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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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汪曾祺的小說，寫兩類東西最好，一個是勞動，一個是享受。
張新穎：你這個說法很好。
王安憶：其實他就是寫這兩件事情啊。
可以見出他對這兩件事情最尊重。
你看他寫的勞動。
我特别喜歡他寫的炕小雞，小雞出殼的那一瞬間，那師傅一直不吃不睡，兩隻眼睛都放出病态的光芒。
誰也不能和他說話，不能打擾他，好像在等一個神旨，忽然間，躍身說出一個“起”，小雞滿炕地瓜拉瓜拉叫，那種辛苦和歡樂！很奇怪，現在往往都是把勞動寫得非常辛苦，沒有樂趣了。
汪曾祺就不同，他就非常能寫勞動裡的樂趣，還寫了一個叫文嫂的女人吧。
文嫂就是西南聯大駐地給這些學生洗衣服做做家務的一個女人，幹的都是很瑣碎的活，但是掙了自己的一份衣食，你會覺得她有一種特别大的滿足，安居樂業的滿足，她女婿允諾将來可以養她，後來她女婿死了，她前景變得暗淡，對目下的生活也無興緻了。
他還寫到廚子炒菜，這不是一個下海的人，他是一個玩票的人，他的興趣并不在賺錢，就是在炒菜，後來就來了一個真正的炒菜師傅，這個師傅不感覺炒菜有什麼樂趣，就是拼命要掙錢，最後菜館就被這位職業廚師盤下，風格大變，人看上去很邋遢，店裡面也很邋遢，雞蛋是散了黃的。
我覺得他寫勞動寫得非常好。
寫享受，就更加不用多談了，比如說他寫一個鑒賞家，看别人畫畫，很喜歡，說有風，因為紫藤是亂的，這麼有趣。
而且他所有的勞動和享受全都不是那麼偉大的，都不是那麼壯闊的，全都是很日常的。
張新穎：你這個說法提醒了我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文學裡面寫勞動，把勞動寫得帶有享受性質，這個很好，但是太少了，在當代作家裡面，劉慶邦有的時候會寫，但是總的來說确實是很少。
大多都是把勞動寫得很苦啊，我覺得是有點問題的。
正常的勞動—— 王安憶：這和知識分子的遭際有關。
知識分子遭遇勞動一般都是受懲罰。
張新穎：我們的作家寫農民的勞動，其實體會不到農民的勞動是怎麼回事。
農民看莊稼一點一點長，其實心裡是有感情的。
王安憶：會幹活的農民會幹得幹幹淨淨，身上、農具上都很幹淨，做出來的活很漂亮。
張新穎：對。
我看劉慶邦寫一個農村的女孩子去挖地瓜，起早貪黑的，但是她心裡有一種喜悅，一下子挖到一個地瓜的那麼一種喜悅。
但是這個在我們當代文學裡面太少了。
王安憶：當代文學的控訴性太強了，勞動其實被意識形态化了。
張新穎：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寫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談談勞動，很有意思的。
王安憶：其實勞動是很美的，當然它不能超負荷。
張新穎：還有我看你寫《富萍》，最後寫到一對母子在家裡糊紙盒的情景，我看到這裡就覺得你寫得特别溫暖，換一個人就會寫得很苦啊。
王安憶：這正好能養活他們一家子，貧弱的人能夠養活自己，有什麼不好呢？ 張新穎：特别喜歡後面那一段。
王安憶：應該對勞動尊重。
你看我們現在是怎麼教育的，如果我們寫一個勞動模範，一定是寫他多麼多麼辛苦，多麼多麼克制，犧牲親情啊，犧牲很多享受，但是勞動本身給你的快樂你怎麼不談呢？所以那天陸星兒和陳思和對話的時候就說文學改變了我的生活，如果不是文學的話，我的生活不堪想象，這是她到最後說出來的。
勞動本身是有快樂的，怎麼會沒有快樂呢？我們總是寫勞動者怎麼怎麼受苦，其實這都是次要的，我估計現在大多數人是對職業不滿意。
張新穎：因為你對這個職業不了解，不能真正深入到這個職業的内部，所以你也享受不到這個職業的快樂。
王安憶：所以這又和寫作者的心态有關系。
寫作者自己不快樂，我覺得他自己不快樂。
張新穎：我有一個老師，就是李振聲，他就寫過一篇文章，他說你們說農民勞動很苦，但是農民從來不覺得勞動苦。
他是無錫的，和高曉聲是一個地方的。
我看了很吃驚，我說農民不覺得苦麼？我說我讀書覺得農民肯定覺得很苦，但是他說農民從來不覺得勞動苦。
可能生活會苦，但是勞動本身不苦。
王安憶：是啊，如果農民的勞動有回報的話，他是肯定覺得很幸福的。
但是農民實在是覺得他沒有回報，連飯也吃不飽。
我到現在還記得我插隊的時候挖河擡土，擡土的時候他們喜歡喊号子麼，會和着你的腳步，你會覺得很輕快，就像現在聽搖滾音樂一樣，當時有個女孩子和我講，幹這個活要有麥面的饅頭和山芋稀飯就行了，就是說，隻要有回報，我有力氣，那麼當然是快樂的，也可能是我們沒有回報，回報比較差，所以覺得苦。
張新穎：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被破壞了，那可能就會覺得苦。
如果你在一個政治比較安穩的年代，比較安穩的環境裡，就會有回報。
種下的莊稼它會長出來，長出來會有收成。
現在是勞動不但得不到相應的回報，而且勞動本身得不到尊重。
