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台灣地區和馬華的文學，在台灣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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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大的世界上隻是分兩類，隻有兩類，比如說性學家眼睛裡邊的，所有的人就是男人和女人；政治家眼睛裡，要麼是革命黨，要麼是保皇黨；一個醫生，她們家有一個專門看五官的醫生，不看感冒，隻看五官，看耳朵，非常專門——在他眼睛裡面，隻有兩種人，一種是幹耳屎，一種是濕耳屎，兩種不同性質的人；而在我眼睛裡面，小說隻分兩類，一種“三國”系統，一種“紅樓”系統。
而她說她一直以為内地的作家大部分都是“三國”系統的，而王安憶是“紅樓”系統的。
她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想大概可以解釋台灣對我的接受，就是比較日常生活化，不是這種史詩型的。
張新穎：那現在我們很多作家也都是日常生活化的，不是史詩型那樣子的，可是接受程度并不高。
王安憶：那我大概運氣比較好。
張新穎：用運氣來解釋不是一個解釋。
王安憶：我在想恐怕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還是剛才那個，台灣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作家都不大講故事，其實我覺得人們心裡面還是喜歡聽故事，還是喜歡故事。
張新穎：但是有的人也會認為你的故事不吸引人，那像《紀實與虛構》這個故事。
王安憶：可是這部作品在台灣讀者倒是蠻喜歡的。
張新穎：其實這部作品在大陸的讀者也不會很多。
王安憶：關鍵我覺得這裡大概還是有出版商的功勞，這不能否認。
有一段時間，所有的台灣出版商都以為我已經簽了某一家出版社，誰都沒來找我，所以我有這麼幾年空在那，台灣出版商都不來找我的。
隻有一個人，叫陳雨航，他那個時候剛剛從“遠流”出來，想自己辦出版社，他就是隻是想來看看我，認識認識我，他一來以後就發現我其實誰都沒簽，大概是一九九〇年的時候吧，或者一九九一年，他感到很驚訝，然後他回去計劃了下，過了不到一個月又來了，就找我，找葉兆言和蘇童，和我們簽了一個約，五年裡邊，所有的書都給他，他有首選權，他不要的再給别家出版社，他當然預支了一些稿酬什麼的，結果我和他合作特别好，過了五年以後我還是所有的書都給他。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很欣賞我。
張新穎：這個人原來寫過小說的，可能就是因為他原來是小說家，他知道你的小說寫得好，如果就單是一個做出版的，他不一定知道你小說寫得好壞。
王安憶：他很喜歡我的小說，他很欣賞。
我現在覺得，他這個策略特别對，集中在一個出版社做，開始挺賠的，直到《長恨歌》，有了轉機，做到後來他真的把我做出來了。
他那個公司成績非常非常好，然後就聯合好多家出版社，成為城邦出版集團，業績也很好，集團就上市了，上市以後就被李嘉誠買去了，先被李嘉誠買去還是先上市我也搞不清楚，總之，蒸蒸日上，然而問題也來了，董事會要求經濟的指标了，他說我不是不賺錢，隻是賺得比較慢，可經濟就是這樣，賺得慢等于不賺，甚至賠錢。
他就一氣之下跑出來了。
他等于說是把自己的出版公司丢在那裡，自己跑出來了，他也是脾氣很倔，其實這是你辦的出版社，你怎麼能丢掉啊，他丢了呀，又重新辦了“一方”。
“一方”後來也垮掉了。
所以說現在我的出版情形就變得比較複雜了。
以前的書還是留給以前的出版社，同時又進了一家“印刻”出版社，也是朋友辦的，對我非常懇切，我就把散文給它出，結果它就把我以前所有的舊作重新出了個系列，于是，我的出版商現在分成兩家，一個麥田，一個印刻，所以情形就複雜了。
不管怎麼樣總是好事情，我在出版上運氣很好，是以一個無為而治的辦法達到了一個很好的效果。
其實我當時全部交給陳雨航就是懶得和那麼多出版社打交道，一家包了比較省心，又與他合作特别的好，特别的默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互相理解，很可惜他現在不做了。
