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洋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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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織襪機就叫了洋襪機,那襪子就叫洋襪子。

    随同那時被稱為“洋”貨的,還有洋火(火柴)、洋釘(鐵釘)、洋灰(水泥)、洋車(自行車)、洋鎬(鐵鎬)等一系列與外國人相關的日用品,因為一個“洋”字,就有了時尚和品質,有了與衆不同的風尚和氣度。

    也所以,大伯織洋襪子的機器和手藝,自然是遠近聞名,遐迩知曉。

    他不僅每年冬天都挑着擔子到東西兩山的深皺中,為那些連買個鐵釘都要跑幾十裡山路的農民織襪子,就是到了年關将近,他不跑山裡,也要把那機器架在村頭或者大門口,為路人和同村的鄰人們,織些白筒洋襪子。

     當然,給同村人織襪子,大伯一般是不收費用的,也不要任何别的物換與報酬。

    他所收的或還的,隻是世間人情和鄉裡之間為生存彼此的扶幫和照應。

    隻有為陌生的路人織襪時,他才收取些微的零用以補年關的家缺。

     我替大伯絞過那織襪的機把兒,沉重沉重,叽叽作響,織一雙襪子下來,胳膊便有了脹裂的酸疼。

    可是,大伯卻用他将近十年的時間,挑着那副擔子,絞着那沉重的把兒和他與子女們生命存活的本基,每次天不亮就挑着機器出村,三天五天後的落日時分,又挑着擔子回到村子裡。

     大伯離開村子時,擔子的一邊是那沉重的機器,一邊是較輕的洋織白線和他的粗谷幹糧。

    因為這輕重不均,他的扁擔在肩上就總是一端要長些,一端要短些。

    然而大伯回來時,他的擔子有些均衡了,扁擔的中部差不多移擱到了肩膀上。

    原來一端的那些白線沒有了,幹糧也盡了,可裝幹糧、白線的布袋裡,會裝上半袋黃玉米、紅薯幹和一些大豆、綠豆什麼的——這是他為人織襪子的換取和報酬,是我那些叔伯哥哥、弟弟、妹妹的口糧和生存。

    然而我和我的叔伯兄弟及姐姐妹妹們,那時并不怎樣看重那條帆布袋裡的糧食與雜谷,而是更為切切地看重大伯用手捂着的他的上衣口袋裡的東西。

     尤其那時的我。

     大伯多是在春秋天穿一件有許多補丁的黑夾襖,在寒冬臘月裡穿一件棉花已經死過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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