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台灣地區和馬華的文學,在台灣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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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句不大中聽的話,台灣的讀者比大陸的讀者修養成熟,他們的閱讀狀況比我們單純,比較容易選擇到品質好點的東西,講得簡單,就是他們識貨一點。

    我的書在大陸就是混在亂七八糟的出版物裡邊。

     張新穎:那台灣的出版物也很多呀。

     王安憶:比我們這裡質量好。

    他們同樣出那種non-fiction的東西吧,他們選擇得比我們好得多。

    我們這裡出版太混亂了,品質太低了。

     張新穎:你在大陸有沒有可能走台灣的那種方式,就将作品交給一家出版社? 王安憶:沒有一家出版社是我能夠絕對信任的,不可能将所有版權全給某一家,找不到這麼一家。

    這還和整個出版環境、人文環境有關系。

    我對這邊的市場是采取放棄态度的,我給他們簽約也是非常限制性的,隻是單項版權,其他都不包括的。

     張新穎:不過我們這裡好像,有點亂,按理說,比如說在國外的話,比較重要的作家,或者作品比較多的作家,基本上是有固定的出版商。

     王安憶:我們現在不規則,應該是有一個固定的出版社,對大家都好。

    你現在叫我挑出版社,叫我挑哪一家,哪一家是值得我信任的?并且你要替我做的話,你還應該有一套宣傳的辦法,我原來的那個出版商他特别特别好,他們好像分得很清的,暢銷書的宣傳手段和純文學宣傳手段是兩種手段,絕對不可能寫點你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在報紙上,絕對不可以。

     張新穎:《紀實與虛構》在大陸出過幾個版本,好像不一樣? 王安憶:兩版。

    一個是《收獲》删節的,二十一萬字,浙江文藝社的就是二十一萬字,加了一個《傷心太平洋》;作家社的那套文集裡的,也是二十一萬字的。

    還有全本,三十四萬字,就是人民文學社的那個版。

     張新穎:台灣出的也是二十一萬字那個版。

     王安憶:他們就特别怕厚,三十四萬字對他們來講簡直就是兩本書了,太厚了。

    應該講我是蠻幸運的,台灣現在出版那麼不景氣。

    我的書在那邊是真的不斷走好,而且挺搶手。

    我現在是控制這種搶的局面,因為我特别不喜歡被人家哄搶,但是已經不像當初那麼單純了,以前大家都曉得是陳雨航的人,誰都不來搶,大家也很尊重他,他也是出版界的老大哥,不能夠去搶他的人,那一陣子特别好,我也很省心。

    現在就等于我自己要出來協調一些關系,我特别怕這個事情,所以我現在寫的長篇都沒告訴任何人,到時候我定好以後就立刻給出稿子,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陳雨航那個人特别好,他一方面很現實,又很有理想,他不做我真是蠻痛心的,競争是件很殘酷的事情。

     張新穎:在國外的翻譯版本的情況怎麼樣? 王安憶:翻譯的版本麼,九十年代以前的時候是德國做我,以後他們也就對我的作品不感興趣,而且他們九十年代以後大批的漢學家都轉向經濟,整個漢學界對文學就是開始冷淡下來。

    現在法國開始做我,零零碎碎的事情我就不談了,計劃還在進行。

     張新穎:亞洲的國家沒有? 王安憶:零零星星的這種都是不成氣候的,你要有計劃的做的話,才可能有氣候。

    而總的來講,在文學國際市場上,中國文學的聲勢是很弱,怎麼都不可能進入主流的,那幹脆還不如讓自己環境清潔一些呢,你零零星星出一本書兩本書,在書店裡面大海撈針,誰也看不見你。

    我在美國時候去書店裡邊找中國的書,插在書架裡邊的,找也找不到,一般是要放到桌上才能看到的。

    我們習慣稱豎起來和橫下來,橫下來是好銷的書,豎起來基本上沒什麼指望了。

    很困難的一點就是,現在是印刷品泛濫的時代。

     張新穎:現在不僅是印刷品泛濫,你剛才講的那個文字刻在石頭上,其實我就想起本雅明有句話說得很好,他說一開始那個文字是站着的,刻在石頭上的,後來就變成躺着的了,就是到了印刷品上,那現在到了電腦上,電腦機器對印刷品的沖擊還很大。

     王安憶:它重複得太方便了。

     張新穎:你在石頭上刻一個字,那肯定是很慎重的。

     王安憶:一個是很慎重,另一個是它很難複制,别人要來看的話要跑好遠的路。

    現在就是坐家裡邊什麼都能看到,很可怕,這種傳遞的快速是很可怕的。

    這種方便會給藝術帶來很大傷害,因為藝術的本質是由不方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