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6節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梁——中華民國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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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
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 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
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 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争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
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
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隻有寒風聽見》，文中并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将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隻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末來的發展和定位。
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将近十年，得以深耕台灣土她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
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
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一九七三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
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
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态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确”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隻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
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InternationalPEN），PE
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 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
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 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争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
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
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隻有寒風聽見》，文中并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将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隻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末來的發展和定位。
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将近十年，得以深耕台灣土她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
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
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一九七三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
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
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态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确”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隻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
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InternationalPEN），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