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冷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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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了寫作，并堅定日日地寫着。
白天到幾裡外的高中讀書，晚上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構思我的故事。
星期天下地勞動，到了晚上就點上油燈，伏在一張陳舊而破損的帶抽屜桌上，寫着我的關于階級鬥争和地主、富農、貧農，以及剝削與被剝削、反抗與被反抗，還有遠離家鄉之後，主人翁去找共産黨的那部長篇故事。
寫作成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年代裡，我比别的同學和鄉村的人們，都過得充實和多了一份願念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遙挂在未來的光明；使我覺得，正因為文學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時活着的意義，才有了我文學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艱澀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況，我的寫作或好或壞，已經寫有五百餘萬字的作品時，所有的記者見我都會千篇一律地問我世界上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誰、作品是什麼時，我都是認真地答道，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張抗抗；影響了我一生的作品，是張抗抗的《分界線》。
必須承認，我确實從心裡對抗抗大姐，充滿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感激之情。
歲月如同有用無用的書紙，日子是那書紙上有用無用的一些文字。
就這麼一頁一頁地掀着，仿佛我寫的無意義的小說一樣，到了我把那部長篇故事寫到三百餘頁時，因為大姐的腰痛日益加重，因為家裡确實需要有人幹活，需要有人去掙回一份維持油鹽藥物和零用的錢來，在高二期間，我讀了一個學期，便辍學回家去了。
那年我還不到十七歲，在家待了數天，把我的被子、衣物，還有正在寫作中的小說書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幾百裡外的河南新鄉，打工去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為辛苦的歲月，每每提起，都會唏噓掉淚。
我有一個叔叔，是我父親的親弟，他遠離家鄉，在新鄉水泥廠裡做着工人。
因為他在新鄉，也就首先介紹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書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鄉火車站當着搬運工人，把從火車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裝進加長加高過的架子車上，運往三十多裡外的水泥廠裡；起早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噸，一千公斤，六十多裡路，能掙四到五元。
因為哥哥在這兒幹着，我也就到這兒做了一個搬運工人。
我比哥哥個兒高些，卻沒有他那樣對人生和搬運的耐力。
每天天不亮時，我們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車，快步地往三十裡外的火車站去，每人裝上一噸煤或沙子，然後再緩慢地如牛一樣，拉着重車回來。
在平和的土道上，我們步履蹒跚，徐徐而行；遇到了上坡，無論坡陡坡緩，我們都把一輛車子放在坡下路邊，弟兄兩個合拉一車，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線，盤爬着自己的人生。
送上一輛，回來休息一會兒，再合拉另外一輛。
夏日時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時，路邊常有機井澆地，渴到難耐之時，我們就趴在路邊田頭，咕咕地狂飲一氣，如馬如牛，如沙漠駱駝，喝個痛快。
到了午飯，我們就總是趕到某一機井口上，吃着四兩一個，因為堅硬形長被我們形容為“杠子”的馍馍。
每次，喝着路邊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氣吃上兩個，八兩重量。
起初，我拉不動那上噸的煤車、沙車，吃不下那兩個杠子馍馍。
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車以外，還要在路邊吃馍時候，從他車把上吊的一個袋裡，給我摸出一塊烏黑的鹹菜塊兒。
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
白天到幾裡外的高中讀書，晚上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構思我的故事。
星期天下地勞動，到了晚上就點上油燈，伏在一張陳舊而破損的帶抽屜桌上，寫着我的關于階級鬥争和地主、富農、貧農，以及剝削與被剝削、反抗與被反抗，還有遠離家鄉之後，主人翁去找共産黨的那部長篇故事。
寫作成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年代裡，我比别的同學和鄉村的人們，都過得充實和多了一份願念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遙挂在未來的光明；使我覺得，正因為文學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時活着的意義，才有了我文學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艱澀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況，我的寫作或好或壞，已經寫有五百餘萬字的作品時，所有的記者見我都會千篇一律地問我世界上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誰、作品是什麼時，我都是認真地答道，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張抗抗；影響了我一生的作品，是張抗抗的《分界線》。
必須承認，我确實從心裡對抗抗大姐，充滿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感激之情。
歲月如同有用無用的書紙，日子是那書紙上有用無用的一些文字。
就這麼一頁一頁地掀着，仿佛我寫的無意義的小說一樣，到了我把那部長篇故事寫到三百餘頁時，因為大姐的腰痛日益加重，因為家裡确實需要有人幹活，需要有人去掙回一份維持油鹽藥物和零用的錢來，在高二期間，我讀了一個學期，便辍學回家去了。
那年我還不到十七歲，在家待了數天，把我的被子、衣物，還有正在寫作中的小說書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幾百裡外的河南新鄉，打工去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為辛苦的歲月，每每提起，都會唏噓掉淚。
我有一個叔叔，是我父親的親弟，他遠離家鄉，在新鄉水泥廠裡做着工人。
因為他在新鄉，也就首先介紹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書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鄉火車站當着搬運工人，把從火車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裝進加長加高過的架子車上，運往三十多裡外的水泥廠裡；起早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噸，一千公斤，六十多裡路，能掙四到五元。
因為哥哥在這兒幹着，我也就到這兒做了一個搬運工人。
我比哥哥個兒高些，卻沒有他那樣對人生和搬運的耐力。
每天天不亮時，我們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車，快步地往三十裡外的火車站去，每人裝上一噸煤或沙子，然後再緩慢地如牛一樣，拉着重車回來。
在平和的土道上，我們步履蹒跚，徐徐而行；遇到了上坡，無論坡陡坡緩，我們都把一輛車子放在坡下路邊，弟兄兩個合拉一車，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線，盤爬着自己的人生。
送上一輛，回來休息一會兒，再合拉另外一輛。
夏日時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時，路邊常有機井澆地，渴到難耐之時，我們就趴在路邊田頭，咕咕地狂飲一氣，如馬如牛，如沙漠駱駝，喝個痛快。
到了午飯，我們就總是趕到某一機井口上，吃着四兩一個，因為堅硬形長被我們形容為“杠子”的馍馍。
每次，喝着路邊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氣吃上兩個，八兩重量。
起初，我拉不動那上噸的煤車、沙車，吃不下那兩個杠子馍馍。
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車以外，還要在路邊吃馍時候，從他車把上吊的一個袋裡，給我摸出一塊烏黑的鹹菜塊兒。
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