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陳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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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這次出國還有些什麼值得說說的事情呢？
王安憶：好像有很多風雲際會似的。
我是一九八三年在美國嘛，正好是我們這裡有些精英開始出國，我就是在那裡認識的陳丹青，原來他也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可是就沒見過面也沒交談過，我就看過他的《西藏組畫》，他連我作品也沒看過，就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寫知青的，挺有名的，他爸爸跟他講的。
我到了華盛頓，中國大使館有個官員叫舒章，是文化一秘，他就說我們這個年齡出國都很幸運的，我來給你介紹認識一個人吧，我說誰呀，他說陳丹青，畫畫的，也是上海人，舒章也是上海人。
我記得很清楚的，看完戲很晚了，就在他的辦公室給陳丹青打了一個電話，然後就和他約好在紐約見一面，陳丹青當時也挺孤獨的嘛，他也就欣然答應了。
我到了紐約之後就和陳丹青聯絡，約了見面的地方。
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已經到了，坐在林肯中心的噴水池旁，他坐那兒，哎喲蠻嚴肅的，我覺得特别嚴肅，當時他思想上很苦悶。
其實陳丹青的苦悶，蠻引起我尊敬的，當時所有的留學生生活都很困苦，但是陳丹青生活沒有問題，因為他到那邊立刻就有畫廊的簽約，他的居留也不成問題，哎喲，當時他非常不高興，很苦悶就是，就好像跑到那邊受到很大的很強烈的沖擊一樣的。
我覺得在美國這段時間認識陳丹青非常重要，然後他就帶我去看大都會博物館。
我每次到紐約，他總歸是帶我到大都會博物館，像他們家一樣的，總是大都會博物館。
我到現在都無法整理出他當時的苦悶，有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不肯學英語，我沒想到他英文那麼差，後來好了，但那兩年不喜歡學英語，隻看中文書。
我當時帶給他兩本小說集，他就在地鐵上看，當時這種氣氛真是挺寂寞又是挺苦悶的，然後看到家鄉來的人給他帶兩本小說，寫的又是他同時代的人的生活，他就在地鐵裡哭，一邊看一邊哭，别人都不曉得這個中國人發生什麼事情了。
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認同，他卻在向中國認同。
我第一次到紐約的整個旅行經驗都是和他在一起的。
他難得一笑，不開心，對美國的生活我看他毫不了解，就說跟他去吃飯吧，總歸是吃得很差，因為他不曉得應該到哪裡去吃飯，就沉浸在他的苦悶當中。
跑到大都會博物館，他帶我去看這些畫，然後他就講，我記得印象特别深刻，坐在畫前面的長凳上，他說事實上我到這我才知道，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他當時在上海，在國内已是一流—— 張新穎：對。
王安憶：他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鋪路的石頭，這油畫不是我們的東西，真是看了以後就曉得差距多遠多遠啦，可卻不是沒有信心，而是——我們在鋪路。
他生活上絕對沒有問題，不像别的人都在為打工啊，語言啊，怎麼吃飯啊發愁，這些問題一點都沒有。
想家，強烈地想家。
這種想家，而且很無望，不像我們插隊落戶時候想家，到過年總歸好回家了吧。
我回到上海來以後，他就連連地來信，可是我呢因為回到上海以後生活會比較豐富嘛—— 張新穎：心情就不一樣。
王安憶：不一樣了，情緒不一樣，過了好久我才寫封信，這封信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寫了到他家裡去的一些狀況，因為我想他那麼想家，我給他寫他們家裡邊的情況，哎呀，激動得不得了，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樣的感覺。
由他帶我去看大都會博物館，我覺得蠻幸運的。
後來我第二次去紐約，他還是帶我去大都會博物館，好像沒别的内容。
那個時代很好，大家都是認真地想些事情，正經地在學習，總之就覺得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所以大家都牢牢地抓住這個機遇。
我和他經常會談到一個匮乏的問題，其實我們有的時候覺得，必要的匮乏是應該的，一定程度的匮乏是必要的，不能太滿，不能太多。
張新穎：那過去太匮乏了，就像陳丹青說的，說我們老是去看那個繪畫的複制品，都把感覺給搞壞了，沒辦法做好這樣的事情。
王安憶：我覺得這話他是後來說的。
他現在回來以後情況不太一樣。
張新穎：我也覺得他現在很會說話，沒想到你說他那時候很苦悶，他現在一說話很有效果。
王安憶：他現在說話很有效果，在美國時，沒人聽他說話，現在太多人要聽他說話。
我不久以前，上個禮拜，就在元旦假期當中跟他通了個電話，我感到好像又有點恢複過去的對話方式了。
後現代理論我不是很了解，我覺得它挺不講理，就好像給我印象當中就是先承認一切存在的權利，然後取消一切存在的理由。
有一段時間我和陳丹青沒法說話，這大概就是一個原因。
你就想問他讨個意見，永遠讨不到的，他以前給你的回答都是很肯定的，好或者不好，高或者低。
但是有一段時間很奇怪的，他總是說，這樣子蠻好嘛，就這樣好呀。
永遠沒法讨論問題了。
但是最近我和他打了電話—— 張新穎：可以讨論問題了？ 王安憶：可以讨論問題了。
