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統治風格劇變——孝賢皇後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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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天了，大地無語，天高雲淡）
齊年率歸室，喬壽有何歡？（你先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活得再長，又有什麼快樂可言？）
第二年，86歲的老人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陵前，望着陵前高矗入雲的松樹，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吉地臨旋跸，種松茂入雲。
暮春中浣憶，四十八年分。
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孝賢皇後于戊辰大故，偕老願虛，不堪追憶！ 這一年，乾隆帝與孝賢皇後已分離48年。
3年後，也就是富察氏去世51年後，老皇帝終于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願望。
二乾隆十三年的風暴 也許是因為父親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極之初，就對13這個數字抱有不祥的預期。
他說：“朕禦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
”（《清高宗實錄》）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麼巧合。
乾隆這個奇怪的預感竟然絲毫不差地實現了。
這一年，乾隆遇到了兩件“大不稱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戰争進行到最困難的時候，面對小小頑敵清軍騎虎難下，清朝政府面子丢盡；另一件是孝賢皇後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後的去世沒有影響大清帝國的運轉。
事實上，古往今來，幾乎沒有哪個皇後之喪引起過國家這樣大的變故。
在乾隆皇帝看來，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為皇後辦理一個風光盛大的葬禮，這樣才能配得上皇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後的去世，對皇帝和對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其他人很難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
對朝中大臣們來說，皇後的喪事對他們不過意味着例行公事地完成喪禮禮儀，對各地疆臣來說，也不過是給皇帝寫一封表達悲痛的奏折而已。
這是國朝百餘年來的定例，誰也沒有料到這一事件會演變成一場全國官場的災難。
在葬禮辦理過程中，懶惰懈怠的官僚體系一再出現一些心不在焉的錯誤。
皇後去世一個月後，皇帝閱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後冊文，發現滿文譯文中将“皇妣”一詞不小心譯成了“先太後”，這一小小過失讓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交刑部治罪。
刑部見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從重判為絞監候。
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認為判得還不夠重，甚至因此認為刑部官員庇護原尚書，将刑部所有官員都一律革職，将阿克敦判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消息傳出，全國官員都大驚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驚剛剛開了個頭。
喪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橫挑鼻子豎挑眼。
五月間，因為皇帝認為皇後的冊寶制造得不夠精良，“甚屬粗陋”，配不上皇後的尊貴，把工部全堂問罪。
又因為祭禮所用的桌子不夠幹淨，把光祿寺主要官員一律降職。
因為冊谥皇後時禮儀出現小小纰漏，禮部尚書也被降級。
事情到此遠遠沒有停止。
清制辮發，十天半月就要剃頭一次。
按滿族舊習，帝後之喪，官員們在一百天内不能剃發，以表示自己專心悲痛，顧不上收拾自己的儀表。
不過，這隻是一種不成文的風俗，大清會典中并無記載，開國日久，一些滿族官員對此也已不甚清楚。
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許多官員百日内剃發，朝廷并沒有追究責任。
因此，皇後之喪中，許多人也剃了頭。
皇帝發現之後，大動肝火，認為這一是證明官員們對已故皇後“大不敬”，心中無哀痛之情；二是證明朝廷綱紀不振，百年成法開始被破壞。
一開始，他想把幾個剃頭官員一律處死，最後深入調查之下，他發現剃頭的人實在太多，幾乎無省不有，才不得不輕判。
但對于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這樣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頭，他卻無法容忍。
震怒之下，他賜周學健及另一個違制剃頭的湖廣總督塞楞額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因此革職。
對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順眼。
當他發現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後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時，立刻大發雷霆指責說：“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于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
”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盡”。
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請王大臣共鑒，他絕不食言。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争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于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态。
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平靜無事？ 皇後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
官場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
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制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面，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了解了。
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曆史，發現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
“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
”（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鳏夫因為喪偶而導緻的心理失常事件。
心理學家說，處于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系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别人。
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别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
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
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制自己，不加節制地釋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赢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
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
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
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
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确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态複萌。
乾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
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
（《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
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着沒有判決。
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緻積案如此之多。
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刹住了的貪污之風又開始擡頭了。
乾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污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污案件，讓乾隆十分震驚。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污不法。
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
并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并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
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
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緻有貪污腐敗以犯國法者。
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迹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
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财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污挪用所緻。
乾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
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
乾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
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
”（《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衆，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
乾隆慨歎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别貧窮的百姓。
然而那麼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
