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長恨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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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那綻放的一瞬,照亮了生活。

     張新穎:能夠寫出青春、純潔性,這也是一種能力。

     王安憶:下鄉的時候,我帶去了幾本小說書,其中有一本農村小說集,收了趙樹理的《春大姐》,我們莊上有一個中學生,一個女孩子,她借了去看,看完以後對我說,哎喲,這和迎春的事情特别像特别像。

    迎春是我們莊的一個姊妹,和本莊一個叫小牛的男孩子好了,遭到家人反對,打罵之下,竟直接跑到小牛家,成了親。

    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因為小說給我的感覺是很明麗的,整個氣氛軒朗向上,然而眼前的情景卻那麼黯淡,迎春和小牛雖然自由戀愛,生活得也不怎麼樣,依然是掙紮在勞苦的生計中,夫婦、婆媳、姑嫂間争吵頻繁,看不出有什麼特别的情感,可那女中學生在小說裡看見了他們的生活。

    我和她眼睛裡看出去的場景大相徑庭。

    所以,農村情景未必是我們所看見的那樣灰暗,他們有他們對生活的看法。

    那個時候,知識分子下放,當然對知識分子是殘酷的迫害,政治是不正确的,但無意中卻溝通了階層間的精神。

    知識分子消除偏見,農民們則接觸現代文明。

    那時候我們到農村去,任何偏僻的地方,差不多都能遇見一個完全不該在這兒出現的人。

    你會發現有一個人跟别人不一樣,他風度不一樣,長相不一樣,談吐不一樣,但你卻覺得很正常。

    有一個人不是寫過一篇散文叫《郭路生在杏花村》,在山西山村裡,一個青年用純粹的北京話朗誦新詩,真是有啟蒙的意思,也有傳奇的意思。

    這種景象是對那個時代的一種描摹。

    我們莊,有一個蚌埠醫療隊。

    它下放到農村,不僅是帶來醫療,還帶來知識和生活方式,從某種程度說,它改變了我們莊的氣質。

     張新穎:你的中篇裡面還有一部《傷心太平洋》。

    《紀實與虛構》想象性地追溯了母親這一脈的來曆,《傷心太平洋》則是追溯父親的經曆,但風格非常不同,相對于小說的“無中生有”而言,它似乎是實寫的;相對于小說的情節叙述而言,它又是彌漫的抒情的。

     王安憶:《傷心太平洋》是緊接《紀實與虛構》之後的一個中篇。

    我的小說裡有幾處意外之筆。

    一處意外是《傷心太平洋》,一處是《烏托邦詩篇》,沒有一個完整故事,完全是抒情性的。

     張新穎:而且感情比較強烈,很充沛。

     王安憶:但不是故事的性質,材料有限。

     張新穎:你那個充沛的感情就可以把它支撐起來。

    像《烏托邦詩篇》,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故事很空洞,什麼都沒寫,其實内容是很多的。

     王安憶:似乎是自願地放棄虛構故事的武器,不願意讓具體的情節細節來分配感情,或者說隐匿感情,感情幾乎是裸着的,脫去了日常生活的外殼,與我一貫的小說觀不太一樣。

    還有《一家之主》,也屬這類,但篇幅比較小,就一萬多字。

    在我的寫作中,還有一種例外就是我聽來的一個故事,比如《天仙配》《姊妹行》。

    這種故事先天就很好,關鍵是怎麼把它處理得當,千萬别糟蹋了。

    這兩個故事都是我聽過好久以後才寫的,我都不敢寫,怕把它們寫壞了。

    《姊妹行》的故事本身特别完整,你隻要自己加過程。

    《天仙配》的結尾很費周折,這個事情怎麼收住。

    這兩個故事我都特别小心翼翼地對待,怕傷害它們。

    很少碰到這麼好的運氣。

    比較多的情況都是和自己經驗有一定關系,然後再生出情節,結構故事。

    情形很複雜。

     張新穎:目前的階段應該算是一個比較平穩的階段,蠻順當,蠻平穩的。

     王安憶:對。

    比較清楚到底要什麼,不是東撞西撞,瞎貓撞死老鼠,比較有自覺。

    但是還會有不期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