因為有十個畫家要和我對話，都是油畫家，我一點都不認識，不了解，我就問他打聽情況，然後他就問我看他們畫的感覺、印象，我說我就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取消細節，他們為什麼怕
我是一九八三年在美國嘛，正好是我們這裡有些精英開始出國，我就是在那裡認識的陳丹青，原來他也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可是就沒見過面也沒交談過，我就看過他的《西藏組畫》，他連我作品也沒看過，就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寫知青的，挺有名的，他爸爸跟他講的。
我到了華盛頓，中國大使館有個官員叫舒章，是文化一秘，他就說我們這個年齡出國都很幸運的，我來給你介紹認識一個人吧，我說誰呀，他說陳丹青，畫畫的，也是上海人，舒章也是上海人。
我記得很清楚的，看完戲很晚了，就在他的辦公室給陳丹青打了一個電話，然後就和他約好在紐約見一面，陳丹青當時也挺孤獨的嘛，他也就欣然答應了。
我到了紐約之後就和陳丹青聯絡，約了見面的地方。
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已經到了，坐在林肯中心的噴水池旁，他坐那兒，哎喲蠻嚴肅的，我覺得特别嚴肅，當時他思想上很苦悶。
其實陳丹青的苦悶，蠻引起我尊敬的，當時所有的留學生生活都很困苦，但是陳丹青生活沒有問題，因為他到那邊立刻就有畫廊的簽約，他的居留也不成問題，哎喲，當時他非常不高興，很苦悶就是，就好像跑到那邊受到很大的很強烈的沖擊一樣的。
我覺得在美國這段時間認識陳丹青非常重要，然後他就帶我去看大都會博物館。
我每次到紐約，他總歸是帶我到大都會博物館，像他們家一樣的，總是大都會博物館。
我到現在都無法整理出他當時的苦悶，有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不肯學英語，我沒想到他英文那麼差，後來好了，但那兩年不喜歡學英語，隻看中文書。
我當時帶給他兩本小說集，他就在地鐵上看，當時這種氣氛真是挺寂寞又是挺苦悶的，然後看到家鄉來的人給他帶兩本小說，寫的又是他同時代的人的生活，他就在地鐵裡哭，一邊看一邊哭，别人都不曉得這個中國人發生什麼事情了。
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認同，他卻在向中國認同。
我第一次到紐約的整個旅行經驗都是和他在一起的。
他難得一笑，不開心，對美國的生活我看他毫不了解，就說跟他去吃飯吧，總歸是吃得很差，因為他不曉得應該到哪裡去吃飯，就沉浸在他的苦悶當中。
跑到大都會博物館，他帶我去看這些畫，然後他就講，我記得印象特别深刻，坐在畫前面的長凳上，他說事實上我到這我才知道，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他當時在上海，在國内已是一流—— 張新穎：對。
王安憶：他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鋪路的石頭，這油畫不是我們的東西，真是看了以後就曉得差距多遠多遠啦，可卻不是沒有信心，而是——我們在鋪路。
他生活上絕對沒有問題，不像别的人都在為打工啊，語言啊，怎麼吃飯啊發愁，這些問題一點都沒有。
想家，強烈地想家。
這種想家，而且很無望，不像我們插隊落戶時候想家，到過年總歸好回家了吧。
我回到上海來以後，他就連連地來信，可是我呢因為回到上海以後生活會比較豐富嘛—— 張新穎：心情就不一樣。
王安憶：不一樣了，情緒不一樣，過了好久我才寫封信，這封信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寫了到他家裡去的一些狀況，因為我想他那麼想家，我給他寫他們家裡邊的情況，哎呀，激動得不得了，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樣的感覺。
由他帶我去看大都會博物館，我覺得蠻幸運的。
後來我第二次去紐約，他還是帶我去大都會博物館，好像沒别的内容。
那個時代很好，大家都是認真地想些事情，正經地在學習，總之就覺得做夢也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所以大家都牢牢地抓住這個機遇。
我和他經常會談到一個匮乏的問題，其實我們有的時候覺得，必要的匮乏是應該的，一定程度的匮乏是必要的，不能太滿，不能太多。
張新穎：那過去太匮乏了，就像陳丹青說的，說我們老是去看那個繪畫的複制品，都把感覺給搞壞了，沒辦法做好這樣的事情。
王安憶：我覺得這話他是後來說的。
他現在回來以後情況不太一樣。
張新穎：我也覺得他現在很會說話，沒想到你說他那時候很苦悶，他現在一說話很有效果。
王安憶：他現在說話很有效果，在美國時，沒人聽他說話，現在太多人要聽他說話。
我不久以前，上個禮拜，就在元旦假期當中跟他通了個電話，我感到好像又有點恢複過去的對話方式了。
後現代理論我不是很了解，我覺得它挺不講理，就好像給我印象當中就是先承認一切存在的權利，然後取消一切存在的理由。
有一段時間我和陳丹青沒法說話，這大概就是一個原因。
你就想問他讨個意見，永遠讨不到的，他以前給你的回答都是很肯定的，好或者不好，高或者低。
但是有一段時間很奇怪的，他總是說，這樣子蠻好嘛，就這樣好呀。
永遠沒法讨論問題了。
但是最近我和他打了電話—— 張新穎：可以讨論問題了？ 王安憶：可以讨論問題了。
因為有十個畫家要和我對話，都是油畫家，我一點都不認識，不了解，我就問他打聽情況，然後他就問我看他們畫的感覺、印象，我說我就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取消細節，他們為什麼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