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曾祺
關燈
小
中
大
張新穎：這一代裡面的汪曾祺，也很特别。
王安憶：汪曾祺也應該算是和我母親，和宗璞是一輩的，但他又是另一種，他是比較民間的。
這個老頭子蠻好的，他真是叫作親切啊，他很有趣，和他在一起非常舒服，我和他接觸是比較多的，我到現在還記得和他一起領獎，領全國獎的時候，說話也不多的，但是他老是給我教誨，他說王安憶你一定要學習好的語言，一定要學習北方話。
我說為什麼，南方話不好麼？他也不多說，也不說南方話不好，就是說你要學習北方話，你要學習北方話。
張新穎：他家鄉江蘇高郵這個地方，算南方算北方？ 王安憶：應該算北方的。
這是一次教誨。
還有一次教誨，一九八七年，我們在香港的時候，他是從美國聶華苓的“國際寫作計劃”過來，乘遊艇，我們一幫年輕人和他打打鬧鬧的，然後我們就問他，寫不寫長篇，他說我不寫長篇，從來不寫長篇，好像對于長篇是鄙夷的态度。
我們就問他你為什麼不寫，他不說，後來他說了，他就說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說的話說出來，長篇是把你不必要說的話說出來。
他講話很好玩的，這是一次教誨。
再有一次教誨也很好玩，那次是金山國際會議，也是八十年代，他呢是用誇獎的方式，他就看我的發言稿裡面用了“聒噪”兩個字，他就問我這是哪來的，這樣追根溯源，我講不清楚的，說不知道，他說你好好想想這兩個字哪來的，他意思是說你還有點水平，用這兩個字，那我就仔細想是在哪裡看到的，想了半天我就說是在《約翰.·.克裡斯朵夫》裡面，他就說對呀，這是誰翻譯的，傅雷翻譯的呀。
這是又一次教誨。
他很有趣。
張新穎：這一點是他比較獨特的，很注意文字。
注意到一個“聒噪”，又想到傅雷。
王安憶：他非常注意文字。
還有一次在杭州的時候，他問我，你媽媽還寫不寫？我說不大寫了。
那時候已經到九十年代了，我說我媽覺得寫作已經挺痛苦。
他就說，她怎麼會覺得寫作痛苦呢？他說我都是喝了二兩酒，吃點茴香豆，然後開始寫，寫作是很享受的。
那次我們在杭州的時候，在一起相處的時間長一些，大家都非常随便了，就有一天談到了《沙家浜》，他說，“老子的隊伍才開張”，“開張”兩個字用得好，他問你們知道誰寫的？我們說不知道，他得意了，豎起大拇指：“我！”他非常得意，說“開張”這兩個字寫得好啊。
張新穎：好像汪曾祺不僅給你一個人的印象是這樣，你們幾個年輕的作家都覺得他很好。
王安憶：對，他很随和，也蠻喜歡女性的，但是他喜歡女性沒有一點點不好的東西，他就是喜歡看好看的東西，喜歡看花，喜歡看年輕的姑娘，這些事物那麼美，喜歡是很正常、很健康的，那時候開筆會總是玩到很晚麼，有一天不是很早也不是太晚的時候，人都走散掉了，他在走廊走來走去，就碰到我，我是準備要上床的樣子，我說我要睡了，他就很失落，問人都到哪去了呢？我說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東找西找，好像找到吳亮還是找到誰了，他就說：人呢，都到哪裡去了？剛碰到安憶了，安憶晚妝已畢，準備入寝。
意興未休的樣子。
我就覺得這個老頭子的心特别年輕。
他很好，但是我覺得特别奇怪就是他在他們那個京劇院，别人好像并不對他怎麼樣，他老是在預告京劇就要滅亡了，也許他們京劇院的人就此不喜歡他。
他去世的時候我給打了個唁電，我覺得我想的那句話挺好的，我說“天上人間共此仙”，但是京劇院過幾天退電報給我，北京有兩個京劇院，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院，我大概是攪混了，可是我覺得哪個京劇院都應該知道這個人啊，這封電報沒有發到他們家屬手裡。
這個老人挺好的。
張新穎：他的作品你讀得多嗎？ 王安憶：全部都讀過。
他還給我寄過一本書，這本書上面簽了一個什麼名，我還不大熟悉的，是寄錯了，然後他就寫了封信給我說，你把你的書寄給某某人，第三人會把那本書再寄給你。
顯然，三本書都寄錯了，于是，推磨似的寄一圈。
老頭做事真好玩。
還有一次，姚育明到北京去，他讓姚育明給我帶一幅畫，畫得很淡的，他就畫了一窩小鳥，好像上面有雨，就躲在樹葉底下，就叫《雨，沙沙沙》。
我不喜歡國畫的，畫得很淡，顔色很淺，看起來很灰暗，我曾想要不要去裱，後來人家就說你不要亂來，汪老用的顔料都是很奇怪的，像什麼雀巢咖啡一類的，一裱就裱壞了，我就原樣放那兒了。
和他們交往都很愉快，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有種行為藝術的人格，他們行為裡面很有藝術感的。
像我這種人不是和誰都能搭上話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興趣交往，我現在談到的這些人卻是印象深刻的，會産生一些感情的，于是會去主動地交往。
張新穎：我看過葉兆言寫的一篇汪曾祺的文章，他說汪曾祺其實蠻驕傲的，很随和是很随和，但是他對他的小說其實是很驕傲的。
王安憶：哈哈，我覺得汪曾祺在男人面前還會矜持一點，在女人面前就會非常放松。
張新穎：那你怎麼看汪曾祺的小說呢？ 王安憶：他到後來是越寫越短了，這個和年齡是很有關系的。
