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被我走丢了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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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值得一輩子終生不渝地做下去，而且父親讓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母親又讓我終生寫下去，我哪有停止讀書和寫作的來自家和土地上的理由呢。
那麼也就接着讀，接着寫。
在後來中國文學的黃金歲月裡，由我編劇的正能量的連續劇，連續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黃金時間段，那稿費比小說來得快得多，也多得多，于是每月我都給母親寄去她認為每天吃頓肉也花不完的錢，過着每年春節鎮長乃至縣長和縣委書記都會到家裡拜年的風光好日子，使得我們整個村的人，都以為我離開村莊真的出息了，有了名聲了，連縣長都到我家坐坐并請我吃飯了。
這樣兒，如一間房子不僅變成了一個村，而且轉眼又成了一座城市樣，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風光，真是酷冬過後的春日般，連房檐和樹枝上麻雀的叫聲都和人家不一樣。
可事情到了一九九四年，我還如往日一樣寫作着，卻因為一部中篇的麻煩和糾纏，使我在部隊寫了半年檢讨書，加之常年寫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筆，最後鬧到腰病、頸椎病同時發作，每天隻能躺在病床上，連吃飯也得要人端着送到手裡邊。
這期間，母親、哥哥、姐姐都從家裡趕到部隊去看我，見我不能走坐還躺在一家殘聯工廠為我特制的活動架子下，身子敞開，頭面朝天，懸着胳膊在半空的活動闆上寫作時，母親便又說：“你為寫作瘋了嗎？要把一個好人寫成壞人、殘人嗎？”哥哥則看着那躺椅和架闆評論道：“何苦呢……好好活着比你寫東西重要得多！”而我的姐姐們，則都說了一模一樣的話：“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了，你用不着這樣躺着還天天寫讓人不喜歡的東西呀。
” 然後是一家人的沉默和無言，一家人勸我要麼不要寫，要麼實在想寫了，就寫他人喜歡的——比如還寫中央台播的電視連續劇。
今天回憶那時他們說的話，我理解那不僅僅是他們說的話，而是一個村落和一片土地的聲音和靈悟，是我命運走向岔道後，扳道工的體悟和糾正。
而那時，我不能理解來自土地的聲音和精神，隻是為了讓他們放心回家去，就一連連地點着頭，如寫作檢讨般的認真和虔誠，直到他們都離開北京，回到了隻屬于他們的土地上，我又開始躺在殘聯為我特制的椅架下，繼續寫作《日光流年》那本書。
直到《日光流年》後，寫了《堅硬如水》和《受活》，并因為寫了《受活》而轉業，因為轉業又精神放松寫了另外兩本更令人惱火的小說後，我們縣的一個領導在那年春節時，通過電話對我正式宣布說： “我說連科呀，現在我對你說句實話吧——你其實是我們縣最不受歡迎的人！” 聽了這句話，我轟隆一下頓悟到，我和那塊土地的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和變故，就像一頭耕牛在不知不覺間脫缰，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一樣，他們已經覺得我不是那塊土地的兒子了。
他們認為那塊土地的兒子不該是我這樣子。
當我得知我是那塊土地上最不受歡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裡沒出門。
我不覺得這是一句可笑的話，也不覺得是一個人的酒後之亂言。
它是那塊土地上的正強音，是那塊土地的态度和立場。
這個時候我開始思忖我的寫作和我與那塊土地之關系。
我發現那塊土地完全可以沒有我，而我卻不能沒有那塊土地和村落。
沒有我，那塊土地依然會遵循着它已有的秩序和軌迹，日出日落，歲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麼樣，千年之後還是什麼樣。
而我若沒有那塊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沒有那村落，我就什麼也不是了。
我思忖，我可能是從那塊土地上出來走得過遠并忘了土地顔色的人。
