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陸文夫、高曉聲、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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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久違了，現在還有人過着這麼安靜的内心生活。
然後你會發現他們中間有着一位精神領袖，可能是一個老夫子，可能是一個挺現代的人……大家都會到他那裡去，聽他論道。
這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就是民間智士，我們上海人叫“老法師”。
這種人是很重要的。
張新穎：這在上海是沒有了吧，但我想上海很早就沒有了。
八十年代有嗎？我不了解。
上海人是比較個性的。
王安憶：也有的。
“文革”當中，年輕人基本處于無政府狀态，同時呢，又自發形成群體，就會有一個人出現，大家都喜歡到他家去聊天，聽他談東談西，他又很有權威性。
比如陳丹青提到過一個“城隍廟的拉斐爾”。
當時我學過樂器嘛，我們這些人當中就有這樣一個人。
他其實是一個音樂愛好者，但他是路路通，認識各種各樣的人。
“文革”當中我們這些插隊落戶的人不是都想考到各地文工團去嗎？各地文工團也集中到上海來招生，就需要找到一個人能提供人才。
而我們呢，則能通過這樣的人到各個團體去面試。
他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他自己在音樂方面也很野路子的，可是，大家都很尊敬他，因為我們也都是野路子嘛。
張新穎：那你到文工團不是通過這個人去的？ 王安憶：最後我是通過我媽媽的老戰友。
他幫我介紹了幾個地方，可是這幾個都是省團，我考不進去的呀。
但是他卻讓我結交了這麼一批人，像我這種無頭蒼蠅一般的，到處奔來奔去應考的人，有唱歌的，彈鋼琴的，拉提琴的。
我跟你講，到處奔來奔去應考的往往業務都是不大靈的，都是那種中不溜的，好的人老早前線、總政都看去了。
張炜也說過，他那時候在農村，聽說山那邊有一個人喜歡寫小說，他會背着他的小說爬山越嶺，到他那邊，天已經黑了，就點着燈，大家坐在桌子旁邊，你讀你的小說，我讀我的小說。
非常莊嚴的。
這情形看不到了。
它本身就是審美的，那時候的生活方式很審美的。
在小說《隐居的時代》裡我也寫過這麼一個人，原型是複旦大學中文系的老大學生，這人現在想起來就是一個沒有着落的人，分配他到外地，他又不願意去，不服從分配，一個社會青年。
他沒什麼事情，通過什麼關系，到我們插隊的那個縣城去做客，那地方很偏僻，要坐火車要坐船。
我現在回想起來很佩服他，生計都沒着落，他還有這個興緻。
他要來的消息很早就傳開了，到了這一天，大家都到那個地方去聽他談天，吃飯的時候就到食堂裡用臉盆打飯。
他講的也是些雜碎，但他是複旦大學的，中文系，我們就當他經典。
我想他年紀也不大，二十多歲。
好像那時代比今天顯得豐富。
張新穎：說到上海，我想起白桦，可以談一談嗎？白桦前幾年有幾篇小說寫得挺好的。
有的時候分不清楚是小說還是散文，其實寫得蠻好的。
王安憶：白桦是個詩人，他寫過一些散文和散文化的小說。
他的文字好。
他有一些散文挺動人的，我看了很震撼，但白桦這感情，到最後沒有擴張出來。
他的父親是被日本人殺的。
他很小的時候，有一天聽到日本人又在街上殺人，他就随了看熱鬧的人群奔過去看，結果路上碰到他們的街坊鄰居，街坊一把把他扯住，你怎麼能去看，你爸就是被日本人殺的。
這真的很好，這種東西其實在中國古人那裡很強的，可是到現在越來越弱。
我很喜歡他這類東西。
他因為是個詩人的緣故，如果去描摹一個真實的場景，會寫得特别漂亮。
