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長恨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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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現在回過頭去看很多作品，覺得寫得不夠好，很想重寫一遍，但事實上不可能，因為沒有寫作的欲望。
現在的認識和那時不一樣了，感情狀态也不一樣了，有時會驚異：這有什麼可寫的？居然還寫這麼多。
那時候想得少，精力卻充沛，恨不能将生活一網打盡，全部裝入書寫。
現在挑剔多了。
也不曉得寫到什麼時候就會不想寫了，或者再也寫不出來了。
張新穎：大概不會吧。
王安憶：不曉得。
但我一定會見好就收，絕對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寫不出來硬寫。
那是很不好的。
張新穎：這個很難判斷。
王安憶：自己心裡有數的。
我跟你說，沒有一個作家不清楚的，是作家都知道。
你看有些作家特别在乎别人的評論，然後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護，解釋自己的作品，心裡都很清楚的。
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實力，又使出了多少，實現了多少。
一部作品寫出來，任憑别人怎麼說，真知道好壞的就是作家自己，沒有例外的。
除非是特别愚頑的人。
張新穎：對你的批評意見其實也蠻多的。
王安憶：沒批評到點子上就和沒表揚到點子上一樣的。
張新穎：所以你其實不太在意的？ 王安憶：不太在意。
張新穎：對你不是有很大影響，是吧？ 王安憶：不是有很大影響。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批評很可分析。
有一些把你當作社會學的采樣來看，他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批評我怎麼樣對怎麼樣不對。
還有是從現代不現代的标準來批評我。
我能理解，批評者面對的是一個文本的世界，我們的寫作就是給他們作材料，佐證或者闡發他們的思想成果。
而我們的寫作一旦實現于社會，公之于衆，便是客觀存在，他們有權利使用它們。
但是，當然，我還是期待能聽到貼近我初衷的評介，我的台灣出版商，我們合作了十來年，彼此了解，他看《桃之夭夭》，說最精彩的一筆是，到最後你都沒有說出她的父親是誰。
這話很有道理的，她的父親是誰是不重要的事。
遲子建看《姊妹行》，她說看到最後，分田找到水，問水走不走，水把孩子一扔就說走，她說我看到這裡都驚呆了。
其實我真是當腦子裡有了這個動作時才覺得可以坐下來寫了。
寫作的人往往心有靈犀。
張新穎：《姊妹行》的叙述，前面很有耐心地寫點點滴滴、細枝末節、來龍去脈，一字一句，不厭其詳，不嫌其煩。
可是，寫到最後，簡潔來了，而且簡潔得令人震動，就是那個把小孩往地上一放，站起來就走的那幾句，要說驚心動魄，也不過分。
有了前面的細密堅實做鋪墊，簡潔幹脆的文筆的力量就一下子出來了；那種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的力量也就出來了。
這種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平時淹在人海裡看不出來，可正是這樣的看不出來卻蘊含着不可思議力量的東西，做成了廣闊的生活世界的底子。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篇東西。
王安憶：這種評價特别好，但你不能要求都是這種，因為這需要心有靈犀的。
都是做小說的人，明白什麼是活兒的眼。
這麼說，又太技術化了，事實上就是趣味的一緻性。
有時候，這種情形也會發生在職業和經驗完全不同的人身上。
我記得幾年前，到華山醫院和醫生護士做一個講座，有個女孩提出一個問題，我好像一下子被她點亮了。
這個年輕的醫務工作者，說為什麼作家們都喜歡寫反常的人，而不寫一個正常的人，其實正常的人才是美好的。
我就覺得一下子被點亮了。
其實在《長恨歌》之後，我企圖做的就是，寫正常的生活裡的力量。
所以稱為常态，就因為它的恒定性，其中有着極強大的，同時又隐匿的理由，這可說是生活的密碼。
現在回過頭去看很多作品，覺得寫得不夠好，很想重寫一遍，但事實上不可能，因為沒有寫作的欲望。
現在的認識和那時不一樣了，感情狀态也不一樣了，有時會驚異：這有什麼可寫的？居然還寫這麼多。
那時候想得少，精力卻充沛，恨不能将生活一網打盡，全部裝入書寫。
現在挑剔多了。
也不曉得寫到什麼時候就會不想寫了，或者再也寫不出來了。
張新穎：大概不會吧。
王安憶：不曉得。
但我一定會見好就收，絕對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寫不出來硬寫。
那是很不好的。
張新穎：這個很難判斷。
王安憶：自己心裡有數的。
我跟你說，沒有一個作家不清楚的，是作家都知道。
你看有些作家特别在乎别人的評論，然後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護，解釋自己的作品，心裡都很清楚的。
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實力，又使出了多少，實現了多少。
一部作品寫出來，任憑别人怎麼說，真知道好壞的就是作家自己，沒有例外的。
除非是特别愚頑的人。
張新穎：對你的批評意見其實也蠻多的。
王安憶：沒批評到點子上就和沒表揚到點子上一樣的。
張新穎：所以你其實不太在意的？ 王安憶：不太在意。
張新穎：對你不是有很大影響，是吧？ 王安憶：不是有很大影響。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批評很可分析。
有一些把你當作社會學的采樣來看，他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批評我怎麼樣對怎麼樣不對。
還有是從現代不現代的标準來批評我。
我能理解，批評者面對的是一個文本的世界，我們的寫作就是給他們作材料，佐證或者闡發他們的思想成果。
而我們的寫作一旦實現于社會，公之于衆，便是客觀存在，他們有權利使用它們。
但是，當然，我還是期待能聽到貼近我初衷的評介，我的台灣出版商，我們合作了十來年，彼此了解，他看《桃之夭夭》，說最精彩的一筆是，到最後你都沒有說出她的父親是誰。
這話很有道理的，她的父親是誰是不重要的事。
遲子建看《姊妹行》，她說看到最後，分田找到水，問水走不走，水把孩子一扔就說走，她說我看到這裡都驚呆了。
其實我真是當腦子裡有了這個動作時才覺得可以坐下來寫了。
寫作的人往往心有靈犀。
張新穎：《姊妹行》的叙述，前面很有耐心地寫點點滴滴、細枝末節、來龍去脈，一字一句，不厭其詳，不嫌其煩。
可是，寫到最後，簡潔來了，而且簡潔得令人震動，就是那個把小孩往地上一放，站起來就走的那幾句，要說驚心動魄，也不過分。
有了前面的細密堅實做鋪墊，簡潔幹脆的文筆的力量就一下子出來了；那種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的力量也就出來了。
這種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平時淹在人海裡看不出來，可正是這樣的看不出來卻蘊含着不可思議力量的東西，做成了廣闊的生活世界的底子。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篇東西。
王安憶：這種評價特别好，但你不能要求都是這種，因為這需要心有靈犀的。
都是做小說的人，明白什麼是活兒的眼。
這麼說，又太技術化了，事實上就是趣味的一緻性。
有時候，這種情形也會發生在職業和經驗完全不同的人身上。
我記得幾年前，到華山醫院和醫生護士做一個講座，有個女孩提出一個問題，我好像一下子被她點亮了。
這個年輕的醫務工作者，說為什麼作家們都喜歡寫反常的人，而不寫一個正常的人，其實正常的人才是美好的。
我就覺得一下子被點亮了。
其實在《長恨歌》之後，我企圖做的就是，寫正常的生活裡的力量。
所以稱為常态，就因為它的恒定性，其中有着極強大的，同時又隐匿的理由，這可說是生活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