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着乾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
乾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
（《禦制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并要付諸實踐。
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
暮春中浣憶，四十八年分。
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孝賢皇後于戊辰大故，偕老願虛，不堪追憶！ 這一年，乾隆帝與孝賢皇後已分離48年。
3年後，也就是富察氏去世51年後，老皇帝終于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願望。
二乾隆十三年的風暴 也許是因為父親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極之初，就對13這個數字抱有不祥的預期。
他說：“朕禦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
”（《清高宗實錄》）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麼巧合。
乾隆這個奇怪的預感竟然絲毫不差地實現了。
這一年，乾隆遇到了兩件“大不稱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戰争進行到最困難的時候，面對小小頑敵清軍騎虎難下，清朝政府面子丢盡；另一件是孝賢皇後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後的去世沒有影響大清帝國的運轉。
事實上，古往今來，幾乎沒有哪個皇後之喪引起過國家這樣大的變故。
在乾隆皇帝看來，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為皇後辦理一個風光盛大的葬禮，這樣才能配得上皇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後的去世，對皇帝和對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其他人很難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
對朝中大臣們來說，皇後的喪事對他們不過意味着例行公事地完成喪禮禮儀，對各地疆臣來說，也不過是給皇帝寫一封表達悲痛的奏折而已。
這是國朝百餘年來的定例，誰也沒有料到這一事件會演變成一場全國官場的災難。
在葬禮辦理過程中，懶惰懈怠的官僚體系一再出現一些心不在焉的錯誤。
皇後去世一個月後，皇帝閱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後冊文，發現滿文譯文中将“皇妣”一詞不小心譯成了“先太後”，這一小小過失讓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交刑部治罪。
刑部見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從重判為絞監候。
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認為判得還不夠重，甚至因此認為刑部官員庇護原尚書，将刑部所有官員都一律革職，将阿克敦判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消息傳出，全國官員都大驚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驚剛剛開了個頭。
喪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橫挑鼻子豎挑眼。
五月間，因為皇帝認為皇後的冊寶制造得不夠精良，“甚屬粗陋”，配不上皇後的尊貴，把工部全堂問罪。
又因為祭禮所用的桌子不夠幹淨，把光祿寺主要官員一律降職。
因為冊谥皇後時禮儀出現小小纰漏，禮部尚書也被降級。
事情到此遠遠沒有停止。
清制辮發，十天半月就要剃頭一次。
按滿族舊習，帝後之喪，官員們在一百天内不能剃發，以表示自己專心悲痛，顧不上收拾自己的儀表。
不過，這隻是一種不成文的風俗，大清會典中并無記載，開國日久，一些滿族官員對此也已不甚清楚。
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許多官員百日内剃發，朝廷并沒有追究責任。
因此，皇後之喪中，許多人也剃了頭。
皇帝發現之後，大動肝火，認為這一是證明官員們對已故皇後“大不敬”，心中無哀痛之情；二是證明朝廷綱紀不振，百年成法開始被破壞。
一開始，他想把幾個剃頭官員一律處死，最後深入調查之下，他發現剃頭的人實在太多，幾乎無省不有，才不得不輕判。
但對于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這樣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頭，他卻無法容忍。
震怒之下，他賜周學健及另一個違制剃頭的湖廣總督塞楞額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因此革職。
對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順眼。
當他發現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後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時，立刻大發雷霆指責說：“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于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
”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盡”。
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請王大臣共鑒，他絕不食言。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争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于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态。
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平靜無事？ 皇後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
官場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
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制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面，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了解了。
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曆史，發現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
“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
”（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鳏夫因為喪偶而導緻的心理失常事件。
心理學家說，處于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系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别人。
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别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
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
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制自己，不加節制地釋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赢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
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
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
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
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确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态複萌。
乾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
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
（《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
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着沒有判決。
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緻積案如此之多。
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刹住了的貪污之風又開始擡頭了。
乾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污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污案件，讓乾隆十分震驚。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污不法。
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
并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并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
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
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緻有貪污腐敗以犯國法者。
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迹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
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财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污挪用所緻。
乾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
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
乾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
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
”（《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衆，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
乾隆慨歎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别貧窮的百姓。
然而那麼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
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着乾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
乾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
（《禦制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并要付諸實踐。
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