠻夷是“犬羊之性”，思維方式不同于人類，完全不可理喻。
他們來如急雨，去如飄風，無法抵抗也不可預測。
漢人對他們的莫名恐懼積累了幾千年，已經凝聚成了中原民族的集體潛意識。
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準噶爾汗國已經共享了20年的和平，雙方都從這種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雍正末期的兩次大戰打了個平手之後，雙方清楚地劃定了邊界，謹慎地控制着自己的力量，在邊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
雙方的貿易也迅速興起，每次交易，牛羊上萬頭，給雙方都帶來了實惠。
實現和平之後，清朝10多萬大軍撤回内地，20年間節省了數千萬兩軍費，陝西、甯夏、甘肅等地民衆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糧食供應任務，生活大大改善。
正是邊疆的穩定，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
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應該繼續這種和平狀态。
他們甚至認為如果出兵就是“師出無名”，雙方和平條約既已簽訂，大清乘準噶爾内讧之機破壞條約大舉入侵，于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國應該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沒有大規模戰争，全國上下已經習慣了和平，“人心狃于久安”。
如今突然要大規模對外作戰，人們毫無精神準備。
況且戰争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
特别是遠赴西域，必須往西部運送大量的軍糧和軍事物資，這些在幾個月之内根本不可能。
而且一旦戰争失敗，那麼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勝追擊，一舉深入内地，給大清帝國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
這個後果，誰也承受不起。
雖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後，乾隆皇帝已經在大清帝國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權威，把大清官僚機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決定一發出，還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這些奴才懷抱着為主子考慮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樣飛來反對的奏折。
他們一緻認為，皇帝登基以來，萬事都英明偉大，隻有這次的決定，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乾隆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奏折不屑一顧。
因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與衆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責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
他身上承擔的，是祖父與父親兩代的重托。
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将載有“寶親王弘曆（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康熙）于諸子孫中最為鐘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诏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
在乾隆政治生涯過半時，他曾說過：“自古帝王所以禀承付托者，不過其父而已，而我則身受皇祖、皇父兩代的重托。
言念及此，我還敢有一絲一毫的怠惰嗎？” 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端自信，絕不僅僅滿足于自己統治的這一代平安無事。
他對每件事的考慮，都是從“大清朝億萬斯年”這一大局出發，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遠鞏固。
因此，他要從内外兩方面，盡可能徹底地消除威脅大清國家安全的任何因素。
消除皇室、親貴、朋黨、權臣、太監對皇權的威脅，不過隻是他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的關注，是滿族帝王與漢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曆代漢族帝王對于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态。
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
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
他們知道，隻有深入了解每個民族的曆史、現狀、内部關系，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曆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
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曆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
”“侵尋而至于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于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
”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
從蒙古語出發，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後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麼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确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了解了西蒙古的曆史，在平準之後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
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曆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于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
準噶爾表面上隻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系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
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
這個國家的存在關系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
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甯日。
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
西藏料理不能妥協，衆蒙古心懷疑貳。
此實為國家隐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
”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并不可靠。
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複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确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
準部處于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
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
此時興師，十拿九穩。
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
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曆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争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信息量不同。
乾隆站得高、看得遠。
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
滿朝大臣，隻有小舅子傅恒贊成皇帝的決定。
戰争結束後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于久安。
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
”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并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
因此，這場戰争最重要的不是戰鬥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這架機器走上戰争軌道。
乾隆皇帝後來回憶說：“斯時，力排衆議，竭盡心力。
”（《禦制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争，讓他幾乎精疲力竭。
他連篇累牍地發布谕旨，分析清準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讨伐的必要性，并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
他說：“此正可乘之機。
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将故智複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于今。
”“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内難相尋，衆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緻愈費周章。
”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衆所阻撓。
如其不可，衆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
是皆爾等所共知者。
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衆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
”（《清高宗實錄》） 經過反複思想動員，終于，人們表面上不再反對了。
大清帝國勉強開上了戰争軌道。
然而乾隆卻物色不到一位堪當大任的主帥。
在所有的大臣中，隻有傅恒真心誠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難以承擔如此大任。
平安無事數十年的滿族将領們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
成兖劄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将素稱勇敢幹練，可是對這場戰争卻都心懷退縮，“萎靡懦怯”，無奮勇争先之态。
左右權衡，乾隆勉強選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帥。
接下來是糧草問題。
如果按照“兵出糧随”的用兵常理，這場戰争根本沒法打。
因為平定準噶爾的時機是突然到來的，清王朝毫無準備。
前線并無糧草，準備也已來不及。
一是從内地運糧到西部，每石米價值不過3兩銀子，可是運費要高達20兩。
二是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負擔得起運費，征購和運送時間上也萬萬來不及。
乾隆悍然決定，抛棄行軍常規，“因糧于敵”。
也就是說，每名士兵自背可吃兩個月的口糧，其餘口糧，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
乾隆的上谕說得冠冕堂皇：“官兵前進，沿途可以打牲，宰殺疲乏牲畜。
現在投誠的厄魯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雖然不應奪取，但是暫時取用，将來再給補償，也無不可。
” 這實際上允許官員沿路搶掠。
所謂将來補償，隻是無法兌現的空話而已。
這一大膽的舉動後來被證明埋下了嚴重後患，在當時卻被乾隆認為是唯一的辦法。
此谕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紛紛反對。
陝甘總督劉統勳上奏說此舉太過冒險，仍當先籌糧運饷，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