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小說，散文，戲曲，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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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褲子是費料的，它是正中裁，順着這個布紋裁，就不會擰。
她就教我這個技術，我覺得她真的是很偉大的智慧。
張新穎：我肯定不懂這個。
王安憶：我現在懂了。
我覺得生活上的很多經驗都是很可貴的，其實她這麼講是很科學的，這就是經緯的關系啦。
她給我講了我覺得果然很對。
有一次我給李章講解怎麼疊衣服，這個事情要是講起來是複雜的，首先我就解釋這個服裝的結構，延伸到人體的結構，解釋到後來我就發現，西式的服裝結構馬上就涉及解剖學了，簡直是科學之光了。
你不要小看這些勞動人民，對他們這種智慧我蠻欣賞的。
張新穎：有一些東西你要看出來，你要看懂，就有一個前提，要放棄，就是要把自己放得比較低，才能看出來，有的時候把自己放得比較高就看不到了，也看不懂了。
從這個角度講，有的時候我就會覺得知識分子常常把自己放到一個高的位置上，反倒看不到這個世界了。
王安憶：就是“五四”以後的作者的問題。
張新穎：“五四”以後的作家，我覺得這個很明顯，他們當然是看世界了，但他看到的是什麼呢？他看到的是他自己。
他其實沒看到那個世界，看到他自己的理論預設了，一個價值預設。
因為他戴着一副有色眼鏡，一個價值評判的東西，就是憑着這個就把自己放得比較高。
王安憶：我覺得一個是高度，還有一個就是說有的時候還是要謙虛一下。
我現在回想起來我插隊落戶的地方，我上次不是說我挺痛恨那裡的嘛，早知道我會有今天噢，那我一定會好好地看它，我肯定會懷着比較從容的心情去看它，當時其實很多事情是很不公平的，後來證明是很不公平的，但這個對不公平的憤怒就把我這段時間全都扭曲掉了，你現在不可能再回過頭去重新看了。
張新穎：這個是很正常的，那個年齡，處在那種境遇裡面。
王安憶：上次我在某一個報紙上看到，有一個水利專家分析安徽的河流，淮河，我覺得他講的每一點都和我看到的事實是一樣的，當時我就特别懊惱，我如果是多點心情去看看周圍的我的地理環境，那我會掌握這麼多的東西。
我那時候在農村，特别苦悶，我媽就說，你要珍惜你現在的經驗，你要寫日記，要把你看到的東西都寫下來，我不聽我媽媽的，其實我媽媽當時也并非對我的未來有什麼期望，她隻是希望我心情好一點，現在是有點後悔了，有點懊惱。
當時心情真是很壞，都想不到看别人，都很厭煩，我都覺得他們講的那些話無聊得要命，什麼也不想聽。
張新穎：可能現在的人也是這樣，特别是現在的年輕的人，聽他們年輕的人說話，看他們寫的東西，都是我、我、我，就是沒有一個“我”之外的世界，我之外的世界是進入不了這個“我”的視野，就是說缺乏基本的對“我”之外的世界的一個興趣。
王安憶：但是我覺得他們比我們糟糕，就是說他們這些都變得非常正面。
張新穎：受到鼓勵。
王安憶：很多理論都支持他們這種态度，于是就有了正當性，他們不會有一個機會反省。
我上次和誰在說的時候，我也講到這一點，比起現在的年輕人我感覺我蠻幸運的。
大家的青春都是苦悶的，誰都是苦悶的，我一點都不以為今天和以前有什麼不同，他們苦悶的時候是在咖啡館裡面度過，而我苦悶的時候我是在淮河旁邊度過的，不管怎麼樣，強迫我看到一個更加廣闊的背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我的苦悶放大和提升一點，我還有個他者，他們就沒有他者，我有的時候這麼想，心裡面又覺得比較平靜，雖然說我很不喜歡那段歲月，可畢竟還是價有所值。
張新穎：我覺得他們現在這個樣子，應該負責的，不僅是他們自己，還有我們八十年代以來的社會思想。
比如說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做老師的時候，我在課堂上一定是講，如果當一個個人和一個比個人更大的東西發生對立的時候，我一定是站在個人這一邊的，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我們從八十年代一步一步思想解放出來的時候，總是覺得個人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是受壓抑的，我們那個思想就一定這樣強調。
後來我發現不對，我發現現在的孩子其實那個曆史感是不一樣的，他們從小就被寵出來的，你再這樣講，在理論上讓他們覺得自己老是說我、我、我，更加理直氣壯了，其實是不對的。
王安憶：現在就是怕他們沒有機會認識自己，其實我覺得年輕的時候都是這樣子，都是一樣的，他們在咖啡館裡面喝酒，我們不過在草房裡面喝酒，道理真的就是一樣的，方式也是一樣的，區别在于，我們自以為是不合法，不正當，而他們正相反。
他們覺得他們是現代化的，這是最奇怪的事情。
