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莫言、賈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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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你和莫言認識應該是比較晚的吧。
好像《小鮑莊》和《透明的紅蘿蔔》是發表在同一期雜志上。
王安憶：對的。
呵呵，當時說到紅蘿蔔，我就說，紅山芋也可以啊，為什麼非要紅蘿蔔。
因為我是一個寫實主義者嘛。
這句話傳到他耳朵裡去了，結果可想而知。
所以我和莫言開始的時候也不協調的。
我覺得莫言開始對我是有偏見的，因為我樣樣東西都和他不一樣。
上海，女性，在他眼裡我好像是一個嬌小姐。
我記得我們一九八七年組團去德國，他就當衆譏诮我的，但是後來慢慢慢慢我就和他變得越來越融洽了，我覺得這個人感情蠻深厚的。
有一次我們兩個人到新加坡參加一個華人文學評獎，然後又一同到馬來西亞，講演了一圈，大概相處了有十幾天吧，相處得非常好，沒有發生任何的不開心，并且我們兩個人的講演也配合得非常好，我就覺得我和他之間本來的什麼一下子解決掉了，究竟怎麼解決的我也不清楚。
總之，自然而然。
後來我想大概是因為他覺得我也蠻樸素的，他會問我，王安憶你怎麼吃那麼多，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的，吃得多吃得少這個怎麼說，我覺得我隻是正常而已的嘛。
所以他發現我挺平實的。
等到他把這個成見放下來了，就開始正常地和我交往了。
張新穎：呵呵，因為你成名比較早啊，人家有壓迫感。
王安憶：那個時候他們都在讀我的《新來的教練》啊什麼的。
我覺得莫言是個元氣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來的。
有一次訪問閻連科的時候，有人問到，你和莫言最大的區别在哪？他說，我覺得最大的區别就是他寫得比我好。
這個回答很不容易，倒不是指他回答得謙虛，而是他說出一個事實，就是寫作最本質的差異，好和更好。
莫言我覺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農民裡生長出來的。
張新穎：而且他這個農民的立場他一點不掩飾。
王安憶：他不是說替農民代言那種意義的，而是他堅持在農民中的立場，使他獲得了一個獨立的空間，這空間在現實的層面上是人道的，審美上則是浪漫的。
張新穎：你剛才說莫言的小說泥沙俱下，我覺得說得特别好，很少有作家這樣大氣，因為泥沙俱下是需要一個巨大的流量的，流量不大你帶動不了這些泥沙，好的壞的都帶動起來；我還有種感覺就是，莫言有的時候寫得很差，有的時候寫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不敢寫差，他寫着寫着如果寫得很差，那就完了，從此就不會寫好了，莫言他有種非常大的能力，他寫得很差這個根本沒關系，他今天寫得很差，他下一本還能寫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一旦滑落了，那他就沒希望了。
莫言他寫得差對他就沒有傷害的。
也應該說是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王安憶：對。
你看他這麼粗壯的一個漢子吧，忽然之間能寫出這麼靈巧的東西，真的就是神來之筆。
他談到他們村莊，他父親的故事，他父親是個很有意思的人，我看過他和父母親的一張照片，兩邊是他的父親母親，他坐在中間，我看到就覺得，哎喲，這真是能生出天才的父母，他父親哦，就像樹根一樣的，布滿生活的痕迹，卻如此安靜，就那樣的一個父親和母親。
他父親很有意思的，他大哥是華師大的，假期回到家鄉，和同學介紹說，這是我父親，然後他父親就給了他大哥一個嘴巴，說什麼父親，我是你的爹。
和莫言在一起就是特别松弛，那次我們倆從瑞典的南部，一直到斯德哥爾摩，坐火車。
你知道北歐的風景很單調的，看外面的樹林，一溜都是樹。
我們一路認着樹過去。
我後來和莫言相處，就是那種輕松狀态。
莫言還有一點蠻好的，就是至少在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很刻薄的什麼話，他不攻擊人的。
汪曾祺也不攻擊人的。