王安憶：勞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它把生存和藝術、思想都結合在一起。
社會分工分壞掉了呀，把這些都分割開來了。
張新穎：我們現在很多作家寫勞動的時候就
張新穎：你這個說法很好。
王安憶：其實他就是寫這兩件事情啊。
可以見出他對這兩件事情最尊重。
你看他寫的勞動。
我特别喜歡他寫的炕小雞，小雞出殼的那一瞬間，那師傅一直不吃不睡，兩隻眼睛都放出病态的光芒。
誰也不能和他說話，不能打擾他，好像在等一個神旨，忽然間，躍身說出一個“起”，小雞滿炕地瓜拉瓜拉叫，那種辛苦和歡樂！很奇怪，現在往往都是把勞動寫得非常辛苦，沒有樂趣了。
汪曾祺就不同，他就非常能寫勞動裡的樂趣，還寫了一個叫文嫂的女人吧。
文嫂就是西南聯大駐地給這些學生洗衣服做做家務的一個女人，幹的都是很瑣碎的活，但是掙了自己的一份衣食，你會覺得她有一種特别大的滿足，安居樂業的滿足，她女婿允諾将來可以養她，後來她女婿死了，她前景變得暗淡，對目下的生活也無興緻了。
他還寫到廚子炒菜，這不是一個下海的人，他是一個玩票的人，他的興趣并不在賺錢，就是在炒菜，後來就來了一個真正的炒菜師傅，這個師傅不感覺炒菜有什麼樂趣，就是拼命要掙錢，最後菜館就被這位職業廚師盤下，風格大變，人看上去很邋遢，店裡面也很邋遢，雞蛋是散了黃的。
我覺得他寫勞動寫得非常好。
寫享受，就更加不用多談了，比如說他寫一個鑒賞家，看别人畫畫，很喜歡，說有風，因為紫藤是亂的，這麼有趣。
而且他所有的勞動和享受全都不是那麼偉大的，都不是那麼壯闊的，全都是很日常的。
張新穎：你這個說法提醒了我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文學裡面寫勞動，把勞動寫得帶有享受性質，這個很好，但是太少了，在當代作家裡面，劉慶邦有的時候會寫，但是總的來說确實是很少。
大多都是把勞動寫得很苦啊，我覺得是有點問題的。
正常的勞動—— 王安憶：這和知識分子的遭際有關。
知識分子遭遇勞動一般都是受懲罰。
張新穎：我們的作家寫農民的勞動，其實體會不到農民的勞動是怎麼回事。
農民看莊稼一點一點長，其實心裡是有感情的。
王安憶：會幹活的農民會幹得幹幹淨淨，身上、農具上都很幹淨，做出來的活很漂亮。
張新穎：對。
我看劉慶邦寫一個農村的女孩子去挖地瓜，起早貪黑的，但是她心裡有一種喜悅，一下子挖到一個地瓜的那麼一種喜悅。
但是這個在我們當代文學裡面太少了。
王安憶：當代文學的控訴性太強了，勞動其實被意識形态化了。
張新穎：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寫一篇很好的文章，就談談勞動，很有意思的。
王安憶：其實勞動是很美的，當然它不能超負荷。
張新穎：還有我看你寫《富萍》，最後寫到一對母子在家裡糊紙盒的情景，我看到這裡就覺得你寫得特别溫暖，換一個人就會寫得很苦啊。
王安憶：這正好能養活他們一家子，貧弱的人能夠養活自己，有什麼不好呢？ 張新穎：特别喜歡後面那一段。
王安憶：應該對勞動尊重。
你看我們現在是怎麼教育的，如果我們寫一個勞動模範，一定是寫他多麼多麼辛苦，多麼多麼克制，犧牲親情啊，犧牲很多享受，但是勞動本身給你的快樂你怎麼不談呢？所以那天陸星兒和陳思和對話的時候就說文學改變了我的生活，如果不是文學的話，我的生活不堪想象，這是她到最後說出來的。
勞動本身是有快樂的，怎麼會沒有快樂呢？我們總是寫勞動者怎麼怎麼受苦，其實這都是次要的，我估計現在大多數人是對職業不滿意。
張新穎：因為你對這個職業不了解，不能真正深入到這個職業的内部，所以你也享受不到這個職業的快樂。
王安憶：所以這又和寫作者的心态有關系。
寫作者自己不快樂，我覺得他自己不快樂。
張新穎：我有一個老師，就是李振聲，他就寫過一篇文章，他說你們說農民勞動很苦，但是農民從來不覺得勞動苦。
他是無錫的，和高曉聲是一個地方的。
我看了很吃驚，我說農民不覺得苦麼？我說我讀書覺得農民肯定覺得很苦，但是他說農民從來不覺得勞動苦。
可能生活會苦，但是勞動本身不苦。
王安憶：是啊，如果農民的勞動有回報的話，他是肯定覺得很幸福的。
但是農民實在是覺得他沒有回報，連飯也吃不飽。
我到現在還記得我插隊的時候挖河擡土，擡土的時候他們喜歡喊号子麼，會和着你的腳步，你會覺得很輕快，就像現在聽搖滾音樂一樣，當時有個女孩子和我講，幹這個活要有麥面的饅頭和山芋稀飯就行了，就是說，隻要有回報，我有力氣，那麼當然是快樂的，也可能是我們沒有回報，回報比較差，所以覺得苦。
張新穎：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被破壞了，那可能就會覺得苦。
如果你在一個政治比較安穩的年代，比較安穩的環境裡，就會有回報。
種下的莊稼它會長出來，長出來會有收成。
現在是勞動不但得不到相應的回報，而且勞動本身得不到尊重。
王安憶：勞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它把生存和藝術、思想都結合在一起。
社會分工分壞掉了呀，把這些都分割開來了。
張新穎：我們現在很多作家寫勞動的時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