我是覺得當時給他做，我甯可錢拿得少一點，我就覺得他真的做得很好，而且我很少操心，我什麼都不管，他就是那種慢慢做慢慢做，然後水到渠成，好幾本書都是上榜的。
張新穎：可能你的作品裡面還是有，不知道是什麼，肯定應該有一種什麼東西，台灣讀者能夠一下子感到很契合。
這也不是說故事啊什麼，好像也不一定，當然你也不能說完全是出版商做出來的，畢竟要有一定的實在的東西。
王安憶：我在想，
而她說她一直以為内地的作家大部分都是“三國”系統的，而王安憶是“紅樓”系統的。
她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想大概可以解釋台灣對我的接受，就是比較日常生活化，不是這種史詩型的。
張新穎：那現在我們很多作家也都是日常生活化的，不是史詩型那樣子的，可是接受程度并不高。
王安憶：那我大概運氣比較好。
張新穎：用運氣來解釋不是一個解釋。
王安憶：我在想恐怕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還是剛才那個，台灣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作家都不大講故事，其實我覺得人們心裡面還是喜歡聽故事，還是喜歡故事。
張新穎：但是有的人也會認為你的故事不吸引人，那像《紀實與虛構》這個故事。
王安憶：可是這部作品在台灣讀者倒是蠻喜歡的。
張新穎：其實這部作品在大陸的讀者也不會很多。
王安憶：關鍵我覺得這裡大概還是有出版商的功勞，這不能否認。
有一段時間，所有的台灣出版商都以為我已經簽了某一家出版社，誰都沒來找我，所以我有這麼幾年空在那，台灣出版商都不來找我的。
隻有一個人，叫陳雨航，他那個時候剛剛從“遠流”出來，想自己辦出版社，他就是隻是想來看看我，認識認識我，他一來以後就發現我其實誰都沒簽，大概是一九九〇年的時候吧，或者一九九一年，他感到很驚訝，然後他回去計劃了下，過了不到一個月又來了，就找我，找葉兆言和蘇童，和我們簽了一個約，五年裡邊，所有的書都給他，他有首選權，他不要的再給别家出版社，他當然預支了一些稿酬什麼的，結果我和他合作特别好，過了五年以後我還是所有的書都給他。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很欣賞我。
張新穎：這個人原來寫過小說的，可能就是因為他原來是小說家，他知道你的小說寫得好，如果就單是一個做出版的，他不一定知道你小說寫得好壞。
王安憶：他很喜歡我的小說，他很欣賞。
我現在覺得，他這個策略特别對，集中在一個出版社做，開始挺賠的，直到《長恨歌》，有了轉機，做到後來他真的把我做出來了。
他那個公司成績非常非常好，然後就聯合好多家出版社，成為城邦出版集團，業績也很好，集團就上市了，上市以後就被李嘉誠買去了，先被李嘉誠買去還是先上市我也搞不清楚，總之，蒸蒸日上，然而問題也來了，董事會要求經濟的指标了，他說我不是不賺錢，隻是賺得比較慢，可經濟就是這樣，賺得慢等于不賺，甚至賠錢。
他就一氣之下跑出來了。
他等于說是把自己的出版公司丢在那裡，自己跑出來了，他也是脾氣很倔，其實這是你辦的出版社，你怎麼能丢掉啊，他丢了呀，又重新辦了“一方”。
“一方”後來也垮掉了。
所以說現在我的出版情形就變得比較複雜了。
以前的書還是留給以前的出版社，同時又進了一家“印刻”出版社，也是朋友辦的，對我非常懇切，我就把散文給它出，結果它就把我以前所有的舊作重新出了個系列，于是，我的出版商現在分成兩家，一個麥田，一個印刻，所以情形就複雜了。
不管怎麼樣總是好事情，我在出版上運氣很好，是以一個無為而治的辦法達到了一個很好的效果。
其實我當時全部交給陳雨航就是懶得和那麼多出版社打交道，一家包了比較省心，又與他合作特别的好，特别的默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互相理解，很可惜他現在不做了。
我是覺得當時給他做，我甯可錢拿得少一點，我就覺得他真的做得很好，而且我很少操心，我什麼都不管，他就是那種慢慢做慢慢做，然後水到渠成，好幾本書都是上榜的。
張新穎：可能你的作品裡面還是有，不知道是什麼，肯定應該有一種什麼東西，台灣讀者能夠一下子感到很契合。
這也不是說故事啊什麼，好像也不一定，當然你也不能說完全是出版商做出來的，畢竟要有一定的實在的東西。
王安憶：我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