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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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的小女孩玩起來。
後來發現波蘭女孩好起來了，明顯好起來了，開始微笑啊，拉拉手啊，抱抱啊，但是要走了。
波蘭作家看到我總是很有感觸，我想這種感觸大概是覺得我們有同樣的處境，總歸要抱抱我拉拉我的頭發，這種親熱我感覺他是在想我們在同樣的處境裡，你以後不知道怎麼樣。
後來據說還不錯，在美國就這樣，隻要你努力找到機會慢慢站住腳就會好起來，代價卻也付出了。
還有個土耳其人，蠻活潑的，他好像問題不大。
張新穎：他們也很能幹，聶華苓哪裡搞到這麼一大筆錢？這麼一個持續的計劃。
王安憶：持續幾十年了，一開始搞到的錢大概不多，人是不多的，慢慢很多企業都知道了安格爾和聶華苓，這個計劃慢慢使愛荷華大學有名起來了，像愛荷華大學是理科的學校，在文科不是很有名，這個計劃使這個大學在文科方面有了聲譽。
很可惜，安格爾去世，以後聶華苓再退休，就萎縮了，數年以後新來了一個人，是一個瑞典人，研究捷克，聶華苓是要物色一個對第三世界有興趣的人，可以保持原來的性質和風格。
他主持的時候規模明顯縮小，我後來去過一次，二〇〇一年，立場性也不像當時那麼鮮明了。
但是由于聶華苓的影響，依然對中國人厚愛。
我們那屆人最多，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我們腦子裡外國就是西方，不料一下子出來那麼多“問題國家”。
一個印度尼西亞的詩人朗讀他的作品的時候，有一句話特别響亮：有這麼多問題在面前，可我不能回過頭去，隻能面向它。
就是這種氣氛，很革命的，很左翼的。
後來陳映真覺得我的思想傾向也蠻危險的，于是在我們後來的旅行中安排我的活動。
他真的待我蠻好的，我覺得我挺好命的，總在關鍵時刻有人來救我，他就和聶華苓商量我們的旅行，我們的行程都是他參與安排的，從哪裡到哪裡，安排什麼人接待我們或者和我談話。
張新穎：那陳映真在這個活動裡的角色有點兒特殊啊。
王安憶：陳映真是很特殊的，很早聶華苓就打算請他去，後來台灣的事情讓他坐牢了嘛，所以事情拖了那麼多年才實現，到了美國去，這是他第一次從台灣走出去。
台灣局勢那時候也很奇怪，在美國的時候他的一個小說在“《中國時報》”得了一個獎，這也意味着台灣的開放，小說叫《山路》，是挺左翼的一個小說，居然台灣能給他一個獎，得了一筆獎金，這筆獎金就讓他太太去了一次美國，他的父母正好也在美國，他的弟弟妹妹在美國開餐館的，聶華苓特别為他們家舉行了一次宴會。
他的爸爸、弟弟、妹妹、妻子，還有其他中國人聚在聶華苓家裡，等于搞個歡迎宴，他父親講話講得特别好。
陳映真剛剛被抓到監獄的時候，聶華苓夫婦當時花了很大力氣，要給他請美國律師，用美國的法律幫他打官司，他的父親說，還是免了吧，中國人的事情還是中國人自己解決吧。
張新穎：他父親好像是牧師？ 王安憶：是牧師，一生都在傳道。
這個老人我特别尊敬他，他能講這樣的話，人格很高的。
他們有些說法我們是沒聽說過的，比如飛機飛到那裡去，劫持台灣就嘉獎，台灣再有人劫持飛過來，我們捧為英雄。
他們知識分子會覺得很羞恥，覺得都是中國人，不應該鼓勵變節，不應該讓别人看笑話。
在跳出一種意識形态的時候，好像會看到另外一種标準，你也可以說它是更高道德的。
我們那裡還有一個很有問題的作家，來自巴勒斯坦，長得好漂亮，但是會經常不高興，經常憂郁，經常覺得自己是沒有家鄉的人，她是一個有特别意識的人，在任何場合都要說我是巴勒斯坦人。
我們那一屆都是有問題的人。
她性格特别強烈，個人生活不知道是離婚還是單身。
還有一個保加利亞的作家，長得特别英俊，也是離婚的，我發現祖國的命運和個人的聯系在一起的話就會變得非常尖銳。
你個人生活起步好的話，也可以順利度過民族危機。
好像社會主義陣營的人都蠻要好的，很奇怪。
這個男作家也蠻喜歡我的，他雖然英俊，但女作家對他打分并不高，大家認為陳映真更美，因為有内涵。
社會主義陣營的人蠻孤獨的，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蘇聯把南韓的飛機打下來，說是打錯了，其實怎麼會打錯，是客機。
