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權臣的結局
關燈
小
中
大
同，總是私心。
”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
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
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
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将其抓入大牢。
（郭成康《政治沖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
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産生沖突。
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隻做大秘書。
不做思想者，隻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
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
《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
所居無赫赫名”。
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
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
他從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
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
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咨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
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
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
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松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
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隻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
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
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
至于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
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缜密周詳，略可想見也。
”（《張廷玉墓志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
皇帝的軍功章裡，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
隻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缜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贊賞。
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 二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間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
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
而打擊朋黨的要訣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系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态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所謂“擒賊先擒王”，打擊朋黨就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
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
隻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開始，皇帝就不斷地打擊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的鄂爾泰。
同時，皇帝一刻也沒有放松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
幸虧張廷玉平時對于朋黨嫌疑懔如臨淵。
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别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中心。
“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
”（《清稗類鈔》）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
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衆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
餘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
”（《郎潛紀聞》）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
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
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
”（《郎潛紀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于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于懦者”。
在與鄂爾泰的鬥争中，他始終處于下風，也始終不争不怒，打太極拳。
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
然而，鄂爾泰死後，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
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他不想成為朋黨領袖，但是身處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
主動要投靠他的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
同時，身處官僚政治的利益場中，他再擺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态，也無法完全掩飾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偏向。
幾十年間，他私下辦的事，偷偷送出的好處也車載鬥量，雖然手腕高明，畢竟不是完全沒有形迹。
所以，雖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沒有落下，張廷玉心中卻無時不處于緊張之中。
他知道，統治者是從來不講什麼恩義的。
雖然自己給乾隆的父祖賣了幾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擊起自己來并不會手軟。
張廷玉感覺，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時間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确實是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
他頭腦中裝着大清帝國官僚體系中每一個零件的說明書和使用記錄。
那個時候的乾隆一天也離不開他。
不過，乾隆七年（1742年）以後，皇帝對他的倚重卻越來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詢。
皇帝已經不再那麼需要這樣一個活檔案。
雄心熾烈的皇帝急于進取，而張氏“穩重和平”“八面玲珑”的個性已經不太适合一個大刀闊斧、除舊布新的時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歲的讷親為軍機大臣。
讷親是青年權貴，初獲任用，就位列于張廷玉之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這讓張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說“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
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阙，未免過勞，朕心轸念。
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
這實際上是宣布，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讷親将獨自面承聖旨。
