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看熟悉的東西和看不熟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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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還是那樣,它真是非常的安靜,卻是我生活中的大轉折。

    你要叫我一五一十地說,它對我到底有什麼促進和改變,我還真說不出來,可是這段經驗真是很奇異的,就好像你本來是好好地在生活着,突然間就出現了特别突兀的,特别沒有連續性的,上文不接下文的這種東西,這麼一段東西。

     張新穎:後來的那些次出國就沒有這樣的感覺,沒有把自己的生活打斷了,橫插進來一段内容的感覺了吧。

     王安憶:那個時候出國機會不是很多,我在三年以後才第二次出國,去德國,那次待得也很長,待兩個月,德國那麼小的地方待兩個月。

    我到了德國以後就覺得其實美國挺沒有曆史挺無聊的。

    後來就是頻繁出去,一九八七年以後就開始頻繁出去。

    我現在回想起來,好像那個年代哦,整個八十年代的時候,我的生活真的是蠻活躍的,老是在跑,好像老是在奔波,或者是出去旅行,而旅行都很長時間,一個月兩個月這樣子,然後就回來寫作,生活就在旅行和寫作之間往返。

    到了九十年代好像就變化了,慢慢地變化了。

     張新穎:變成什麼樣的狀态? 王安憶:我感覺從九十年代慢慢開始變化了,到了現在,我就覺得已經比較安定,現在好像找到節奏了。

    在這之前,在四十歲之前,好像覺得時間是無限的,而現在吧,真的是會覺得時間很緊張的,會有一種緊迫感。

    所以不敢浪費時間,特别不敢浪費時間。

     張新穎:那我覺得,不敢浪費時間這個感覺,就是比較典型的中年心态了。

    就像你們啊,你們這一代人,其中有幾個已經寫了這麼多年了,但還一直一直這樣寫,讓你寫下去的動力到底是什麼呢? 王安憶:這肯定不是思想覺悟的問題了,就是一種需要,我真的是把寫作這個東西看得很重要。

     張新穎:在你就是一種需要,那就肯定不是一個外來的推動力,現在像你們這一代作家,從外在的方面來說都很成功,世俗的東西差不多都滿足了,那你還這樣寫下去,肯定不是為世俗的需要。

     王安憶:有也是有一點,因為人總是俗人,有的時候會有,很少,有一點,就是要證明自己蠻優秀。

    當我做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的時候,我自己其實心裡面在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有一種命運感,是不是我從此就不能寫了,因為很多人當了官都不能寫,我雖然其實也不算什麼官,但是我有一種命運的暗示一樣的,挺恐慌的,怕自己寫不出來了,結果那一年我寫得特别特别多,寫得很多,但後來發現我更加懷疑自己。

    我忽然覺得完全沒有必要這樣窮寫,一下子就安靜下來了。

     張新穎:到你們這個年齡,還需要不斷證明自己啊。

    不過有的時候也很奇怪,像沈從文他四十幾歲的時候,大概一九四八年左右的時候,他還是覺得要證明自己,他跟他的兒子有一段談話,他跟他兒子說我已經寫了很多書,但是我還要寫很多書,他兒子說我看有一個叫安徒生的人,寫得蠻好的,你寫得不太好;他兒子說還有一個叫托爾斯泰的人,寫得也蠻好的,好像你寫得沒有他們好。

    他這個時候就跟他兒子說,其實我要寫的,我是寫得沒他們好,但是我要寫得像他們一樣好。

    其實那個時候早已經是功成名就,以後就不能寫作了,他可能還預料不到自己的命運,但是他那個時候其實還是想證明自己的。

     王安憶:有這種心情,真的有這種心情。

    這種想證明自己的心情是有,但是好像具體情況不是完全同樣的。

    從大的方面來講,其實還是寫作有樂趣,你沒樂趣那你就不會寫,你一天天這麼寫,你沒有樂趣寫什麼,肯定是有一個極大的樂趣在裡面,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但在小的環節上,在寫作過程某些具體的情緒中,想證明自己亦是個事實,比如說我現在剛寫了部長篇,已經在抄寫的長篇,這部長篇我就有點想證明自己,因為我裡邊全部都是男的,沒有女的,因為我知道我寫男的寫得不好。

    我就想證明自己還是有能耐的,可以突破局限,寫得比以前好。

    我好像沒有特别大的要求證明的事情,沒有。

    都是具體的,階段性的,比如說前一段時間我就想向自己證明我還能寫。

    其實我最怕就是自己不能寫,很奇怪,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我要這麼拼命寫。

     張新穎:沒有人會覺得你不能寫,這個完全是你自己的問題。

     王安憶:像是覺得有一種命運感,因為很多人都是做了官以後就不能寫了,别人也會說你做了作家協會主席——所以我當時特别惱火他們叫我作家協會主席。

    那一年我寫得特别積極,窮寫。

    有的時候吧就是怕自己才能丢失,有這種恐懼的心情。

    這兩年平靜下來了,又開始變得比較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