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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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談了蘇童，就接着談談餘華吧。
王安憶：我覺得他們小一代作家都蠻可愛的，餘華也很可愛。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們中國作協一個十幾人的大團去台灣，需要在香港轉機，還要進到港島辦手續。我們這幫子人走在香港機場，遇見一個浙江人，矮矮瘦瘦的一個農民模樣的人，顯然是到台灣探親去的，老兵的後代一類的，他很惶惑，左顧右盼，背着行李，逢人就問怎麼辦簽證，應該怎麼搭車，然後他就問到餘華，他問到餘華的時候忽然之間開心地笑了，說了這麼句話，說你是去看爸爸的吧。很奇怪，其實我覺得他說這句話真是昏頭了，從年齡上講餘華完全不可能有在台的老兵爸爸的。
張新穎：餘華年輕啊，年輕得像個孩子似的。
王安憶：餘華他會給你什麼印象呢，他會讓你覺得是一個找爸爸的孩子。
張新穎：你這個說得有意思，我覺得餘華年輕，倒是沒有把這個年輕和找爸爸聯系起來。
王安憶：這個浙江人他直覺的反應就是，你去看你爸爸吧？我就覺得餘華始終像一個孩子，處在父子關系中的孩子。他曾經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寫得特别有意思，寫的是盲腸，以一個孩子的角度叙述，說他的父親是一個外科醫生，他父親給他們兄弟講，盲腸這樣東西一點用都沒有，隻有當它作亂的時候才能體現作用，然後呢他父親給他們講一個故事，說有一個飛行員，在飛機上面盲腸發作了，然後他居然對着鏡子自己給自己進行了盲腸手術。這兩個兒子非常崇拜這個父親，有一天回到家以後呢，他們看爸爸在那兒呻吟，說肚子痛肚子痛，兩個人就說，爸爸你怎麼樣了？爸爸說，我好像是發盲腸炎，你給我去叫某某叔叔，是醫生。他們倆就非常興奮，并沒有去叫這個醫生叔叔，而是搬過來一面大鏡子，讓他們的爸爸表演開盲腸。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爸爸看了鏡子以後的反應是哭了，他哭着懇求兒子們去找人來，最後他們的爸爸終于得到救助，把盲腸開掉，安然無恙。他父親就說了一句話：我的兩個兒子，就像盲腸。我覺得餘華就是處在這種父子關系裡，尋找和認同英雄父親是他一個母題。餘華這個人很有趣。
張新穎：餘華表面上有時候會給人一種痞子氣的印象，好像什麼都不在乎，其實這個人是很認真的。
王安憶：餘華曾經在我們作家協會作了一個很短的演講，聽衆對他不滿意，說他不認真什麼的。其實不是不認真，餘華可能講得太深了。那天他就是講了幾個他受影響的西方現代小說。那些東西非常重要，比如他就講一個女人，頭被齊根割斷，可是她還是立着，完好如初，隻是頸上多了一條紅圍巾。
張新穎：我看過，這是法國的一個小說。餘華還寫過一篇短文，專門講這個小說，就講這個紅圍巾。
王安憶：紅圍巾是很重要的。他講的五六個小說，全是紅圍巾這一類東西。紅圍巾，它是真實和不真實的一個環節，這是特别重要的東西，有了紅圍巾，事情就變得可能了。其實所有的神話，都是要有一個不可能到可能的環節，沒有這個環節，就無法自圓其說。他那天都是講這個環節，但是他不是很有準備的人，他講得不大清楚。下面的人聽不懂，就覺得他在瞎講。
張新穎：他是講寫作當中的體會，那大部分的人是不寫作的人。
王安憶：這種場合也不大适合講這種題目。那天對我倒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聊齋》，很多民間的鬼故事，都要看你這個紅圍巾怎麼處理，你怎麼把這個岔口給處理好。
張新穎：那這樣講，有沒有可能這就變成一個技術問題？我要寫到一個什麼東西，正好想到一個紅圍巾？
王安憶：現代小說是有技術問題的。比如有個日本女作家，寫過一個小說《蟹女》，我就覺得她把這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她寫一個精神病患者，對着一個醫生講她的幻覺，這個人的病是一種妄想狂，她總喜歡多，喜歡極其豐饒的景象，她向醫生講述的，都是多的意象：一個是她小時候，戰後沒什麼衣服的，她就和小朋友在車庫裡用紙剪偶人的衣裙，越剪越多，鋪天蓋地。再一個印象，元旦時候，他們日本人有一個登山的儀式，早上天不亮就開始登山，到天亮，回頭一看，人是越來越多。還有一個意象，小孩子玩方舟遊戲，想象我們造一個方舟，先上來一對小孩子，然後一對狗，一對貓，《聖經》裡不是說要一個公一個母，都是一對嘛，又是很多。最後出來的意象，她覺得自己不停地生孩子，生好多孩子，一胎接着一胎。談話的時候總是中午，醫生在吃便當，便當裡的肉汁也是很多。就這樣她老是給特别豐饒的幻覺吸引，她以精神分裂的幻覺解決了真實和不真實的過程。但也許并不算什麼，可貴的是她的幻覺是一個程序井然的世界，有邏輯推理的過程，是有機關的。現代小說都是搞這種鬼，其實我是不喜歡的，就是機關算盡。但如果它有好的東西出來，我也挺佩服。
