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看熟悉的東西和看不熟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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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有的那些複雜的想法。
王安憶：我完全沒想到他的回答，而且像他也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也沒什麼特别認識上的準備，他說出的話是很真實的感受，這是非常奇怪的一個啟示了。
我們往往會想他和一個變性人結婚是不是他會覺得這個變性人特别女性化，或者他恰恰中意她男性殘餘的那部分，抑或他自己亦有性别上的模糊，我們會從這個角度想，而他什麼都不是，他就是說，她以前是個男的時候我也不覺得他有什麼女性化，而且變女的他也能夠接受，他們就過得很幸福。
這種人這種事情都很有趣的。
張新穎：那在國外看的情況，你覺得和國内有什麼不一樣嗎？或者不要這麼談，不要比較，就是談談在國外的一些經曆。
王安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好像在國外看的經驗吧，總歸不如在國内心情好，我不大喜歡出國，出國在外總是寂寞的嘛，我經常一個人出去都是因為工作的關系，所以我總是覺得在國外的看不像在國内那麼閑定，國内的看心裡邊是很閑定的。
國外的看呢，是這樣子：好像最初時候你會覺得它的一切都很新鮮，很奇怪，越看到後來覺得就差不多，生活都是一樣的，人的基本需要都是一樣的；然後你又會看到一些和我們很不同的事物，這些不同是從相同裡浮出水面的。
于是，在國外的“看”比在國内的“看”更具有看的意義了。
張新穎：更是“看”了。
王安憶：更是“看”了，因為實在是和你毫無關系。
而且在國外的看往往好像還會看到自己，因為自己在國内是太稔熟了，裡外都是稔熟的，在國外有的時候你卻會覺得自己怎麼會是這樣子的，會覺得很奇怪的，會看自己。
但現在出國比較方便和經常，似乎，已經是比較日常化的生活經驗了。
張新穎：那為什麼你去愛荷華的那一次是個特别的經驗？ 王安憶：我在想，首先是第一次，而且我們從那麼封閉的狀态下第一次走出去。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那些留學生都也不過是剛出國的，大多數還正處在艱苦奮鬥當中，所以我當時覺得出國留學是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可是所有的人都以為你王安憶肯定留下來，沒有一個人會覺得你還會回去的，因為無論多麼艱苦，出國總是康莊大道。
我在耶魯的時候，當時鄭愁予在東亞系，他們都準備替我申請獎學金，就是覺得我肯定在那裡的。
可是我就覺得哎呀不行，這個決心太難下了，我沒有什麼信仰也沒什麼理想；八十年代我們剛開放，剛好處在變化的階段，大陸還沒有超級市場，我到超級市場去已經感到很震動很震動了，那麼豐富的物資，我們國内還沒有可口可樂，真空包裝的食品，甚至方便面。
現在想想當時最震動的事其實是很簡單的，他們的思想我也接觸不到，他們的藝術我也接觸不到，我接觸最多的是物質，它的物質的豐富。
我覺得這也是給我打了一個預防針，我後來對這些物質生活比較有抵抗力吧，恐怕和這次經驗比較有關系的，時間也比較長，四個月。
這次是對我的震動很大。
張新穎：還有可能跟那個時候年齡有關系，比較年輕，寫作不久。
王安憶：年齡也有關系，寫作不久，當時跑出去還是有一個很大的震驚，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國際寫作計劃”裡邊，周圍是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于是便遭逢了世界各國的問題，那麼就産生了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寫的故事有什麼意義。
我回來很長時間沒有寫小說，大半年沒寫，我覺得這一個問題是比較尖銳的，它對于我來講倒不是說你的生活有什麼意義，我好像對這種生活也沒什麼極度的羨慕，也不怎麼為自己的生活發愁，我就覺得——你寫這東西還有什麼意義。
張新穎：怎麼會産生這樣一個問題？ 王安憶：不曉得怎麼搞的，可能是對自己的懷疑吧，覺得自己寫得不好，在那邊因為有很多作家在一起，看見了大家寫作的狀态，我們有交流會，當時他們給我們配了個翻譯，挺好的，我們和作家之間就可以有很多交流，結果你會看到一個很廣泛的寫作的環境，寫作題材是那麼廣泛，是我以前未經驗過的。
總之我這次出去回來以後，有的時候就覺得，哎，寫什麼都沒什麼意義。
怎麼讓自己寫的東西有意義，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目标。
張新穎：那後來當你再開始寫的時候，就是對這個問題是有稍微明确一點的想法了？ 王安憶：也沒有明确，所以我是覺得我運氣好，回來不久，就碰到我們這邊興起一個尋根文學，我覺得這兩個事情簡直結合得是天衣無縫，就等于說，正好是在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時候，尋根運動來臨。