但他情感的分量，難免受意識形态影響，會變得簡單化。
他還寫過兩個小人物，微如草芥，可是日本人侵略到他們家鄉的時候突然煥發出英雄的氣質來。
那也寫得很好，短短的。
他是有浪漫氣質的人。
然後你會發現他們中間有着一位精神領袖，可能是一個老夫子，可能是一個挺現代的人……大家都會到他那裡去，聽他論道。
這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就是民間智士，我們上海人叫“老法師”。
這種人是很重要的。
張新穎：這在上海是沒有了吧，但我想上海很早就沒有了。
八十年代有嗎？我不了解。
上海人是比較個性的。
王安憶：也有的。
“文革”當中，年輕人基本處于無政府狀态，同時呢，又自發形成群體，就會有一個人出現，大家都喜歡到他家去聊天，聽他談東談西，他又很有權威性。
比如陳丹青提到過一個“城隍廟的拉斐爾”。
當時我學過樂器嘛，我們這些人當中就有這樣一個人。
他其實是一個音樂愛好者，但他是路路通，認識各種各樣的人。
“文革”當中我們這些插隊落戶的人不是都想考到各地文工團去嗎？各地文工團也集中到上海來招生，就需要找到一個人能提供人才。
而我們呢，則能通過這樣的人到各個團體去面試。
他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他自己在音樂方面也很野路子的，可是，大家都很尊敬他，因為我們也都是野路子嘛。
張新穎：那你到文工團不是通過這個人去的？ 王安憶：最後我是通過我媽媽的老戰友。
他幫我介紹了幾個地方，可是這幾個都是省團，我考不進去的呀。
但是他卻讓我結交了這麼一批人，像我這種無頭蒼蠅一般的，到處奔來奔去應考的人，有唱歌的，彈鋼琴的，拉提琴的。
我跟你講，到處奔來奔去應考的往往業務都是不大靈的，都是那種中不溜的，好的人老早前線、總政都看去了。
張炜也說過，他那時候在農村，聽說山那邊有一個人喜歡寫小說，他會背着他的小說爬山越嶺，到他那邊，天已經黑了，就點着燈，大家坐在桌子旁邊，你讀你的小說，我讀我的小說。
非常莊嚴的。
這情形看不到了。
它本身就是審美的，那時候的生活方式很審美的。
在小說《隐居的時代》裡我也寫過這麼一個人，原型是複旦大學中文系的老大學生，這人現在想起來就是一個沒有着落的人，分配他到外地，他又不願意去，不服從分配，一個社會青年。
他沒什麼事情，通過什麼關系，到我們插隊的那個縣城去做客，那地方很偏僻，要坐火車要坐船。
我現在回想起來很佩服他，生計都沒着落，他還有這個興緻。
他要來的消息很早就傳開了，到了這一天，大家都到那個地方去聽他談天，吃飯的時候就到食堂裡用臉盆打飯。
他講的也是些雜碎，但他是複旦大學的，中文系，我們就當他經典。
我想他年紀也不大，二十多歲。
好像那時代比今天顯得豐富。
張新穎：說到上海，我想起白桦，可以談一談嗎？白桦前幾年有幾篇小說寫得挺好的。
有的時候分不清楚是小說還是散文，其實寫得蠻好的。
王安憶：白桦是個詩人，他寫過一些散文和散文化的小說。
他的文字好。
他有一些散文挺動人的，我看了很震撼，但白桦這感情，到最後沒有擴張出來。
他的父親是被日本人殺的。
他很小的時候，有一天聽到日本人又在街上殺人，他就随了看熱鬧的人群奔過去看，結果路上碰到他們的街坊鄰居，街坊一把把他扯住，你怎麼能去看，你爸就是被日本人殺的。
這真的很好，這種東西其實在中國古人那裡很強的，可是到現在越來越弱。
我很喜歡他這類東西。
他因為是個詩人的緣故，如果去描摹一個真實的場景，會寫得特别漂亮。
但他情感的分量，難免受意識形态影響，會變得簡單化。
他還寫過兩個小人物，微如草芥，可是日本人侵略到他們家鄉的時候突然煥發出英雄的氣質來。
那也寫得很好，短短的。
他是有浪漫氣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