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5節 柏林的苦兔兒（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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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柏林去…”大約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柏林留學，在二月凍土的故鄉，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萦的天外夢境。
一九八五年整個春天，我在幾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親的舊夢好似在此複蘇，那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孱弱的嬰兒，如今到柏林來擔任客座教授，德國人堅持和訪問教授Visitingprofessor不同）。
正式講授給學份的文學課程，印在厚重的課程表上：“台灣文學”。
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國科會人文組華嚴主任的電話，說西柏林自由大學（FreieUniVerSitatBerlin）要找一位教台灣文學的教授，他們想推薦我去，問我能不能去？當時我手裡拿着電話，怎麼說呢？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這麼遙遠、轉折的邀請，隔了我父親雷雨多難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
我到柏林的時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樹都是枯枝，隻偶見一叢叢的淡黃色迎春花，接機的郭恒钰帶我到大學單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從鄰近搭公交車去學校。
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讀作“梯拉裡”，好聽極了，因此我從未迷路。
第二天早上，我須乘U-Bahn（讀作“烏邦”）地下鐵路到系裡與學生見面。
原來的怕林大學（HambOldt-UniVerSitatzuBerlin）“淪陷”在東柏林，被迫走蘇共的路線。
三年後，大部份學生，還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會，決議成立一個學術自由的大學。
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軍占領區，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創建“柏林自由大學”。
二00八年，六十校慶，同時入選為德國第九所“精英大學”，有學生三萬一千多人。
開設“台灣文學”為該校正式課程的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那時的校Dr．DieterHeckelmann（海克曼）。
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兩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帶着妻子兒女住在台大宿舍兩年，對台灣極友善。
台大許多傑出教授如翁嶽生、戴東雄、廖義男、陳維昭、王澤鑒等都曾前往擔任訪問教授。
我在怕林時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經常回台灣來與老友歡聚，且經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
德國統一後，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長。
另一位是負責中國研究所的郭恒鈕教授，山東人，一九六0年離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學進修曆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
一九九0年初曾到台大曆史系作訪問教授，講授德國史一年。
西柏林自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柏林留學，在二月凍土的故鄉，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萦的天外夢境。
一九八五年整個春天，我在幾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親的舊夢好似在此複蘇，那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孱弱的嬰兒，如今到柏林來擔任客座教授，德國人堅持和訪問教授Visitingprofessor不同）。
正式講授給學份的文學課程，印在厚重的課程表上：“台灣文學”。
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國科會人文組華嚴主任的電話，說西柏林自由大學（FreieUniVerSitatBerlin）要找一位教台灣文學的教授，他們想推薦我去，問我能不能去？當時我手裡拿着電話，怎麼說呢？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這麼遙遠、轉折的邀請，隔了我父親雷雨多難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
我到柏林的時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樹都是枯枝，隻偶見一叢叢的淡黃色迎春花，接機的郭恒钰帶我到大學單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從鄰近搭公交車去學校。
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讀作“梯拉裡”，好聽極了，因此我從未迷路。
第二天早上，我須乘U-Bahn（讀作“烏邦”）地下鐵路到系裡與學生見面。
原來的怕林大學（HambOldt-UniVerSitatzuBerlin）“淪陷”在東柏林，被迫走蘇共的路線。
三年後，大部份學生，還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會，決議成立一個學術自由的大學。
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軍占領區，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創建“柏林自由大學”。
二00八年，六十校慶，同時入選為德國第九所“精英大學”，有學生三萬一千多人。
開設“台灣文學”為該校正式課程的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那時的校Dr．DieterHeckelmann（海克曼）。
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兩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帶着妻子兒女住在台大宿舍兩年，對台灣極友善。
台大許多傑出教授如翁嶽生、戴東雄、廖義男、陳維昭、王澤鑒等都曾前往擔任訪問教授。
我在怕林時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經常回台灣來與老友歡聚，且經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
德國統一後，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長。
另一位是負責中國研究所的郭恒鈕教授，山東人，一九六0年離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學進修曆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
一九九0年初曾到台大曆史系作訪問教授，講授德國史一年。
西柏林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