尋根運動其實對我的幫助是很大的，說
王安憶：我完全沒想到他的回答，而且像他也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也沒什麼特别認識上的準備，他說出的話是很真實的感受，這是非常奇怪的一個啟示了。
我們往往會想他和一個變性人結婚是不是他會覺得這個變性人特别女性化，或者他恰恰中意她男性殘餘的那部分，抑或他自己亦有性别上的模糊，我們會從這個角度想，而他什麼都不是，他就是說，她以前是個男的時候我也不覺得他有什麼女性化，而且變女的他也能夠接受，他們就過得很幸福。
這種人這種事情都很有趣的。
張新穎：那在國外看的情況，你覺得和國内有什麼不一樣嗎？或者不要這麼談，不要比較，就是談談在國外的一些經曆。
王安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就好像在國外看的經驗吧，總歸不如在國内心情好，我不大喜歡出國，出國在外總是寂寞的嘛，我經常一個人出去都是因為工作的關系，所以我總是覺得在國外的看不像在國内那麼閑定，國内的看心裡邊是很閑定的。
國外的看呢，是這樣子：好像最初時候你會覺得它的一切都很新鮮，很奇怪，越看到後來覺得就差不多，生活都是一樣的，人的基本需要都是一樣的；然後你又會看到一些和我們很不同的事物，這些不同是從相同裡浮出水面的。
于是，在國外的“看”比在國内的“看”更具有看的意義了。
張新穎：更是“看”了。
王安憶：更是“看”了，因為實在是和你毫無關系。
而且在國外的看往往好像還會看到自己，因為自己在國内是太稔熟了，裡外都是稔熟的，在國外有的時候你卻會覺得自己怎麼會是這樣子的，會覺得很奇怪的，會看自己。
但現在出國比較方便和經常，似乎，已經是比較日常化的生活經驗了。
張新穎：那為什麼你去愛荷華的那一次是個特别的經驗？ 王安憶：我在想，首先是第一次，而且我們從那麼封閉的狀态下第一次走出去。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那些留學生都也不過是剛出國的，大多數還正處在艱苦奮鬥當中，所以我當時覺得出國留學是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可是所有的人都以為你王安憶肯定留下來，沒有一個人會覺得你還會回去的，因為無論多麼艱苦，出國總是康莊大道。
我在耶魯的時候，當時鄭愁予在東亞系，他們都準備替我申請獎學金，就是覺得我肯定在那裡的。
可是我就覺得哎呀不行，這個決心太難下了，我沒有什麼信仰也沒什麼理想；八十年代我們剛開放，剛好處在變化的階段，大陸還沒有超級市場，我到超級市場去已經感到很震動很震動了，那麼豐富的物資，我們國内還沒有可口可樂，真空包裝的食品，甚至方便面。
現在想想當時最震動的事其實是很簡單的，他們的思想我也接觸不到，他們的藝術我也接觸不到，我接觸最多的是物質，它的物質的豐富。
我覺得這也是給我打了一個預防針，我後來對這些物質生活比較有抵抗力吧，恐怕和這次經驗比較有關系的，時間也比較長，四個月。
這次是對我的震動很大。
張新穎：還有可能跟那個時候年齡有關系，比較年輕，寫作不久。
王安憶：年齡也有關系，寫作不久，當時跑出去還是有一個很大的震驚，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國際寫作計劃”裡邊，周圍是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于是便遭逢了世界各國的問題，那麼就産生了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寫的故事有什麼意義。
我回來很長時間沒有寫小說，大半年沒寫，我覺得這一個問題是比較尖銳的，它對于我來講倒不是說你的生活有什麼意義，我好像對這種生活也沒什麼極度的羨慕，也不怎麼為自己的生活發愁，我就覺得——你寫這東西還有什麼意義。
張新穎：怎麼會産生這樣一個問題？ 王安憶：不曉得怎麼搞的，可能是對自己的懷疑吧，覺得自己寫得不好，在那邊因為有很多作家在一起，看見了大家寫作的狀态，我們有交流會，當時他們給我們配了個翻譯，挺好的，我們和作家之間就可以有很多交流，結果你會看到一個很廣泛的寫作的環境，寫作題材是那麼廣泛，是我以前未經驗過的。
總之我這次出去回來以後，有的時候就覺得，哎，寫什麼都沒什麼意義。
怎麼讓自己寫的東西有意義，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目标。
張新穎：那後來當你再開始寫的時候，就是對這個問題是有稍微明确一點的想法了？ 王安憶：也沒有明确，所以我是覺得我運氣好，回來不久，就碰到我們這邊興起一個尋根文學，我覺得這兩個事情簡直結合得是天衣無縫，就等于說，正好是在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時候，尋根運動來臨。
尋根運動其實對我的幫助是很大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