他恨也就是恨，罵也就是罵，不像有些人挺陰毒的，會攻擊人，莫言就不會的。
張新穎：那莫言的作品裡，你覺得好的有哪些呢？ 王安憶：最好的是中篇，中篇是最适合他的寫作的體積。
中篇裡面他一方面會有所節制，不可
好像《小鮑莊》和《透明的紅蘿蔔》是發表在同一期雜志上。
王安憶：對的。
呵呵，當時說到紅蘿蔔，我就說，紅山芋也可以啊，為什麼非要紅蘿蔔。
因為我是一個寫實主義者嘛。
這句話傳到他耳朵裡去了，結果可想而知。
所以我和莫言開始的時候也不協調的。
我覺得莫言開始對我是有偏見的，因為我樣樣東西都和他不一樣。
上海，女性，在他眼裡我好像是一個嬌小姐。
我記得我們一九八七年組團去德國，他就當衆譏诮我的，但是後來慢慢慢慢我就和他變得越來越融洽了，我覺得這個人感情蠻深厚的。
有一次我們兩個人到新加坡參加一個華人文學評獎，然後又一同到馬來西亞，講演了一圈，大概相處了有十幾天吧，相處得非常好，沒有發生任何的不開心，并且我們兩個人的講演也配合得非常好，我就覺得我和他之間本來的什麼一下子解決掉了，究竟怎麼解決的我也不清楚。
總之，自然而然。
後來我想大概是因為他覺得我也蠻樸素的，他會問我，王安憶你怎麼吃那麼多，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的，吃得多吃得少這個怎麼說，我覺得我隻是正常而已的嘛。
所以他發現我挺平實的。
等到他把這個成見放下來了，就開始正常地和我交往了。
張新穎：呵呵，因為你成名比較早啊，人家有壓迫感。
王安憶：那個時候他們都在讀我的《新來的教練》啊什麼的。
我覺得莫言是個元氣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來的。
有一次訪問閻連科的時候，有人問到，你和莫言最大的區别在哪？他說，我覺得最大的區别就是他寫得比我好。
這個回答很不容易，倒不是指他回答得謙虛，而是他說出一個事實，就是寫作最本質的差異，好和更好。
莫言我覺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農民裡生長出來的。
張新穎：而且他這個農民的立場他一點不掩飾。
王安憶：他不是說替農民代言那種意義的，而是他堅持在農民中的立場，使他獲得了一個獨立的空間，這空間在現實的層面上是人道的，審美上則是浪漫的。
張新穎：你剛才說莫言的小說泥沙俱下，我覺得說得特别好，很少有作家這樣大氣，因為泥沙俱下是需要一個巨大的流量的，流量不大你帶動不了這些泥沙，好的壞的都帶動起來；我還有種感覺就是，莫言有的時候寫得很差，有的時候寫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不敢寫差，他寫着寫着如果寫得很差，那就完了，從此就不會寫好了，莫言他有種非常大的能力，他寫得很差這個根本沒關系，他今天寫得很差，他下一本還能寫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一旦滑落了，那他就沒希望了。
莫言他寫得差對他就沒有傷害的。
也應該說是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王安憶：對。
你看他這麼粗壯的一個漢子吧，忽然之間能寫出這麼靈巧的東西，真的就是神來之筆。
他談到他們村莊，他父親的故事，他父親是個很有意思的人，我看過他和父母親的一張照片，兩邊是他的父親母親，他坐在中間，我看到就覺得，哎喲，這真是能生出天才的父母，他父親哦，就像樹根一樣的，布滿生活的痕迹，卻如此安靜，就那樣的一個父親和母親。
他父親很有意思的，他大哥是華師大的，假期回到家鄉，和同學介紹說，這是我父親，然後他父親就給了他大哥一個嘴巴，說什麼父親，我是你的爹。
和莫言在一起就是特别松弛，那次我們倆從瑞典的南部，一直到斯德哥爾摩，坐火車。
你知道北歐的風景很單調的，看外面的樹林，一溜都是樹。
我們一路認着樹過去。
我後來和莫言相處，就是那種輕松狀态。
莫言還有一點蠻好的，就是至少在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很刻薄的什麼話，他不攻擊人的。
汪曾祺也不攻擊人的。
他恨也就是恨，罵也就是罵，不像有些人挺陰毒的，會攻擊人，莫言就不會的。
張新穎：那莫言的作品裡，你覺得好的有哪些呢？ 王安憶：最好的是中篇，中篇是最适合他的寫作的體積。
中篇裡面他一方面會有所節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