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承志、張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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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就是因為他們最弱啊。
凡是弱小苦難者，他都會激起反應，他懂得他們，他不是在甯夏調查，準備寫《心靈史》麼，他給房東帶的禮物我們都不能想象。
我們能夠想象的不外是給他們帶點糖果食物啊，最多帶點被子、糧食，他買了頭牛，六百塊錢，買了頭牛。
他懷着很美好的感情講房東家媳婦，将清苦的生活過得很有意境，比如面條，就會擀得又細又長，擺成一個十字，然後中間點一點紅的辣椒油，就成一朵花了。
張新穎：怎麼說，他和我們不一樣，因為我們是在漢文化的環境裡長大的，我們一講中國肯定是漢民族，平時也不大會去想漢文化以外的事情；他是回民，他這個工作的背景，包括下鄉的背景，都是在中國的邊上，老是和少數民族聯系，會不會産生一種對漢文化的—— 王安憶：抵觸。
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漢文化抵觸，他是對所有主流的文化的抵觸。
有一點蠻奇怪的，他絕對不吃豬肉的，是成年以後，他決定遵守伊斯蘭教教律，他就不吃了，很堅決地不吃。
我問你為什麼不吃，他就說，人有的時候必須要找一個東西來自律。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理性地選擇了信仰。
張新穎：我們的文學啊，我們一般意識不到，其實有一個優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關系的，我們老是說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其實就是漢文學了，少數民族的文學文化表達從來就沒有進入到這個主流裡面。
王安憶：但是張承志其實還是在漢文化裡啊，這是沒辦法的，與生俱來，但是他為自己建設了一個另類精神家園。
我就是覺得這個人的天性裡面是有一種蠻可貴的精神，比如他對自然的态度，很奇怪的，他曾經把他插隊地方的幾個牧民，帶到北京去，他帶他們去了北京動物園，他說他們看到老虎的那種眼光，怎麼描繪呢，不可思議地，就是覺得你們怎麼能把老虎關在籠子裡，如何的輕薄，沒有敬畏之心，他們對自然是很敬畏的。
張承志就是一定要找到一種使他敬畏的東西，他最苦的是他找不到。
張新穎：他真的是一個很獨特的人。
他不寫小說也有點可惜。
你說的那個很對的，就是他是一個詩人，他不是一個做活的人。
王安憶：他現在好像和以前已經有些變化了。
他是這一代紅衛兵作家裡面，思想最有發展的一個。
張新穎：你剛才說到張炜和張承志關系很好，你怎麼看張炜呢？ 王安憶：談到張炜，我覺得他寫得最好的，還是《九月寓言》。
雖然你可以看出他很多地方是學《百年孤獨》，但是學得好，它完整，他自己重新塑造了一個村莊。
張新穎：當然這樣理解會比較簡單，可我覺得他身上有兩種性質，一種是《九月寓言》這種，一種是《古船》那種。
你看他有的時候講話也是這樣，很幽默的，這個時候你就覺得他特别可愛；到他繃緊的時候，是那種批評啊，憤怒啊。
他一旦松弛下來，就特别有意思。
王安憶：他身上最文學的東西，就是詩意，他也是一個抒情詩人。
我特别喜歡他寫那些果園裡的、海邊的小女孩。
我和張炜說，我發現你寫的小女孩，都是那種小小的、乖乖的、特别美好的女孩子。
一旦他寫到這種情形下，文筆也流利了，情緒也變得非常的輕松快樂。
《九月寓言》是他最好的小說，将他的詩情最大規模地表現出來，《外省書》也不錯。
《外省書》還是在《九月寓言》那個系統下面的。
《外省書》裡面，他要批判的東西太多，有個批判其實很好，可是似乎資源不足，就是關于“普通話”的批判，可惜沒有充分表達。
他很想把生活當中現實的細節詩意化，在《九月寓言》裡做得非常自如，到《外省書》就做得有點生硬。
