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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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那我們接着談談“國際寫作計劃”。
王安憶：“國際寫作計劃”，當時和我母親一起去的，北京還有吳祖光，我們一幫子人去的。
這個活動的性質我也是慢慢才了解清楚的，是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他們夫婦兩個人創辦的，搞到一些錢，每年一次，主要面對發展中國家，所以到那裡的都是來自所謂“問題國家”。
我們去的這一屆是“問題”最多的一屆，有一個波蘭的作家，他是尋求政治避難，帶着孩子老婆很狼狽，等于聶華苓給他三個月的津貼，這三個月可以有地方住，有小小的收入，可以安心三個月；三個月以後公寓都要退掉，都要走人，他同時聯系在紐約的朋友，尋求幫助，生活是相當的不安定，從波蘭出來沒什麼錢的。
他的這個孩子也有問題，因為生活不安定，就是特别地鬧，大叫，有一天上午我就聽到小孩子在走廊裡尖哭尖叫，我去開門，其實後來我知道不應該開門的，别人的事情應該裝不知道的，一開門就看到她母親抱着她。
他們覺得打擾别人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情，就抱着她捂着她嘴巴速速地跑到房間裡去了。
他們在那裡的生活狀況明顯不如其他人，不曉得前途何在。
還有一個是阿根廷的，這個女作家的問題在于她母親是精神病人，她說這是她終生的監獄，說過這麼一句話。
還有一個比較戲劇性的，是前東德和前西德的，前西德的女人吧是從東德跑過去的，當時是叛國者，但在西德又并不順遂，這個女人就酗酒，嚴重地酗酒，長得又醜陋，酗酒以後人神志恍惚，老是淚汪汪淚汪汪；那個東德的男作家長得漂亮得不得了，像洋娃娃一樣，眼睛特别大特别天真，頭發又是卷曲金黃的，後來聽說他們原來是一個小鎮上的街坊，兩個人關系也特别好，想不到在這裡重逢。
聚會時“東德”就坐在“西德”的腿上。
開演講會分小組，一般是按地區國家分，西德女人不想在西歐組，想到東歐組，人家不要她，因為她是叛變的，不要你參加；讓她去西歐組，她又不喜歡西歐，這是很大的悲劇。
有一天晚上，很冷的天氣，她就跳到河裡面去了，後來被救起來了。
張新穎：這個人你好像寫過的，在哪裡看到的。
王安憶：我寫過的，在《烏托邦詩篇》。
那一屆“國際寫作計劃”還有菲律賓的、印度尼西亞的、印度的。
印度的作家給我感覺特别沒歸宿感，二十多種語言，可是用英語寫作，語言上沒有身份認同，就是你到底寫給誰看，用什麼語言寫作，什麼是母語，這是很大的困惑。
那時候陳映真對我說，陳映真對我很重要，他總是講一句話：你看看你周圍，他們問題都很嚴重，不要以為就中國問題嚴重。
他就提醒我注意這個背景。
所以我覺得“國際寫作計劃”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
還有南非的，當時南非還沒有獨立，南非有個女詩人，她的詩講到有色人種的處境，她看上去是白人，在會上講到黑人怎麼怎麼受歧視，有人就問她，你是一個白人你是怎麼能體會到黑人的處境的？然後這個女作家的回答使大家都很吃驚，她說我也是有色人種。
張新穎：你剛才提到陳映真，我有點明白了，因為你經常提到這個“國際寫作計劃”，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在你的經曆中特别重要。
剛才講陳映真的那句話，其他國家都有問題，這樣一想，這個意識對人太重要了。
王安憶：對，我們剛剛從一個經曆過創傷的國家走出來，總是耿耿于懷，總覺得有很大的問題，他呢一開始是喜歡聽我講大陸的情況的，聽到後來他也不耐煩了，因為他發現我講來講去也不過就這些東西，這些他在報紙上看到的比我講得更誇張，他不想聽，想聽我們是不是看到别樣的東西，我提供不出來，所以經常會很對立，對立的時候他就說你看大家都有問題。
他英語很好，能用英語對話，就告訴我很多這個人幹什麼，那個人幹什麼，他告訴我很多的事情。
我們确實各有各的問題，尤其是波蘭的一家人給我印象最深，我覺得他們過得非常的凄慘，前途沒有着落，比我們早離開愛荷華，據說紐約那裡要上演他的戲劇。
他邀請我們到他的房間裡去，也沒什麼高興的氣氛，剛剛适應，小孩子又要去陌生的地方。
