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們有沒有力量審美化

關燈
相反的,或者有什麼不同,但是那個曆史的結構還是一樣的,而且更要命的是,這個曆史的結構就直接成了文學作品的結構。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類的作品它看不出作家的那個個人的創造力來。

     王安憶:我在想是不是太近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前總是簡單化的,正義和非正義之間,道德和非道德之間,現在呢,思想是解放了,材料也多了,也更接近于真相,卻又落到路線鬥争,派系鬥争,又有什麼意思? 張新穎:我們對曆史的理解其實是蠻模式化的。

     王安憶:蠻模式化的。

    大概毛病出在哪裡?我就是在想,如果我寫“文化大革命”,這是我唯一經曆過的革命麼,其他革命我還沒經曆過,而我很難把它審美化,怎麼審美化?紅衛兵運動,它到底要追求什麼?很不清楚的,法國大革命有它追求的東西,自由,平等,“文化大革命”它到底想要幹什麼呀?真的不知道它要幹什麼。

    可能我們出毛病了,我們沒有力量審美化,像雨果他們有一種力量将事實審美化。

    好像離我們近的曆史看看都是很陰暗的,清史有什麼好的,也很郁悶,明史更陰暗了。

     張新穎:好像在中國人的趣味裡面,有一種對陰暗的興趣,比如說如果你寫權力鬥争,很多人有這個趣味去看,去看陰謀,去看權術,這樣的小說電視劇啊總歸是受歡迎的。

     王安憶:那麼作為創作者來講,應該有自己的标準,應該有自己的取向。

     張新穎:我們的創作者其實也有這種趣味啊,你發現有些人就寫得津津有味。

     王安憶:你看雨果的《九三年》裡面,他也寫到路線鬥争,但是他,怎麼回事,不像我們這樣。

    他的路線,分歧在于對人類命運的不同認識,而我們的,就好像拉幫結派。

    大概還不是事實本身的緣故,還是審美能量,他們大概有一個叙事的傳統。

     張新穎:我們的文學就是抒情文學比較發達,叙事文學不發達的,叙事文學的傳統不夠強大。

     王安憶:可能是和這個有關系,中國詩歌好是很好,真的很好,但實在是太精緻了。

    這樣講越來越玄乎了。

    總之我就覺得要寫他們那樣的革命不容易,我現在找不到革命的材料,三百年的清朝吧,你說哪一場革命值得寫的。

     張新穎:清朝你就不要寫了,因為清朝一寫就讓人聯想到現在電視劇啊什麼的這些東西。

     王安憶:好像還是春秋戰國時候比較好,那個時代有點像雅典。

    想不出來現在還有什麼革命好寫。

    革命确實是一個非常使人醉心的題材。

    這也不是我的任務了,因為我不是這塊料,我不是适合寫革命的這種人。

     張新穎:如果是按照那種寫《叔叔的故事》的方式,或者這樣的方向,其實也可以寫革命。

     王安憶:我還是剛才那句話,我們好像老是逃不出那個批判現實主義,我現在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讓我走到真正的浪漫主義那裡去。

    好像中國的浪漫主義到後來都變成一種很憤怒的東西,就隻能自己氣憤。

    雨果是真的浪漫主義,他們對人性的要求特别高——你是很可憐的人,你真是很不容易,你很苦,可是你也不能夠卑下。

    我們都是好商量的,什麼都可以通融,很糟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