寫作畢竟是需要精力元氣。
像
王安憶：汪曾祺也應該算是和我母親，和宗璞是一輩的，但他又是另一種，他是比較民間的。
這個老頭子蠻好的，他真是叫作親切啊，他很有趣，和他在一起非常舒服，我和他接觸是比較多的，我到現在還記得和他一起領獎，領全國獎的時候，說話也不多的，但是他老是給我教誨，他說王安憶你一定要學習好的語言，一定要學習北方話。
我說為什麼，南方話不好麼？他也不多說，也不說南方話不好，就是說你要學習北方話，你要學習北方話。
張新穎：他家鄉江蘇高郵這個地方，算南方算北方？ 王安憶：應該算北方的。
這是一次教誨。
還有一次教誨，一九八七年，我們在香港的時候，他是從美國聶華苓的“國際寫作計劃”過來，乘遊艇，我們一幫年輕人和他打打鬧鬧的，然後我們就問他，寫不寫長篇，他說我不寫長篇，從來不寫長篇，好像對于長篇是鄙夷的态度。
我們就問他你為什麼不寫，他不說，後來他說了，他就說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說的話說出來，長篇是把你不必要說的話說出來。
他講話很好玩的，這是一次教誨。
再有一次教誨也很好玩，那次是金山國際會議，也是八十年代，他呢是用誇獎的方式，他就看我的發言稿裡面用了“聒噪”兩個字，他就問我這是哪來的，這樣追根溯源，我講不清楚的，說不知道，他說你好好想想這兩個字哪來的，他意思是說你還有點水平，用這兩個字，那我就仔細想是在哪裡看到的，想了半天我就說是在《約翰.·.克裡斯朵夫》裡面，他就說對呀，這是誰翻譯的，傅雷翻譯的呀。
這是又一次教誨。
他很有趣。
張新穎：這一點是他比較獨特的，很注意文字。
注意到一個“聒噪”，又想到傅雷。
王安憶：他非常注意文字。
還有一次在杭州的時候，他問我，你媽媽還寫不寫？我說不大寫了。
那時候已經到九十年代了，我說我媽覺得寫作已經挺痛苦。
他就說，她怎麼會覺得寫作痛苦呢？他說我都是喝了二兩酒，吃點茴香豆，然後開始寫，寫作是很享受的。
那次我們在杭州的時候，在一起相處的時間長一些，大家都非常随便了，就有一天談到了《沙家浜》，他說，“老子的隊伍才開張”，“開張”兩個字用得好，他問你們知道誰寫的？我們說不知道，他得意了，豎起大拇指：“我！”他非常得意，說“開張”這兩個字寫得好啊。
張新穎：好像汪曾祺不僅給你一個人的印象是這樣，你們幾個年輕的作家都覺得他很好。
王安憶：對，他很随和，也蠻喜歡女性的，但是他喜歡女性沒有一點點不好的東西，他就是喜歡看好看的東西，喜歡看花，喜歡看年輕的姑娘，這些事物那麼美，喜歡是很正常、很健康的，那時候開筆會總是玩到很晚麼，有一天不是很早也不是太晚的時候，人都走散掉了，他在走廊走來走去，就碰到我，我是準備要上床的樣子，我說我要睡了，他就很失落，問人都到哪去了呢？我說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東找西找，好像找到吳亮還是找到誰了，他就說：人呢，都到哪裡去了？剛碰到安憶了，安憶晚妝已畢，準備入寝。
意興未休的樣子。
我就覺得這個老頭子的心特别年輕。
他很好，但是我覺得特别奇怪就是他在他們那個京劇院，别人好像并不對他怎麼樣，他老是在預告京劇就要滅亡了，也許他們京劇院的人就此不喜歡他。
他去世的時候我給打了個唁電，我覺得我想的那句話挺好的，我說“天上人間共此仙”，但是京劇院過幾天退電報給我，北京有兩個京劇院，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院，我大概是攪混了，可是我覺得哪個京劇院都應該知道這個人啊，這封電報沒有發到他們家屬手裡。
這個老人挺好的。
張新穎：他的作品你讀得多嗎？ 王安憶：全部都讀過。
他還給我寄過一本書，這本書上面簽了一個什麼名，我還不大熟悉的，是寄錯了，然後他就寫了封信給我說，你把你的書寄給某某人，第三人會把那本書再寄給你。
顯然，三本書都寄錯了，于是，推磨似的寄一圈。
老頭做事真好玩。
還有一次，姚育明到北京去，他讓姚育明給我帶一幅畫，畫得很淡的，他就畫了一窩小鳥，好像上面有雨，就躲在樹葉底下，就叫《雨，沙沙沙》。
我不喜歡國畫的，畫得很淡，顔色很淺，看起來很灰暗，我曾想要不要去裱，後來人家就說你不要亂來，汪老用的顔料都是很奇怪的，像什麼雀巢咖啡一類的，一裱就裱壞了，我就原樣放那兒了。
和他們交往都很愉快，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有種行為藝術的人格，他們行為裡面很有藝術感的。
像我這種人不是和誰都能搭上話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興趣交往，我現在談到的這些人卻是印象深刻的，會産生一些感情的，于是會去主動地交往。
張新穎：我看過葉兆言寫的一篇汪曾祺的文章，他說汪曾祺其實蠻驕傲的，很随和是很随和，但是他對他的小說其實是很驕傲的。
王安憶：哈哈，我覺得汪曾祺在男人面前還會矜持一點，在女人面前就會非常放松。
張新穎：那你怎麼看汪曾祺的小說呢？ 王安憶：他到後來是越寫越短了，這個和年齡是很有關系的。
寫作畢竟是需要精力元氣。
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