當時有韓國的作家他非常難過，同時東德的作家也哭了，他感到很羞恥，因為是發生在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裡的
後來發現波蘭女孩好起來了，明顯好起來了，開始微笑啊，拉拉手啊，抱抱啊，但是要走了。
波蘭作家看到我總是很有感觸，我想這種感觸大概是覺得我們有同樣的處境，總歸要抱抱我拉拉我的頭發，這種親熱我感覺他是在想我們在同樣的處境裡，你以後不知道怎麼樣。
後來據說還不錯，在美國就這樣，隻要你努力找到機會慢慢站住腳就會好起來，代價卻也付出了。
還有個土耳其人，蠻活潑的，他好像問題不大。
張新穎：他們也很能幹，聶華苓哪裡搞到這麼一大筆錢？這麼一個持續的計劃。
王安憶：持續幾十年了，一開始搞到的錢大概不多，人是不多的，慢慢很多企業都知道了安格爾和聶華苓，這個計劃慢慢使愛荷華大學有名起來了，像愛荷華大學是理科的學校，在文科不是很有名，這個計劃使這個大學在文科方面有了聲譽。
很可惜，安格爾去世，以後聶華苓再退休，就萎縮了，數年以後新來了一個人，是一個瑞典人，研究捷克，聶華苓是要物色一個對第三世界有興趣的人，可以保持原來的性質和風格。
他主持的時候規模明顯縮小，我後來去過一次，二〇〇一年，立場性也不像當時那麼鮮明了。
但是由于聶華苓的影響，依然對中國人厚愛。
我們那屆人最多，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我們腦子裡外國就是西方，不料一下子出來那麼多“問題國家”。
一個印度尼西亞的詩人朗讀他的作品的時候，有一句話特别響亮：有這麼多問題在面前，可我不能回過頭去，隻能面向它。
就是這種氣氛，很革命的，很左翼的。
後來陳映真覺得我的思想傾向也蠻危險的，于是在我們後來的旅行中安排我的活動。
他真的待我蠻好的，我覺得我挺好命的，總在關鍵時刻有人來救我，他就和聶華苓商量我們的旅行，我們的行程都是他參與安排的，從哪裡到哪裡，安排什麼人接待我們或者和我談話。
張新穎：那陳映真在這個活動裡的角色有點兒特殊啊。
王安憶：陳映真是很特殊的，很早聶華苓就打算請他去，後來台灣的事情讓他坐牢了嘛，所以事情拖了那麼多年才實現，到了美國去，這是他第一次從台灣走出去。
台灣局勢那時候也很奇怪，在美國的時候他的一個小說在“《中國時報》”得了一個獎，這也意味着台灣的開放，小說叫《山路》，是挺左翼的一個小說，居然台灣能給他一個獎，得了一筆獎金，這筆獎金就讓他太太去了一次美國，他的父母正好也在美國，他的弟弟妹妹在美國開餐館的，聶華苓特别為他們家舉行了一次宴會。
他的爸爸、弟弟、妹妹、妻子，還有其他中國人聚在聶華苓家裡，等于搞個歡迎宴，他父親講話講得特别好。
陳映真剛剛被抓到監獄的時候，聶華苓夫婦當時花了很大力氣，要給他請美國律師，用美國的法律幫他打官司，他的父親說，還是免了吧，中國人的事情還是中國人自己解決吧。
張新穎：他父親好像是牧師？ 王安憶：是牧師，一生都在傳道。
這個老人我特别尊敬他，他能講這樣的話，人格很高的。
他們有些說法我們是沒聽說過的，比如飛機飛到那裡去，劫持台灣就嘉獎，台灣再有人劫持飛過來，我們捧為英雄。
他們知識分子會覺得很羞恥，覺得都是中國人，不應該鼓勵變節，不應該讓别人看笑話。
在跳出一種意識形态的時候，好像會看到另外一種标準，你也可以說它是更高道德的。
我們那裡還有一個很有問題的作家，來自巴勒斯坦，長得好漂亮，但是會經常不高興，經常憂郁，經常覺得自己是沒有家鄉的人，她是一個有特别意識的人，在任何場合都要說我是巴勒斯坦人。
我們那一屆都是有問題的人。
她性格特别強烈，個人生活不知道是離婚還是單身。
還有一個保加利亞的作家，長得特别英俊，也是離婚的，我發現祖國的命運和個人的聯系在一起的話就會變得非常尖銳。
你個人生活起步好的話，也可以順利度過民族危機。
好像社會主義陣營的人都蠻要好的，很奇怪。
這個男作家也蠻喜歡我的，他雖然英俊，但女作家對他打分并不高，大家認為陳映真更美，因為有内涵。
社會主義陣營的人蠻孤獨的，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蘇聯把南韓的飛機打下來，說是打錯了，其實怎麼會打錯，是客機。
當時有韓國的作家他非常難過，同時東德的作家也哭了，他感到很羞恥，因為是發生在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