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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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斷彙報張照在貴州軍事行動中犯下的種種“大罪”。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
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确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
”雖然張廣泗一再攻擊，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
第二年又授給他内閣學士，入值南書房。
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複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
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隻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
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隻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鬥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
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
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
他閱讀奏折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
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
有一年内蒙古額驸（附馬）策淩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回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别是富德應該補為随印侍讀。
乾隆察言觀色，以策淩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淩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
“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
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
鄂氏奏辯說并沒有囑咐策淩說這些事。
皇帝并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
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隻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
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後又找了一個适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
他之防範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
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谲的政治局面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
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對每一個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麼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
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谕，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争的危險。
他曆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
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于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
事情過後，外面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
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準，則應恪守秘密，怎麼能漏洩于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并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
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缜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
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
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
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衆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
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
（《清高宗實錄》） 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面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
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系，盤根錯節，根深蒂固。
皇帝的一道诏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
特别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谕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栗，但過後又置于腦後。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
為了确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回京前，審理結案，并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
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蒙混過關。
心細如發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折。
在古北口外的行宮裡，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
回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
明系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緻黃于罪。
”并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複，希圖蒙混批準。
這樣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
伊等将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饬”。
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
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
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
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禦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
乾隆一時不明内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
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
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于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系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将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麼？”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
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關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
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谕旨中說：“若将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
”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
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内藏身斂迹，不敢再有任何舉動。
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
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于取得了初步成果。
（《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
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
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
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确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
”雖然張廣泗一再攻擊，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
第二年又授給他内閣學士，入值南書房。
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複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
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隻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
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隻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鬥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
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
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
他閱讀奏折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
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
有一年内蒙古額驸（附馬）策淩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回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别是富德應該補為随印侍讀。
乾隆察言觀色，以策淩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淩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
“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
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
鄂氏奏辯說并沒有囑咐策淩說這些事。
皇帝并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
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隻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
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後又找了一個适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
他之防範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
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谲的政治局面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
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對每一個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麼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
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谕，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争的危險。
他曆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
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于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
事情過後，外面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
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準，則應恪守秘密，怎麼能漏洩于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并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
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缜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
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
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
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衆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
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
（《清高宗實錄》） 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面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
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系，盤根錯節，根深蒂固。
皇帝的一道诏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
特别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谕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栗，但過後又置于腦後。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
為了确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回京前，審理結案，并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
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蒙混過關。
心細如發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折。
在古北口外的行宮裡，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
回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
明系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緻黃于罪。
”并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題複，希圖蒙混批準。
這樣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
伊等将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饬”。
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
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
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
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禦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
乾隆一時不明内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
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
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于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系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将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麼？”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
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面上完美的君臣關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
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谕旨中說：“若将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
”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
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内藏身斂迹，不敢再有任何舉動。
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
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于取得了初步成果。
（《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
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
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