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再談傳統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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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那你前面說到文學講習所和“國際寫作計劃”這兩個關節口，以後還有類似這樣的重要的關節口嗎？
王安憶：以後好像沒有了，我也不曉得怎麼回事，以後就不大有了。
張新穎：以後可能人就比較成熟了。
王安憶：穩定了，就是說趨于成型，再沒有遭遇這麼強烈的沖擊性了，沒有這麼明顯的嬗變。一九八九年以後我經常感到不滿足的地方，就是沒有承繼，好像沒有前輩呀。人們經常說，上海現在後繼沒有人啦，沒有新人出現；我倒不擔心新人，我就擔心前面沒有人，前面沒有人後面肯定沒有人啦，不行的，沒有承繼，所以有的時候，真的好像拼命要給自己找一個領袖，有這樣的心情。
張新穎：為什麼要一定要——你這樣講，年輕人會覺得蠻難理解的——為什麼一定要前面有人？
王安憶：這種事情，我們用很感性的話來講吧，就像父母一樣的，因為我現在父親母親都沒有了，陳村他也是和我同一年裡最後一位長輩去世，他有一句話講得很對，他說其實父母到後來吧對你已經沒什麼作用了，但他們是個象征，他們在的話你就會覺得好像樹還有蔭，他們沒有了，你就是自己一個人無遮無擋在前面了。需要的，前面需要有人的，就像我們有的時候拼命要看書，看書就是要找一個傳承呀，我倒不是說一定要把我自己挂在這個傳承上面，但有和沒有大不一樣，即便是要反抗，也有反抗的目标了。我很羨慕西方人他們有本《聖經》，有神和無神都有出處。
張新穎：有一個好像可以找到的源頭一樣的。
王安憶：這個東西非常有力的。故事也好，道德支持也好，感情資源也好，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就講《紅樓夢》，寶黛的愛情如果僅僅是大觀園的那些事，挺瑣碎的，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一樣的，生生氣呀，鬧鬧别扭啊，再喝喝酒，就這麼點事情，甚至很無聊，可是你知道它後面有一個太虛幻境，三生石，有了三生石以後所有的一切全都不一樣了。有的時候你就需要找到這個三生石，其實就是一個傳統、源頭、背景，否則的話甚至你都會懷疑我為什麼寫小說。如果沒有那麼多好小說在前面放着，沒有雨果、托爾斯泰的話，你想你為什麼寫這些東西啦？是需要的，其實是需要的，我覺得我們年輕人的反抗都是很沒道理，他沒有什麼可反抗的，他就這樣反抗了，這很危險的，人沒有一點敬意。對傳統沒有敬意，反抗也就缺乏嚴肅性。
張新穎：我們上次談到傳統與反叛的問題，其實就是這樣，我們不能以為自己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沒有父母，沒有前人，如果前面有人就把他反掉。沒有對傳統的體會和敬意的話，連自己是誰也搞不清楚的。
王安憶：我記得是三年前了，顧彬，就是德國波恩大學漢學家顧彬，在華師大做訪問學者，有一次我到那邊去和他見面，我和他已經是好多年沒見面了，那麼就好像，他有很多話要說，一下子有很多問題，他感到最最奇怪的問題就是，他說當然不是不可以，就是覺得很奇怪，就是說你們怎麼就可以這樣子非常輕松的，任何一個人都輕而易舉說不要魯迅，不要巴金，什麼都不要；如果在德國，我說我不要，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那是一件帶有危險性的事情，我就覺得非常奇怪你們現在可以那麼輕松，那麼随便地就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這個應該打倒，那個應該取消；如果在德國我哪怕隻是說出這麼一點點意思，我都要有足夠的準備，非常慎重的。
張新穎：所以我們就是一點點東西都積不下來，因為前面的你都不要。也不是現在，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有人開始不要魯迅了，就一代一代地不要，不是從我們開始不要魯迅巴金的，其實這倒已經是一個頑固的傳統了。
