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承志、張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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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同代作家裡面，前面你特别談過了史鐵生；現在我們再談談其他人吧。
王安憶：同代人，我想張承志肯定是要說的。
有個現象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就是張承志其實是比較晚，傷痕文學過去了，他是尋根的時候才出現的，就是八十年代—— 張新穎：不是，比如說他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就很早。
我是一九七四年剛剛上小學，然後新時期文學大概是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我這個年齡的人，很少有像我讀新時期文學讀得這麼完整的，剛剛上小學的時候就開始讀文學，最早的就是報紙上登的《于無聲處》，家裡訂《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什麼的，那時候地方性的刊物都發很有影響的作品。
像王蒙的《春之聲》啊我都讀過。
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黑駿馬》，以前都得過全國獎。
王安憶：不過我注意到他的時候已經蠻晚了，至少我也已經挺出名的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蠻驕傲的，覺得自己也有點資本了。
他是一九八三年由《收獲》的一個老編輯帶到會議上來的，他也是在這個會上領獎，是領一個全國優秀小說獎吧，反正那是我們第一次交談，我覺得他特别誠懇，而且他也很謙虛的，當時我不知道他有那麼好的成績，所以我對他說話口氣也蠻大的。
他和我談到他寫的《北方的河》，就講到《北方的河》裡面的一個女性，一個女記者，他說，我對女性沒有把握，他就這麼和我談的。
當時我就覺得他是一個特别的理想主義者，而且你很不敢表态，因為你很容易就會流露出你對他的不理解。
他說到這裡面的男主角，沒有名字的，然後這個女性對他的理解，以為他是這樣一種人，其實不是，而是她根本不能夠到的一個人，他是這麼和我解釋《北方的河》的。
有了這種談話以後你就會有個很大的期待了。
張新穎：以後你們的交流怎麼樣？ 王安憶：他不知道我是很尊敬他的，我真的是很尊敬他的，他的意見我非常重視。
後來他到日本去一段時間，那是一個消沉的時期，我給他寄卡，讓人給他帶酒，而且寫信寫得都蠻長的。
那段時間他真的是很激憤的，其實那時候，大家都很消沉的。
他的感受則格外尖銳，做了個決定是退伍吧，公職都沒有了。
那個時候人人都很受傷、很受創的感覺，我們在北京的玉淵潭公園見面，那次談話談得特别長，一整個下午，夏天漫長的下午，我就覺得特别放松，他也很放松，也不談文學，談什麼文學嘛，就是像普通的朋友在公園裡面聊天。
那個時候大家也不急急忙忙地寫東西，變得很閑，多出了許多時間，使我們反而能正常地交流。
自那以後我們的相處一直很順利，也很積極。
最近的一次是在雲南開會，我們有一天晚上在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廣泛，他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對伊斯蘭教的解釋的變化，他自己也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是才從西班牙回來半年，和他新婚的妻子去西班牙。
我感到很奇怪，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現在對伊斯蘭教的解釋與《心靈史》裡完全不同，他認為這是一種很現世的宗教，這個宗教是要求發展的，它在物質上面是不排斥的。
當然他的态度依然是極端的。
比如關于和自然的關系，宗教都有着對自然的态度，他就說你的說法都是巴黎沙龍裡貴婦人的閑情，什麼環境啦動物啦。
但是整個思想的内容我就覺得他變得比以前溫和得多，包括對伊斯蘭教的解釋。
他說我現在再寫《心靈史》的話，肯定會和那時候不同了，他說寫《心靈史》的時候啊——這段話講得很好，我把它記下來了——他說我們都是被那個時代慣壞了，他指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個時代，他說那個時代你看我們一個個多盛氣淩人啊。
他這句話說得很好，我覺得，我們就是被那個時代慣壞了，他說他經常回憶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有正當的競争，有很好的編輯，包括很
王安憶：同代人，我想張承志肯定是要說的。
有個現象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就是張承志其實是比較晚，傷痕文學過去了，他是尋根的時候才出現的，就是八十年代—— 張新穎：不是，比如說他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就很早。
我是一九七四年剛剛上小學，然後新時期文學大概是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我這個年齡的人，很少有像我讀新時期文學讀得這麼完整的，剛剛上小學的時候就開始讀文學，最早的就是報紙上登的《于無聲處》，家裡訂《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什麼的，那時候地方性的刊物都發很有影響的作品。
像王蒙的《春之聲》啊我都讀過。
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黑駿馬》，以前都得過全國獎。
王安憶：不過我注意到他的時候已經蠻晚了，至少我也已經挺出名的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蠻驕傲的，覺得自己也有點資本了。
他是一九八三年由《收獲》的一個老編輯帶到會議上來的，他也是在這個會上領獎，是領一個全國優秀小說獎吧，反正那是我們第一次交談，我覺得他特别誠懇，而且他也很謙虛的，當時我不知道他有那麼好的成績，所以我對他說話口氣也蠻大的。
他和我談到他寫的《北方的河》，就講到《北方的河》裡面的一個女性，一個女記者，他說，我對女性沒有把握，他就這麼和我談的。
當時我就覺得他是一個特别的理想主義者，而且你很不敢表态，因為你很容易就會流露出你對他的不理解。
他說到這裡面的男主角，沒有名字的，然後這個女性對他的理解，以為他是這樣一種人，其實不是，而是她根本不能夠到的一個人，他是這麼和我解釋《北方的河》的。
有了這種談話以後你就會有個很大的期待了。
張新穎：以後你們的交流怎麼樣？ 王安憶：他不知道我是很尊敬他的，我真的是很尊敬他的，他的意見我非常重視。
後來他到日本去一段時間，那是一個消沉的時期，我給他寄卡，讓人給他帶酒，而且寫信寫得都蠻長的。
那段時間他真的是很激憤的，其實那時候，大家都很消沉的。
他的感受則格外尖銳，做了個決定是退伍吧，公職都沒有了。
那個時候人人都很受傷、很受創的感覺，我們在北京的玉淵潭公園見面，那次談話談得特别長，一整個下午，夏天漫長的下午，我就覺得特别放松，他也很放松，也不談文學，談什麼文學嘛，就是像普通的朋友在公園裡面聊天。
那個時候大家也不急急忙忙地寫東西，變得很閑，多出了許多時間，使我們反而能正常地交流。
自那以後我們的相處一直很順利，也很積極。
最近的一次是在雲南開會，我們有一天晚上在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廣泛，他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對伊斯蘭教的解釋的變化，他自己也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是才從西班牙回來半年，和他新婚的妻子去西班牙。
我感到很奇怪，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現在對伊斯蘭教的解釋與《心靈史》裡完全不同，他認為這是一種很現世的宗教，這個宗教是要求發展的，它在物質上面是不排斥的。
當然他的态度依然是極端的。
比如關于和自然的關系，宗教都有着對自然的态度，他就說你的說法都是巴黎沙龍裡貴婦人的閑情，什麼環境啦動物啦。
但是整個思想的内容我就覺得他變得比以前溫和得多，包括對伊斯蘭教的解釋。
他說我現在再寫《心靈史》的話，肯定會和那時候不同了，他說寫《心靈史》的時候啊——這段話講得很好，我把它記下來了——他說我們都是被那個時代慣壞了，他指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個時代，他說那個時代你看我們一個個多盛氣淩人啊。
他這句話說得很好，我覺得，我們就是被那個時代慣壞了，他說他經常回憶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有正當的競争，有很好的編輯，包括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