我在那塊土地吃了、喝了并帶走許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長時間裡不回頭地朝前走，這樣就走得過遠了，差一點兒忘了自己家在哪兒了；忘了我出生在哪兒、成長在哪兒了；遠行得連那塊土地上的親人都不以為我和那塊土地
那麼也就接着讀，接着寫。
在後來中國文學的黃金歲月裡，由我編劇的正能量的連續劇，連續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黃金時間段，那稿費比小說來得快得多，也多得多，于是每月我都給母親寄去她認為每天吃頓肉也花不完的錢，過着每年春節鎮長乃至縣長和縣委書記都會到家裡拜年的風光好日子，使得我們整個村的人，都以為我離開村莊真的出息了，有了名聲了，連縣長都到我家坐坐并請我吃飯了。
這樣兒，如一間房子不僅變成了一個村，而且轉眼又成了一座城市樣，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風光，真是酷冬過後的春日般，連房檐和樹枝上麻雀的叫聲都和人家不一樣。
可事情到了一九九四年，我還如往日一樣寫作着，卻因為一部中篇的麻煩和糾纏，使我在部隊寫了半年檢讨書，加之常年寫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筆，最後鬧到腰病、頸椎病同時發作，每天隻能躺在病床上，連吃飯也得要人端着送到手裡邊。
這期間，母親、哥哥、姐姐都從家裡趕到部隊去看我，見我不能走坐還躺在一家殘聯工廠為我特制的活動架子下，身子敞開，頭面朝天，懸着胳膊在半空的活動闆上寫作時，母親便又說：“你為寫作瘋了嗎？要把一個好人寫成壞人、殘人嗎？”哥哥則看着那躺椅和架闆評論道：“何苦呢……好好活着比你寫東西重要得多！”而我的姐姐們，則都說了一模一樣的話：“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了，你用不着這樣躺着還天天寫讓人不喜歡的東西呀。
” 然後是一家人的沉默和無言，一家人勸我要麼不要寫，要麼實在想寫了，就寫他人喜歡的——比如還寫中央台播的電視連續劇。
今天回憶那時他們說的話，我理解那不僅僅是他們說的話，而是一個村落和一片土地的聲音和靈悟，是我命運走向岔道後，扳道工的體悟和糾正。
而那時，我不能理解來自土地的聲音和精神，隻是為了讓他們放心回家去，就一連連地點着頭，如寫作檢讨般的認真和虔誠，直到他們都離開北京，回到了隻屬于他們的土地上，我又開始躺在殘聯為我特制的椅架下，繼續寫作《日光流年》那本書。
直到《日光流年》後，寫了《堅硬如水》和《受活》，并因為寫了《受活》而轉業，因為轉業又精神放松寫了另外兩本更令人惱火的小說後，我們縣的一個領導在那年春節時，通過電話對我正式宣布說： “我說連科呀，現在我對你說句實話吧——你其實是我們縣最不受歡迎的人！” 聽了這句話，我轟隆一下頓悟到，我和那塊土地的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和變故，就像一頭耕牛在不知不覺間脫缰，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一樣，他們已經覺得我不是那塊土地的兒子了。
他們認為那塊土地的兒子不該是我這樣子。
當我得知我是那塊土地上最不受歡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裡沒出門。
我不覺得這是一句可笑的話，也不覺得是一個人的酒後之亂言。
它是那塊土地上的正強音，是那塊土地的态度和立場。
這個時候我開始思忖我的寫作和我與那塊土地之關系。
我發現那塊土地完全可以沒有我，而我卻不能沒有那塊土地和村落。
沒有我，那塊土地依然會遵循着它已有的秩序和軌迹，日出日落，歲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麼樣，千年之後還是什麼樣。
而我若沒有那塊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沒有那村落，我就什麼也不是了。
我思忖，我可能是從那塊土地上出來走得過遠并忘了土地顔色的人。
我在那塊土地吃了、喝了并帶走許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長時間裡不回頭地朝前走，這樣就走得過遠了，差一點兒忘了自己家在哪兒了；忘了我出生在哪兒、成長在哪兒了；遠行得連那塊土地上的親人都不以為我和那塊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