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統治風格劇變——孝賢皇後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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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于掌握了專制權力運作的真谛：在專制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
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
寄希望于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他回顧康、雍、乾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
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麼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 即位十餘年來，乾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
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
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
”他們遇事毫無定見，隻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
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裡，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朕于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争趨于寬。
朕于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争趨于嚴”，并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于茲！” 随着經受的挫折越來越多，乾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
他發現，并不是父親不願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
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
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态已經大大不同于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
乾隆發現，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确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面前懸起官爵和财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勢”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确實并非偶然，乾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
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蒙，百弊從生，激朕将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
”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綜核于将來。
” 乾隆早就醞釀着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并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
今天，這個日子終于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
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
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風。
皇後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複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
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
乾隆要求将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
不料戰争的進展遠遠超出乾隆的意料。
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
在倒黴的乾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争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複、張廣泗、讷親都在劫難逃。
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親，他是康熙皇後的親侄子，乾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乾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
然而，在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麼“功臣”“皇親”“朋友”，隻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
張廣泗被處斬。
讷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
慶複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梁自盡。
從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開了寬大仁慈的面具，抛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于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面，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
乾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決，均即處死。
以前多次批準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于一死。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後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
然而乾隆宣布，貪污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甯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于死地。
對于貪污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
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污挪用導緻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産賠補虧空。
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污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
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衆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
乾隆十三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
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衆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
鑒于金川戰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關系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
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
金川戰争進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
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
（《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
乾隆朝的君臣關系，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系，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系。
下面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
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洩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
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
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
“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系上，他并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産生強烈的逆反心理。
”（《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面。
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僞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僞”，“朕于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
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
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
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産，想分孔氏餘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乾隆還特别囑咐：“今既革職，傳谕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
”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棱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并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有所了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
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匙。
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
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
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
阿裡衮（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複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複于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訓斥貴州巡撫宮兆麟時，居然當衆提及了他的外号：“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于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号。
”絲毫不顧這位大員的正省級級别。
有時候，臭罵一頓還不能出氣，乾隆幹脆用惡作劇來折磨那些不聽話的人。
乾隆十八年（1753年），黃河在銅山決口，皇帝令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治理。
高張二人完成任務不力，屬下李屯、張賓二人貪污公款，導緻河工未成。
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張賓二人拉到刑場處死，同時又因為痛恨兩位大臣“負恩徇縱”，命令把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捆起來，一同押赴刑場。
乾隆特意囑咐行刑官員，造成要将高張二人也一并斬首的假象。
高斌乃是皇貴妃的父親，也就是乾隆的嶽丈，當時年過七旬，眼見李張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膽俱裂，全身癱瘓，不支倒地。
負責監斬的欽差大臣，此時才說出高斌張師載二人此行隻是陪斬，實際上死罪已免，還要問他們的回話。
二人醒來之後，有如死過更生，當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時除感恩圖報，心中并無他想”。
乾隆對自己這種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認為這樣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
其後，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監工，結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僞，所以乾隆統治的中期，大臣們不敢不謹言慎行，唯命是從，吏治一時頗為整饬。
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
寄希望于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他回顧康、雍、乾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
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麼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 即位十餘年來，乾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
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
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
”他們遇事毫無定見，隻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
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裡，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朕于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争趨于寬。
朕于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争趨于嚴”，并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于茲！” 随着經受的挫折越來越多，乾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
他發現，并不是父親不願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
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
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态已經大大不同于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
乾隆發現，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确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面前懸起官爵和财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勢”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确實并非偶然，乾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
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蒙，百弊從生，激朕将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
”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綜核于将來。
” 乾隆早就醞釀着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并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
今天，這個日子終于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
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
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風。
皇後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複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
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
乾隆要求将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
不料戰争的進展遠遠超出乾隆的意料。
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
在倒黴的乾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争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複、張廣泗、讷親都在劫難逃。
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親，他是康熙皇後的親侄子，乾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乾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
然而，在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麼“功臣”“皇親”“朋友”，隻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
張廣泗被處斬。
讷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
慶複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梁自盡。
從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開了寬大仁慈的面具，抛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于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面，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
乾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決，均即處死。
以前多次批準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于一死。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後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
然而乾隆宣布，貪污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甯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于死地。
對于貪污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
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污挪用導緻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産賠補虧空。
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污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
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衆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
乾隆十三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
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衆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
鑒于金川戰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關系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
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
金川戰争進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
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
（《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
乾隆朝的君臣關系，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系，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系。
下面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
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洩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
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
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
“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系上，他并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産生強烈的逆反心理。
”（《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面。
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僞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僞”，“朕于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
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
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
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産，想分孔氏餘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乾隆還特别囑咐：“今既革職，傳谕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
”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棱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并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有所了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
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匙。
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
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
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
阿裡衮（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複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複于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訓斥貴州巡撫宮兆麟時，居然當衆提及了他的外号：“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于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号。
”絲毫不顧這位大員的正省級級别。
有時候，臭罵一頓還不能出氣，乾隆幹脆用惡作劇來折磨那些不聽話的人。
乾隆十八年（1753年），黃河在銅山決口，皇帝令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治理。
高張二人完成任務不力，屬下李屯、張賓二人貪污公款，導緻河工未成。
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張賓二人拉到刑場處死，同時又因為痛恨兩位大臣“負恩徇縱”，命令把河道總督高斌與張師載捆起來，一同押赴刑場。
乾隆特意囑咐行刑官員，造成要将高張二人也一并斬首的假象。
高斌乃是皇貴妃的父親，也就是乾隆的嶽丈，當時年過七旬，眼見李張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膽俱裂，全身癱瘓，不支倒地。
負責監斬的欽差大臣，此時才說出高斌張師載二人此行隻是陪斬，實際上死罪已免，還要問他們的回話。
二人醒來之後，有如死過更生，當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時除感恩圖報，心中并無他想”。
乾隆對自己這種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認為這樣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
其後，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監工，結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僞，所以乾隆統治的中期，大臣們不敢不謹言慎行，唯命是從，吏治一時頗為整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