很顯然，張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實際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理由。
自然規律是不能抗拒的，雖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稱，但從乾隆三年（1738年）起，張廷玉已明顯感覺自己有些老了。
乾隆三年他在給乾隆請辭兼攝吏部的奏折中說：“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亡，食漸減少。
”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來越吃力，寫字時手也開始打戰。
年齡的增長使他在政治鋼絲上走得越來越費力了。
乾隆十一年，他的長子内閣學士張若霭病故，這對他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
白發人送黑發人，他備覺傷悼，身體一下子大不如前。
各種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來。
這種身體狀況顯然已經不适于承擔帝國政治中樞的繁重工作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對朋黨政治的大力打擊，就如同在張廷玉頭上懸起了一把沉重的達摩克利斯劍，随時有可能落下來，讓一輩子沒有犯過錯誤的他陷于大戾。
一是自己門下任何一個官員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牽扯進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塗，“錯誤耽延，在所不免”，讓皇帝抓到自己的辮子。
凡事過猶不及。
張廷玉的官已經做到了極緻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祿達到極緻，張家一門也都安排得妥妥當當。
兩個弟弟張廷璐、張廷緣分别官至禮部侍郎和内閣學士，兩個兒子張若霭和張若澄也都入值南書房和軍機處，參與機要。
“一門之内，朝紳命服，輝映闾裡，天下榮之。
”為官如此，夫複何求？ 臣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平安降落。
沒有這一條，那麼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
因此，退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地出現在張廷玉心中。
乾隆十三年正月，張廷玉進宮出席皇帝為近臣舉行的一次新年宴會，宴會後他得到與皇帝私下談話的機會。
乾隆十一年以後，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機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緒不錯，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裡”。
張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皇帝會痛快地批準他的這個請求。
沒想到，皇帝拒絕了他。
乾隆從來沒有想到一貫勤勤懇懇的張廷玉會提出退休的要求。
雖然張廷玉已經不能承擔繁巨的工作，但畢竟他的政治經驗還是十分豐富的，在朝中作為顧問，對大清政治不無裨益。
因此，皇帝回答說：“卿受兩朝厚恩，并且奉了皇考的遺命，将來要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就是說，你死後享受配享太廟，和皇帝一起吃冷豬肉的最高榮譽，生前怎麼能貪圖逸樂？ 隻有功高蓋世、純無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廟。
一旦得到“配享”之榮，必然永載史冊。
因此，獲得這項殊榮的人就應該死而後已，為國家貢獻出全部力量。
素來缜密的張廷玉對皇帝的這個問題已有所準備。
他叩了一個頭，引經據典回答說，七十懸車，古今通義。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隻有及時退步，才能保此身榮。
況且宋明兩朝也有享受配享榮譽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許劉基回了老家。
這句話，讓皇帝一下子不高興了。
乾隆是中國曆史上對“臣節”要求最嚴的皇帝。
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乾隆希望自己成為曆史上最偉大的君主。
同時，他也認為每個大臣都應該以最高标準來要求自己。
乾隆皇帝與雍正皇帝的性格頗為不同，對張廷玉的觀感也大為不同。
雍正皇帝為人雖然陰鸷多謀，但是性格中卻有天真淋漓的一面，經常有沖動急躁之舉，與周密細緻、耐心極好的張廷玉性格互補，因此君臣相得之感極強。
雍正對張廷玉，不僅有才華上的利用，還有性格及人格上的欣賞，在他看來，張廷玉算得上是曆
”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
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
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
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将其抓入大牢。
（郭成康《政治沖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
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産生沖突。
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隻做大秘書。
不做思想者，隻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
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
《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
所居無赫赫名”。
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
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
他從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
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
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咨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
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
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
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松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
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隻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
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
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
至于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
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缜密周詳，略可想見也。
”（《張廷玉墓志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
皇帝的軍功章裡，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
隻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缜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贊賞。
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 二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間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
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
而打擊朋黨的要訣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系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态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所謂“擒賊先擒王”，打擊朋黨就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
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
隻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開始，皇帝就不斷地打擊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的鄂爾泰。