有了現代化做支持的話，他們就覺得他們先進了。
這個是很糟糕的，他們青春期之後還會一直延續着這種精神狀态，幾乎不會再有發育的可能了。
還有那麼多理論，還有那麼多诠釋，媒體一起來渲染，烘托。
她就教我這個技術，我覺得她真的是很偉大的智慧。
張新穎：我肯定不懂這個。
王安憶：我現在懂了。
我覺得生活上的很多經驗都是很可貴的，其實她這麼講是很科學的，這就是經緯的關系啦。
她給我講了我覺得果然很對。
有一次我給李章講解怎麼疊衣服，這個事情要是講起來是複雜的，首先我就解釋這個服裝的結構，延伸到人體的結構，解釋到後來我就發現，西式的服裝結構馬上就涉及解剖學了，簡直是科學之光了。
你不要小看這些勞動人民，對他們這種智慧我蠻欣賞的。
張新穎：有一些東西你要看出來，你要看懂，就有一個前提，要放棄，就是要把自己放得比較低，才能看出來，有的時候把自己放得比較高就看不到了，也看不懂了。
從這個角度講，有的時候我就會覺得知識分子常常把自己放到一個高的位置上，反倒看不到這個世界了。
王安憶：就是“五四”以後的作者的問題。
張新穎：“五四”以後的作家，我覺得這個很明顯，他們當然是看世界了，但他看到的是什麼呢？他看到的是他自己。
他其實沒看到那個世界，看到他自己的理論預設了，一個價值預設。
因為他戴着一副有色眼鏡，一個價值評判的東西，就是憑着這個就把自己放得比較高。
王安憶：我覺得一個是高度，還有一個就是說有的時候還是要謙虛一下。
我現在回想起來我插隊落戶的地方，我上次不是說我挺痛恨那裡的嘛，早知道我會有今天噢，那我一定會好好地看它，我肯定會懷着比較從容的心情去看它，當時其實很多事情是很不公平的，後來證明是很不公平的，但這個對不公平的憤怒就把我這段時間全都扭曲掉了，你現在不可能再回過頭去重新看了。
張新穎：這個是很正常的，那個年齡，處在那種境遇裡面。
王安憶：上次我在某一個報紙上看到，有一個水利專家分析安徽的河流，淮河，我覺得他講的每一點都和我看到的事實是一樣的，當時我就特别懊惱，我如果是多點心情去看看周圍的我的地理環境，那我會掌握這麼多的東西。
我那時候在農村，特别苦悶，我媽就說，你要珍惜你現在的經驗，你要寫日記，要把你看到的東西都寫下來，我不聽我媽媽的，其實我媽媽當時也并非對我的未來有什麼期望，她隻是希望我心情好一點，現在是有點後悔了，有點懊惱。
當時心情真是很壞，都想不到看别人，都很厭煩，我都覺得他們講的那些話無聊得要命，什麼也不想聽。
張新穎：可能現在的人也是這樣，特别是現在的年輕的人，聽他們年輕的人說話，看他們寫的東西，都是我、我、我，就是沒有一個“我”之外的世界，我之外的世界是進入不了這個“我”的視野，就是說缺乏基本的對“我”之外的世界的一個興趣。
王安憶：但是我覺得他們比我們糟糕，就是說他們這些都變得非常正面。
張新穎：受到鼓勵。
王安憶：很多理論都支持他們這種态度，于是就有了正當性，他們不會有一個機會反省。
我上次和誰在說的時候，我也講到這一點，比起現在的年輕人我感覺我蠻幸運的。
大家的青春都是苦悶的，誰都是苦悶的，我一點都不以為今天和以前有什麼不同，他們苦悶的時候是在咖啡館裡面度過，而我苦悶的時候我是在淮河旁邊度過的，不管怎麼樣，強迫我看到一個更加廣闊的背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我的苦悶放大和提升一點，我還有個他者，他們就沒有他者，我有的時候這麼想，心裡面又覺得比較平靜，雖然說我很不喜歡那段歲月，可畢竟還是價有所值。
張新穎：我覺得他們現在這個樣子，應該負責的，不僅是他們自己，還有我們八十年代以來的社會思想。
比如說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做老師的時候，我在課堂上一定是講，如果當一個個人和一個比個人更大的東西發生對立的時候，我一定是站在個人這一邊的，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我們從八十年代一步一步思想解放出來的時候，總是覺得個人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是受壓抑的，我們那個思想就一定這樣強調。
後來我發現不對，我發現現在的孩子其實那個曆史感是不一樣的，他們從小就被寵出來的，你再這樣講，在理論上讓他們覺得自己老是說我、我、我，更加理直氣壯了，其實是不對的。
王安憶：現在就是怕他們沒有機會認識自己，其實我覺得年輕的時候都是這樣子，都是一樣的，他們在咖啡館裡面喝酒，我們不過在草房裡面喝酒，道理真的就是一樣的，方式也是一樣的，區别在于，我們自以為是不合法，不正當，而他們正相反。
他們覺得他們是現代化的，這是最奇怪的事情。
有了現代化做支持的話，他們就覺得他們先進了。
這個是很糟糕的，他們青春期之後還會一直延續着這種精神狀态，幾乎不會再有發育的可能了。
還有那麼多理論，還有那麼多诠釋，媒體一起來渲染，烘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