但是無疑，他是我認為正面的作家，有美好的情感。
“美好的情感”這個話現在已經被批判得沒什麼價值了，可事實上作品的好和壞一定是這上面來見分曉的。
凡是弱小苦難者，他都會激起反應，他懂得他們，他不是在甯夏調查，準備寫《心靈史》麼，他給房東帶的禮物我們都不能想象。
我們能夠想象的不外是給他們帶點糖果食物啊，最多帶點被子、糧食，他買了頭牛，六百塊錢，買了頭牛。
他懷着很美好的感情講房東家媳婦，将清苦的生活過得很有意境，比如面條，就會擀得又細又長，擺成一個十字，然後中間點一點紅的辣椒油，就成一朵花了。
張新穎：怎麼說，他和我們不一樣，因為我們是在漢文化的環境裡長大的，我們一講中國肯定是漢民族，平時也不大會去想漢文化以外的事情；他是回民，他這個工作的背景，包括下鄉的背景，都是在中國的邊上，老是和少數民族聯系，會不會産生一種對漢文化的—— 王安憶：抵觸。
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漢文化抵觸，他是對所有主流的文化的抵觸。
有一點蠻奇怪的，他絕對不吃豬肉的，是成年以後，他決定遵守伊斯蘭教教律，他就不吃了，很堅決地不吃。
我問你為什麼不吃，他就說，人有的時候必須要找一個東西來自律。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理性地選擇了信仰。
張新穎：我們的文學啊，我們一般意識不到，其實有一個優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關系的，我們老是說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其實就是漢文學了，少數民族的文學文化表達從來就沒有進入到這個主流裡面。
王安憶：但是張承志其實還是在漢文化裡啊，這是沒辦法的，與生俱來，但是他為自己建設了一個另類精神家園。
我就是覺得這個人的天性裡面是有一種蠻可貴的精神，比如他對自然的态度，很奇怪的，他曾經把他插隊地方的幾個牧民，帶到北京去，他帶他們去了北京動物園，他說他們看到老虎的那種眼光，怎麼描繪呢，不可思議地，就是覺得你們怎麼能把老虎關在籠子裡，如何的輕薄，沒有敬畏之心，他們對自然是很敬畏的。
張承志就是一定要找到一種使他敬畏的東西，他最苦的是他找不到。
張新穎：他真的是一個很獨特的人。
他不寫小說也有點可惜。
你說的那個很對的，就是他是一個詩人，他不是一個做活的人。
王安憶：他現在好像和以前已經有些變化了。
他是這一代紅衛兵作家裡面，思想最有發展的一個。
張新穎：你剛才說到張炜和張承志關系很好，你怎麼看張炜呢？ 王安憶：談到張炜，我覺得他寫得最好的，還是《九月寓言》。
雖然你可以看出他很多地方是學《百年孤獨》，但是學得好，它完整，他自己重新塑造了一個村莊。
張新穎：當然這樣理解會比較簡單，可我覺得他身上有兩種性質，一種是《九月寓言》這種，一種是《古船》那種。
你看他有的時候講話也是這樣，很幽默的，這個時候你就覺得他特别可愛；到他繃緊的時候，是那種批評啊，憤怒啊。
他一旦松弛下來，就特别有意思。
王安憶：他身上最文學的東西，就是詩意，他也是一個抒情詩人。
我特别喜歡他寫那些果園裡的、海邊的小女孩。
我和張炜說，我發現你寫的小女孩，都是那種小小的、乖乖的、特别美好的女孩子。
一旦他寫到這種情形下，文筆也流利了，情緒也變得非常的輕松快樂。
《九月寓言》是他最好的小說，将他的詩情最大規模地表現出來，《外省書》也不錯。
《外省書》還是在《九月寓言》那個系統下面的。
《外省書》裡面，他要批判的東西太多，有個批判其實很好，可是似乎資源不足，就是關于“普通話”的批判，可惜沒有充分表達。
他很想把生活當中現實的細節詩意化，在《九月寓言》裡做得非常自如，到《外省書》就做得有點生硬。
但是無疑，他是我認為正面的作家，有美好的情感。
“美好的情感”這個話現在已經被批判得沒什麼價值了，可事實上作品的好和壞一定是這上面來見分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