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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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防範太監幹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
太監是最容易破壞政治秩序的特殊群體，尤以漢代、唐代、明代為甚。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剛剛登上皇位兩個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敲打太監。
他發布上谕，提及雍正時期，一些太監不遵守既定禮制，妄自尊大。
他舉例說，雍正駕前的四品太監蘇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并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複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
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複在九州清宴用飯。
” 乾隆在這道上谕中嚴厲地說：“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闱，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後爾太監等各自凜遵制度，恪守名分……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
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許被詈之人，即行重責。
至接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
”（《清高宗實錄》） 清朝初期，宮廷典制并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了積累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
除了詳細規定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
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鬥毆、酗酒鬧事、聚衆賭博以及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直至請假逾期、當班遲到，都要被體罰重責，從二十闆到六十闆不等。
太監稍有小錯，經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雖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與許多太監建立了不錯的個人關系，但是太監一旦犯錯，他決不寬假。
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換夏衣時，由于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了一下手臂，于是龍顔大怒，立将太監張玉、蔡勳枷号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個夜晚，皇帝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寝宮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甯、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闆。
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于太監幹政的苗頭，乾隆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
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處太監高雲從向當朝大臣們洩露了職官任免檔案，乾隆皇帝異常震怒，牽涉此案的大學士于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内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禦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而太監高雲從則立即被處斬。
由于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所以終乾隆朝六十年，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任何幹擾和威脅。
二馭臣之術 相對以上幾種政治勢力，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
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
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
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隻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才會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男人為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
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為上帝的感覺。
從父親咽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面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
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
他明白這是因為從那一刻起，他手裡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
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系，就是主人和狗的關系。
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于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旋渦中。
周圍充滿着歡呼和贊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态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栗。
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
”（《乾隆帝及時代》）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
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
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
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着無窮無盡的野心、欲望和算計。
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
曆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
中國曆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于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這話聽起來駭人聽聞，事實上卻千真萬确。
作為個體，再狡猾、再有實力的官員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對手。
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合成官僚集團，形勢就發生了逆轉。
本來，官僚體系是皇帝親手建立起來的，但是，一旦建立和運轉起來，它就成了一個難以控制的龐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關切。
就像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雖然是主人所創造，卻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的考慮卻沒有這麼長遠。
歸根結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員們隻是掙份工資。
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
官僚集團運轉的規律是：在沒有利益驅動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于被動應付，隻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導緻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
而當他們發現政策的空子時，通常會把個人利益僞裝于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熱衷于編織關系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
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每一位官員都會成為中飽私囊的“碩鼠”，本來屬于皇帝或者說國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國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出現“官逼民反”這個命定的結局。
作為熟讀曆史，對人情世故領會頗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寬”并不是毫無尺度的。
在軟的一手背後，他還有硬的一手。
在彬彬有禮的同時，他認真觀察着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谛聽着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裡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并二百串錢。
區區幾百兩銀子，對于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
并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
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折，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
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于“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于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内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
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回事。
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隻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将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回。
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
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膽。
他下
太監是最容易破壞政治秩序的特殊群體，尤以漢代、唐代、明代為甚。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剛剛登上皇位兩個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敲打太監。
他發布上谕，提及雍正時期，一些太監不遵守既定禮制，妄自尊大。
他舉例說，雍正駕前的四品太監蘇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并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複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
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複在九州清宴用飯。
” 乾隆在這道上谕中嚴厲地說：“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闱，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後爾太監等各自凜遵制度，恪守名分……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
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許被詈之人，即行重責。
至接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
”（《清高宗實錄》） 清朝初期，宮廷典制并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了積累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
除了詳細規定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
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鬥毆、酗酒鬧事、聚衆賭博以及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直至請假逾期、當班遲到，都要被體罰重責，從二十闆到六十闆不等。
太監稍有小錯，經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雖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與許多太監建立了不錯的個人關系，但是太監一旦犯錯，他決不寬假。
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換夏衣時，由于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了一下手臂，于是龍顔大怒，立将太監張玉、蔡勳枷号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個夜晚，皇帝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寝宮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甯、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闆。
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于太監幹政的苗頭，乾隆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
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處太監高雲從向當朝大臣們洩露了職官任免檔案，乾隆皇帝異常震怒，牽涉此案的大學士于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内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禦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而太監高雲從則立即被處斬。
由于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所以終乾隆朝六十年，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任何幹擾和威脅。
二馭臣之術 相對以上幾種政治勢力，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
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
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
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隻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才會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男人為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
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為上帝的感覺。
從父親咽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面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
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
他明白這是因為從那一刻起，他手裡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
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系，就是主人和狗的關系。
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于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旋渦中。
周圍充滿着歡呼和贊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态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栗。
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
”（《乾隆帝及時代》）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
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
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
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着無窮無盡的野心、欲望和算計。
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
曆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
中國曆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于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這話聽起來駭人聽聞，事實上卻千真萬确。
作為個體，再狡猾、再有實力的官員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對手。
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合成官僚集團，形勢就發生了逆轉。
本來，官僚體系是皇帝親手建立起來的，但是，一旦建立和運轉起來，它就成了一個難以控制的龐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關切。
就像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雖然是主人所創造，卻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的考慮卻沒有這麼長遠。
歸根結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員們隻是掙份工資。
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
官僚集團運轉的規律是：在沒有利益驅動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于被動應付，隻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導緻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
而當他們發現政策的空子時，通常會把個人利益僞裝于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熱衷于編織關系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
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每一位官員都會成為中飽私囊的“碩鼠”，本來屬于皇帝或者說國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國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出現“官逼民反”這個命定的結局。
作為熟讀曆史，對人情世故領會頗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寬”并不是毫無尺度的。
在軟的一手背後，他還有硬的一手。
在彬彬有禮的同時，他認真觀察着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谛聽着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裡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并二百串錢。
區區幾百兩銀子，對于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
并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
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折，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
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于“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于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内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
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回事。
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隻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将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回。
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
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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