同時，皇帝一刻也沒有放松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
幸虧張廷玉平時對于朋黨嫌疑懔如臨淵。
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别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中心。
“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
”（《清稗類鈔》）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
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衆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
餘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
”（《郎潛紀聞》）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
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
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
”（《郎潛紀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于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于懦者”。
在與鄂爾泰的鬥争中，他始終處于下風，也始終不争不怒，打太極拳。
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
然而，鄂爾泰死後，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
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他不想成為朋黨領袖，但是身處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
主動要投靠他的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
同時，身處官僚政治的利益場中，他再擺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态，也無法完全掩飾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偏向。
幾十年間，他私下辦的事，偷偷送出的好處也車載鬥量，雖然手腕高明，畢竟不是完全沒有形迹。
所以，雖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沒有落下，張廷玉心中卻無時不處于緊張之中。
他知道，統治者是從來不講什麼恩義的。
雖然自己給乾隆的父祖賣了幾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擊起自己來并不會手軟。
張廷玉感覺，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時間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确實是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
他頭腦中裝着大清帝國官僚體系中每一個零件的說明書和使用記錄。
那個時候的乾隆一天也離不開他。
不過，乾隆七年（1742年）以後，皇帝對他的倚重卻越來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詢。
皇帝已經不再那麼需要這樣一個活檔案。
雄心熾烈的皇帝急于進取，而張氏“穩重和平”“八面玲珑”的個性已經不太适合一個大刀闊斧、除舊布新的時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歲的讷親為軍機大臣。
讷親是青年權貴，初獲任用，就位列于張廷玉之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這讓張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說“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
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阙，未免過勞，朕心轸念。
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
這實際上是宣布，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讷親将獨自面承聖旨。
很顯然，張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實際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理由。
自然規律是不能抗拒的，雖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稱，但從乾隆三年（1738年）起，張廷玉已明顯感覺自己有些老了。
乾隆三年他在給乾隆請辭兼攝吏部的奏折中說：“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亡，食漸減少。
”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來越吃力，寫字時手也開始打戰。
年齡的增長使他在政治鋼絲上走得越來越費力了。
乾隆十一年，他的長子内閣學士張若霭病故，這對他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
白發人送黑發人，他備覺傷悼，身體一下子大不如前。
各種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來。
這種身體狀況顯然已經不适于承擔帝國政治中樞的繁重工作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對朋黨政治的大力打擊，就如同在張廷玉頭上懸起了一把沉重的達摩克利斯劍，随時有可能落下來，讓一輩子沒有犯過錯誤的他陷于大戾。
一是自己門下任何一個官員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牽扯進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塗，“錯誤耽延，在所不免”，讓皇帝抓到自己的辮子。
凡事過猶不及。
張廷玉的官已經做到了極緻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祿達到極緻，張家一門也都安排得妥妥當當。
兩個弟弟張廷璐、張廷緣分别官至禮部侍郎和内閣學士，兩個兒子張若霭和張若澄也都入值南書房和軍機處，參與機要。
“一門之内，朝紳命服，輝映闾裡，天下榮之。
”為官如此，夫複何求？ 臣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平安降落。
沒有這一條，那麼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
因此，退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地出現在張廷玉心中。
乾隆十三年正月，張廷玉進宮出席皇帝為近臣舉行的一次新年宴會，宴會後他得到與皇帝私下談話的機會。
乾隆十一年以後，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機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緒不錯，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裡”。
張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皇帝會痛快地批準他的這個請求。
沒想到，皇帝拒絕了他。
乾隆從來沒有想到一貫勤勤懇懇的張廷玉會提出退休的要求。
雖然張廷玉已經不能承擔繁巨的工作，但畢竟他的政治經驗還是十分豐富的，在朝中作為顧問，對大清政治不無裨益。
因此，皇帝回答說：“卿受兩朝厚恩，并且奉了皇考的遺命，将來要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就是說，你死後享受配享太廟，和皇帝一起吃冷豬肉的最高榮譽，生前怎麼能貪圖逸樂？ 隻有功高蓋世、純無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廟。
一旦得到“配享”之榮，必然永載史冊。
因此，獲得這項殊榮的人就應該死而後已，為國家貢獻出全部力量。
素來缜密的張廷玉對皇帝的這個問題已有所準備。
他叩了一個頭，引經據典回答說，七十懸車，古今通義。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隻有及時退步，才能保此身榮。
況且宋明兩朝也有享受配享榮譽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許劉基回了老家。
這句話，讓皇帝一下子不高興了。
乾隆是中國曆史上對“臣節”要求最嚴的皇帝。
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乾隆希望自己成為曆史上最偉大的君主。
同時，他也認為每個大臣都應該以最高标準來要求自己。
乾隆皇帝與雍正皇帝的性格頗為不同，對張廷玉的觀感也大為不同。
雍正皇帝為人雖然陰鸷多謀，但是性格中卻有天真淋漓的一面，經常有沖動急躁之舉，與周密細緻、耐心極好的張廷玉性格互補，因此君臣相得之感極強。
雍正對張廷玉，不僅有才華上的利用，還有性格及人格上的欣賞，在他看來，張廷玉算得上是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