王安憶：我覺得他們小一代作家都蠻可愛的，餘華也很可愛。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們中國作協一個十幾人的大團去台灣，需要在香港轉機，還要進到港島辦手續。我們這幫子人走在香港機場，遇見一個浙江人，矮矮瘦瘦的一個農民模樣的人，顯然是到台灣探親去的，老兵的後代一類的，他很惶惑，左顧右盼，背着行李，逢人就問怎麼辦簽證，應該怎麼搭車，然後他就問到餘華，他問到餘華的時候忽然之間開心地笑了，說了這麼句話，說你是去看爸爸的吧。很奇怪，其實我覺得他說這句話真是昏頭了，從年齡上講餘華完全不可能有在台的老兵爸爸的。
張新穎：餘華年輕啊，年輕得像個孩子似的。
王安憶：餘華他會給你什麼印象呢，他會讓你覺得是一個找爸爸的孩子。
張新穎：你這個說得有意思，我覺得餘華年輕，倒是沒有把這個年輕和找爸爸聯系起來。
王安憶：這個浙江人他直覺的反應就是，你去看你爸爸吧？我就覺得餘華始終像一個孩子，處在父子關系中的孩子。他曾經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寫得特别有意思，寫的是盲腸，以一個孩子的角度叙述，說他的父親是一個外科醫生，他父親給他們兄弟講，盲腸這樣東西一點用都沒有，隻有當它作亂的時候才能體現作用，然後呢他父親給他們講一個故事，說有一個飛行員，在飛機上面盲腸發作了，然後他居然對着鏡子自己給自己進行了盲腸手術。這兩個兒子非常崇拜這個父親，有一天回到家以後呢，他們看爸爸在那兒呻吟，說肚子痛肚子痛，兩個人就說，爸爸你怎麼樣了？爸爸說，我好像是發盲腸炎，你給我去叫某某叔叔，是醫生。他們倆就非常興奮，并沒有去叫這個醫生叔叔，而是搬過來一面大鏡子，讓他們的爸爸表演開盲腸。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爸爸看了鏡子以後的反應是哭了，他哭着懇求兒子們去找人來，最後他們的爸爸終于得到救助，把盲腸開掉，安然無恙。他父親就說了一句話：我的兩個兒子，就像盲腸。我覺得餘華就是處在這種父子關系裡，尋找和認同英雄父親是他一個母題。餘華這個人很有趣。
張新穎：餘華表面上有時候會給人一種痞子氣的印象，好像什麼都不在乎，其實這個人是很認真的。
王安憶：餘華曾經在我們作家協會作了一個很短的演講，聽衆對他不滿意，說他不認真什麼的。其實不是不認真，餘華可能講得太深了。那天他就是講了幾個他受影響的西方現代小說。那些東西非常重要，比如他就講一個女人，頭被齊根割斷，可是她還是立着，完好如初，隻是頸上多了一條紅圍巾。
張新穎：我看過，這是法國的一個小說。餘華還寫過一篇短文，專門講這個小說，就講這個紅圍巾。
王安憶：紅圍巾是很重要的。他講的五六個小說，全是紅圍巾這一類東西。紅圍巾，它是真實和不真實的一個環節，這是特别重要的東西，有了紅圍巾，事情就變得可能了。其實所有的神話，都是要有一個不可能到可能的環節，沒有這個環節，就無法自圓其說。他那天都是講這個環節，但是他不是很有準備的人，他講得不大清楚。下面的人聽不懂，就覺得他在瞎講。
張新穎：他是講寫作當中的體會，那大部分的人是不寫作的人。
王安憶：這種場合也不大适合講這種題目。那天對我倒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聊齋》，很多民間的鬼故事，都要看你這個紅圍巾怎麼處理，你怎麼把這個岔口給處理好。
張新穎：那這樣講，有沒有可能這就變成一個技術問題？我要寫到一個什麼東西，正好想到一個紅圍巾？
王安憶：現代小說是有技術問題的。比如有個日本女作家，寫過一個小說《蟹女》，我就覺得她把這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她寫一個精神病患者，對着一個醫生講她的幻覺，這個人的病是一種妄想狂，她總喜歡多，喜歡極其豐饒的景象，她向醫生講述的，都是多的意象：一個是她小時候，戰後沒什麼衣服的，她就和小朋友在車庫裡用紙剪偶人的衣裙，越剪越多，鋪天蓋地。再一個印象，元旦時候，他們日本人有一個登山的儀式，早上天不亮就開始登山，到天亮，回頭一看，人是越來越多。還有一個意象，小孩子玩方舟遊戲，想象我們造一個方舟，先上來一對小孩子，然後一對狗，一對貓，《聖經》裡不是說要一個公一個母，都是一對嘛，又是很多。最後出來的意象，她覺得自己不停地生孩子，生好多孩子，一胎接着一胎。談話的時候總是中午，醫生在吃便當，便當裡的肉汁也是很多。就這樣她老是給特别豐饒的幻覺吸引，她以精神分裂的幻覺解決了真實和不真實的過程。但也許并不算什麼，可貴的是她的幻覺是一個程序井然的世界，有邏輯推理的過程，是有機關的。現代小說都是搞這種鬼，其實我是不喜歡的，就是機關算盡。但如果它有好的東西出來，我也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