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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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後領，并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曆來也沒有交還餘錢的記錄。
“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谙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
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
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
（《清高宗實錄》） 乾隆登基不久，因為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
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麼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丢官罷職，處理不當。
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麼純正。
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
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
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
于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
（《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
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折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
”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彙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
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
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
為什麼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覺輕輕歎息，揮筆在奏折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麼會次次那麼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
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
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
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
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争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
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争雙方按明确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
而在專制制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則意味着統治效能的下降。
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緻志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
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
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這種窩裡鬥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鬥得如此津津有味，鬥到了最後，他們簡直就是為鬥而鬥。
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别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于朝，入歎于室。
”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
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偾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
”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産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
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
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後期的内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
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
”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
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
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
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于相容。
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對方之下。
科名早、資曆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系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
（《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
雖然鄂張二人并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
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
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
”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
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在登基後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雲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
但是凡事都易有反複，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歸流後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
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緻。
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
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系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
張照到了貴州之後，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搜集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彙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
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彙報後，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彙報背後的朋黨背景。
他在張照的奏折上批道：“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
” 而且由于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無心軍事，平叛戰争一再失誤。
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回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消息大為興奮。
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系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
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制造大獄，把張照置于死地。
特别是張廣泗，他到了貴州
“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谙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
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
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
（《清高宗實錄》） 乾隆登基不久，因為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
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麼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丢官罷職，處理不當。
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麼純正。
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
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
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
于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
（《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
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折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
”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彙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
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
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
為什麼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覺輕輕歎息，揮筆在奏折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麼會次次那麼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
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
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
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
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争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
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争雙方按明确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
而在專制制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則意味着統治效能的下降。
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緻志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
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
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這種窩裡鬥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鬥得如此津津有味，鬥到了最後，他們簡直就是為鬥而鬥。
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别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于朝，入歎于室。
”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
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偾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
”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産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
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
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後期的内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
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
”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
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
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
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于相容。
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對方之下。
科名早、資曆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系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
（《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
雖然鄂張二人并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
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
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
”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
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在登基後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雲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
但是凡事都易有反複，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歸流後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
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緻。
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
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系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
張照到了貴州之後，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搜集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彙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
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彙報後，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彙報背後的朋黨背景。
他在張照的奏折上批道：“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
” 而且由于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無心軍事，平叛戰争一再失誤。
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回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消息大為興奮。
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系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
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制造大獄，把張照置于死地。
特别是張廣泗，他到了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