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大文學院的回廊 第4節 “高級英文”課和革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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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這本必須在數周内讀完的原文書大約是他們“苦惱的新世界”。
書中科技計劃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毀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辭，令人生畏。
但是在我詳細導讀前兩章之後，他們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漸漸進入書中對未來世界的種種假設與懷疑。
作者的祖父老赫胥黎是科學家，為捍衛達爾文進化論在十九世紀與偉伯福斯主教和詩人阿諾德等人，對宗教與科學教育有長期激烈的筆戰，百年後讀來，他們攸關生命起源和發展的辯論仍令人興奮!而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會在結束時，提到老赫胥黎的兩個孫子:一個是生物學家裘連·赫胥黎，一個就是兼具評論家、劇作家的此書作者阿爾多士·赫胥黎。
他們雖然經由兩種途徑繼續老赫胥黎的辯論：但著作中都承續老赫胥黎在争論中堅持的信念，就是：人雖是動物，卻生而具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志。
《美麗新世界》成書當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當從容地從文化大沖突宏觀布局，引經據典，有時甚至優雅地鋪陳一個科技控制的烏托邦，以一個女子琳達（Linda）和她的兒子約翰為中心，寫人性的掙紮和失敗。
約翰是個生長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稱為野蠻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運轉所見的世界卻是全書最美的篇章。
閱讀《美麗新世界》時，必須同時讀奧韋爾的《一九八四》。
這兩本小說都隻有兩百頁左右，無論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風格都大大不同，但卻同被認為是反極權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一起閱讀一起讨論。
寫《一九八四》的奧韋爾，曾在緬甸的英國殖民地作過警察，參加過西班牙内戰，被集體出賣，回到英國當記者，以社會主義的同情觀察低層社會的思想和疾苦。
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之後書寫《我為何寫作）說:“我讨論嚴肅問題的作品，無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
”《一九八四》預言老大哥政府（BigBrOther，一般認為是直指斯大林的極權統治）是運用懲罰，和對懲罰的恐懼。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訪美麗新世界》。
檢視二十七年間世界的變化和隐憂，指出在他的新世界裡，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運用科學與技術，有系統地達成宰制全民的極權。
殷海光的評論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頁二三｜一二一，台北桂冠出版社），說到那個極權政府的三句标語:“戰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說，真可算驚天動地的偉大發現，引起知識分子高度的關注。
在一九七0年的台灣，我把這二十多位青年帶到這個辯論的海邊，把他們用英文推進注滿高級思潮的海洋中，任他們漸漸發現海洋的深度。
文學不同的風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樣，也是千變萬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
書中科技計劃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毀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辭，令人生畏。
但是在我詳細導讀前兩章之後，他們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漸漸進入書中對未來世界的種種假設與懷疑。
作者的祖父老赫胥黎是科學家，為捍衛達爾文進化論在十九世紀與偉伯福斯主教和詩人阿諾德等人，對宗教與科學教育有長期激烈的筆戰，百年後讀來，他們攸關生命起源和發展的辯論仍令人興奮!而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會在結束時，提到老赫胥黎的兩個孫子:一個是生物學家裘連·赫胥黎，一個就是兼具評論家、劇作家的此書作者阿爾多士·赫胥黎。
他們雖然經由兩種途徑繼續老赫胥黎的辯論：但著作中都承續老赫胥黎在争論中堅持的信念，就是：人雖是動物，卻生而具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志。
《美麗新世界》成書當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當從容地從文化大沖突宏觀布局，引經據典，有時甚至優雅地鋪陳一個科技控制的烏托邦，以一個女子琳達（Linda）和她的兒子約翰為中心，寫人性的掙紮和失敗。
約翰是個生長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稱為野蠻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運轉所見的世界卻是全書最美的篇章。
閱讀《美麗新世界》時，必須同時讀奧韋爾的《一九八四》。
這兩本小說都隻有兩百頁左右，無論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風格都大大不同，但卻同被認為是反極權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一起閱讀一起讨論。
寫《一九八四》的奧韋爾，曾在緬甸的英國殖民地作過警察，參加過西班牙内戰，被集體出賣，回到英國當記者，以社會主義的同情觀察低層社會的思想和疾苦。
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之後書寫《我為何寫作）說:“我讨論嚴肅問題的作品，無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
”《一九八四》預言老大哥政府（BigBrOther，一般認為是直指斯大林的極權統治）是運用懲罰，和對懲罰的恐懼。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訪美麗新世界》。
檢視二十七年間世界的變化和隐憂，指出在他的新世界裡，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運用科學與技術，有系統地達成宰制全民的極權。
殷海光的評論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頁二三｜一二一，台北桂冠出版社），說到那個極權政府的三句标語:“戰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說，真可算驚天動地的偉大發現，引起知識分子高度的關注。
在一九七0年的台灣，我把這二十多位青年帶到這個辯論的海邊，把他們用英文推進注滿高級思潮的海洋中，任他們漸漸發現海洋的深度。
文學不同的風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樣，也是千變萬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