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大文學院的回廊 第4節 “高級英文”課和革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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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台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一九七0年到一九八八年擔任中文系和曆史系研究所共同開設的“高級英文”課程，它是我最穩定、最強大的挑戰，也是我最樂意接下的挑戰。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文學院研究所的學生都有進修的企圖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曆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夠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閱讀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須加強。
一九七0年，我開始教第一班時，為測量他們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關世界文化的英文單篇文章，給他們讀後回答我一些問題。
我驚訝地發現，這些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很少讀過西方文化觀念的作品，更未曾有過與一本本英文原著奮鬥的經驗。
我認為要達到任何語文的深處，必須由完整的書才能看到比較完整的看法，不能隻閱讀零星的選文，所以我希望上學期至少讀兩本，下學期讀三、四本。
當我說出這個計劃時，引起一陣輕聲的驚呼:“怎麼?要讀五、六本原文書嗎?”但是，我了解，台大研究所學生不會承認什麼是“困難”的。
我自幼讀書，最愛那些令我反複思索的書。
在美國讀書或到歐洲訪問，關注比較文學的領域，以東方人的心态（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觀點看中國豐美的文學，往返之間，天地極寬，可以與這班學生認真讨論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計劃。
選取内容豐富、文字優美的書，對我不是難題。
我最大的難題卻是如何在同時對不同領域的人說話。
中文系和曆史系是我所尊重的專業領域，他們在校選修的課程不同，未來進修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們共同的興趣，達到“高級”英文的程度?唯一可行之路，也許是訴諸于共同的文學心靈。
那時是以美蘇為主，冷戰熾熱的世界，台灣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後，禁書名單很長，可以作為教材的英文數據多來自美國，最“前衛”的新書隻有極少數在台大附近，如歐亞、雙葉等幾家書店，照相盜印文化、心理或哲學方面的書，裝訂非常簡陋。
幸好可以流通的《時代》雜志，每期有十大最暢銷作品的名單，分為小說與非小說兩種。
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幾家書店買到，據說是有一些越戰美國軍人需要，所以我經常到中山北路尋書。
常去的是敦煌書店，書單出來後就可以買到翻印本，“效率”極高，也是一種盛況。
我至今記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着新出的洋書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連夜讀着。
我用作教材的書必須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興趣，文字優美清晰，政治立場并非那時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也必須是學生買得起的台灣翻版。
雖然我并未按年詳記。
但即以今日記憶搜集所及，我們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種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間西方文化關懷的變化，它們在台灣被翻印和閱讀，也産生了相當的影響。
我講授的第一本書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我大多數學生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文學院研究所的學生都有進修的企圖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曆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夠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閱讀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須加強。
一九七0年，我開始教第一班時，為測量他們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關世界文化的英文單篇文章，給他們讀後回答我一些問題。
我驚訝地發現，這些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很少讀過西方文化觀念的作品，更未曾有過與一本本英文原著奮鬥的經驗。
我認為要達到任何語文的深處，必須由完整的書才能看到比較完整的看法，不能隻閱讀零星的選文，所以我希望上學期至少讀兩本，下學期讀三、四本。
當我說出這個計劃時，引起一陣輕聲的驚呼:“怎麼?要讀五、六本原文書嗎?”但是，我了解，台大研究所學生不會承認什麼是“困難”的。
我自幼讀書，最愛那些令我反複思索的書。
在美國讀書或到歐洲訪問，關注比較文學的領域，以東方人的心态（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觀點看中國豐美的文學，往返之間，天地極寬，可以與這班學生認真讨論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計劃。
選取内容豐富、文字優美的書，對我不是難題。
我最大的難題卻是如何在同時對不同領域的人說話。
中文系和曆史系是我所尊重的專業領域，他們在校選修的課程不同，未來進修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們共同的興趣，達到“高級”英文的程度?唯一可行之路，也許是訴諸于共同的文學心靈。
那時是以美蘇為主，冷戰熾熱的世界，台灣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後，禁書名單很長，可以作為教材的英文數據多來自美國，最“前衛”的新書隻有極少數在台大附近，如歐亞、雙葉等幾家書店，照相盜印文化、心理或哲學方面的書，裝訂非常簡陋。
幸好可以流通的《時代》雜志，每期有十大最暢銷作品的名單，分為小說與非小說兩種。
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幾家書店買到，據說是有一些越戰美國軍人需要，所以我經常到中山北路尋書。
常去的是敦煌書店，書單出來後就可以買到翻印本，“效率”極高，也是一種盛況。
我至今記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着新出的洋書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連夜讀着。
我用作教材的書必須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興趣，文字優美清晰，政治立場并非那時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也必須是學生買得起的台灣翻版。
雖然我并未按年詳記。
但即以今日記憶搜集所及，我們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種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間西方文化關懷的變化，它們在台灣被翻印和閱讀，也産生了相當的影響。
我講授的第一本書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我大多數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