王安憶：早就已經有人揭竿而起。然後就越來越迅速，三十年代的人不要二十年代的人，四十年代不要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要四十年代，六十年代……
張新穎：現在就是速度比原來加快了一點。
王安憶：加快了，真的是很快啦，轉眼煙雲。
王安憶：以後好像沒有了，我也不曉得怎麼回事，以後就不大有了。
張新穎：以後可能人就比較成熟了。
王安憶：穩定了，就是說趨于成型，再沒有遭遇這麼強烈的沖擊性了，沒有這麼明顯的嬗變。一九八九年以後我經常感到不滿足的地方，就是沒有承繼，好像沒有前輩呀。人們經常說，上海現在後繼沒有人啦，沒有新人出現；我倒不擔心新人，我就擔心前面沒有人，前面沒有人後面肯定沒有人啦，不行的，沒有承繼，所以有的時候，真的好像拼命要給自己找一個領袖，有這樣的心情。
張新穎：為什麼要一定要——你這樣講，年輕人會覺得蠻難理解的——為什麼一定要前面有人？
王安憶：這種事情，我們用很感性的話來講吧，就像父母一樣的，因為我現在父親母親都沒有了，陳村他也是和我同一年裡最後一位長輩去世，他有一句話講得很對，他說其實父母到後來吧對你已經沒什麼作用了，但他們是個象征，他們在的話你就會覺得好像樹還有蔭，他們沒有了，你就是自己一個人無遮無擋在前面了。需要的，前面需要有人的，就像我們有的時候拼命要看書，看書就是要找一個傳承呀，我倒不是說一定要把我自己挂在這個傳承上面，但有和沒有大不一樣，即便是要反抗，也有反抗的目标了。我很羨慕西方人他們有本《聖經》，有神和無神都有出處。
張新穎：有一個好像可以找到的源頭一樣的。
王安憶：這個東西非常有力的。故事也好，道德支持也好，感情資源也好，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就講《紅樓夢》，寶黛的愛情如果僅僅是大觀園的那些事，挺瑣碎的，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一樣的，生生氣呀，鬧鬧别扭啊，再喝喝酒，就這麼點事情，甚至很無聊，可是你知道它後面有一個太虛幻境，三生石，有了三生石以後所有的一切全都不一樣了。有的時候你就需要找到這個三生石，其實就是一個傳統、源頭、背景，否則的話甚至你都會懷疑我為什麼寫小說。如果沒有那麼多好小說在前面放着，沒有雨果、托爾斯泰的話，你想你為什麼寫這些東西啦？是需要的，其實是需要的，我覺得我們年輕人的反抗都是很沒道理，他沒有什麼可反抗的，他就這樣反抗了，這很危險的，人沒有一點敬意。對傳統沒有敬意，反抗也就缺乏嚴肅性。
張新穎：我們上次談到傳統與反叛的問題，其實就是這樣，我們不能以為自己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沒有父母，沒有前人，如果前面有人就把他反掉。沒有對傳統的體會和敬意的話，連自己是誰也搞不清楚的。
王安憶：我記得是三年前了，顧彬，就是德國波恩大學漢學家顧彬，在華師大做訪問學者，有一次我到那邊去和他見面，我和他已經是好多年沒見面了，那麼就好像，他有很多話要說，一下子有很多問題，他感到最最奇怪的問題就是，他說當然不是不可以，就是覺得很奇怪，就是說你們怎麼就可以這樣子非常輕松的，任何一個人都輕而易舉說不要魯迅，不要巴金，什麼都不要；如果在德國，我說我不要，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那是一件帶有危險性的事情，我就覺得非常奇怪你們現在可以那麼輕松，那麼随便地就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這個應該打倒，那個應該取消；如果在德國我哪怕隻是說出這麼一點點意思，我都要有足夠的準備，非常慎重的。
張新穎：所以我們就是一點點東西都積不下來，因為前面的你都不要。也不是現在，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有人開始不要魯迅了，就一代一代地不要，不是從我們開始不要魯迅巴金的，其實這倒已經是一個頑固的傳統了。
王安憶：早就已經有人揭竿而起。然後就越來越迅速，三十年代的人不要二十年代的人，四十年代不要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要四十年代，六十年代……
張新穎：現在就是速度比原來加快了一點。
王安憶：加快了，真的是很快啦，轉眼煙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