還有一對冰島夫妻，冰島倒是很安甯的國家，他們很奇怪，領養了一個南美的孩子，皮是皮得不得了，但是很快樂的，他們不太在乎這種血緣上的必然關系的，那南美孩子就和這個
王安憶：“國際寫作計劃”，當時和我母親一起去的，北京還有吳祖光，我們一幫子人去的。
這個活動的性質我也是慢慢才了解清楚的，是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他們夫婦兩個人創辦的，搞到一些錢，每年一次，主要面對發展中國家，所以到那裡的都是來自所謂“問題國家”。
我們去的這一屆是“問題”最多的一屆，有一個波蘭的作家，他是尋求政治避難，帶着孩子老婆很狼狽，等于聶華苓給他三個月的津貼，這三個月可以有地方住，有小小的收入，可以安心三個月；三個月以後公寓都要退掉，都要走人，他同時聯系在紐約的朋友，尋求幫助，生活是相當的不安定，從波蘭出來沒什麼錢的。
他的這個孩子也有問題，因為生活不安定，就是特别地鬧，大叫，有一天上午我就聽到小孩子在走廊裡尖哭尖叫，我去開門，其實後來我知道不應該開門的，别人的事情應該裝不知道的，一開門就看到她母親抱着她。
他們覺得打擾别人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情，就抱着她捂着她嘴巴速速地跑到房間裡去了。
他們在那裡的生活狀況明顯不如其他人，不曉得前途何在。
還有一個是阿根廷的，這個女作家的問題在于她母親是精神病人，她說這是她終生的監獄，說過這麼一句話。
還有一個比較戲劇性的，是前東德和前西德的，前西德的女人吧是從東德跑過去的，當時是叛國者，但在西德又并不順遂，這個女人就酗酒，嚴重地酗酒，長得又醜陋，酗酒以後人神志恍惚，老是淚汪汪淚汪汪；那個東德的男作家長得漂亮得不得了，像洋娃娃一樣，眼睛特别大特别天真，頭發又是卷曲金黃的，後來聽說他們原來是一個小鎮上的街坊，兩個人關系也特别好，想不到在這裡重逢。
聚會時“東德”就坐在“西德”的腿上。
開演講會分小組，一般是按地區國家分，西德女人不想在西歐組，想到東歐組，人家不要她，因為她是叛變的，不要你參加；讓她去西歐組，她又不喜歡西歐，這是很大的悲劇。
有一天晚上，很冷的天氣，她就跳到河裡面去了，後來被救起來了。
張新穎：這個人你好像寫過的，在哪裡看到的。
王安憶：我寫過的，在《烏托邦詩篇》。
那一屆“國際寫作計劃”還有菲律賓的、印度尼西亞的、印度的。
印度的作家給我感覺特别沒歸宿感，二十多種語言，可是用英語寫作，語言上沒有身份認同，就是你到底寫給誰看，用什麼語言寫作，什麼是母語，這是很大的困惑。
那時候陳映真對我說，陳映真對我很重要，他總是講一句話：你看看你周圍，他們問題都很嚴重，不要以為就中國問題嚴重。
他就提醒我注意這個背景。
所以我覺得“國際寫作計劃”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
還有南非的，當時南非還沒有獨立，南非有個女詩人，她的詩講到有色人種的處境，她看上去是白人，在會上講到黑人怎麼怎麼受歧視，有人就問她，你是一個白人你是怎麼能體會到黑人的處境的？然後這個女作家的回答使大家都很吃驚，她說我也是有色人種。
張新穎：你剛才提到陳映真，我有點明白了，因為你經常提到這個“國際寫作計劃”，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在你的經曆中特别重要。
剛才講陳映真的那句話，其他國家都有問題，這樣一想，這個意識對人太重要了。
王安憶：對，我們剛剛從一個經曆過創傷的國家走出來，總是耿耿于懷，總覺得有很大的問題，他呢一開始是喜歡聽我講大陸的情況的，聽到後來他也不耐煩了，因為他發現我講來講去也不過就這些東西，這些他在報紙上看到的比我講得更誇張，他不想聽，想聽我們是不是看到别樣的東西，我提供不出來，所以經常會很對立，對立的時候他就說你看大家都有問題。
他英語很好，能用英語對話，就告訴我很多這個人幹什麼，那個人幹什麼，他告訴我很多的事情。
我們确實各有各的問題，尤其是波蘭的一家人給我印象最深，我覺得他們過得非常的凄慘，前途沒有着落，比我們早離開愛荷華，據說紐約那裡要上演他的戲劇。
他邀請我們到他的房間裡去，也沒什麼高興的氣氛，剛剛适應，小孩子又要去陌生的地方。
還有一對冰島夫妻，冰島倒是很安甯的國家，他們很奇怪，領養了一個南美的孩子，皮是皮得不得了，但是很快樂的，他們不太在乎這種血緣上的必然關系的，那南美孩子就和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