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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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很奇怪，很多國際問題都在我們這裡體現出來了，正好一九八三年決定要“九七回歸”嘛，香港的一個作家叫潘耀明，就是現在《明報》月刊主編，天天翻報紙看他們股市，股市跌得一塌糊塗。
後來發現那一年是國際事件發生最多的一年，每個人都碰到自己的問題。
張新穎：這樣到那裡可能就是會産生出一個比較寬廣的意識，自己的問題僅僅是一個問題，不會那麼自戀，老是想好像全世界就隻有我這麼一個問題。
王安憶：而且你會覺得你的問題解決了以後，你還有新的問題生出來。
張新穎：而且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說在八十年代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背景下，好像在一般的中國人眼裡一個是中國一個是西方，這樣一看就完全打破了中國／西方那麼簡單的一個概念。
王安憶：對，感覺很強烈的就是我們的問題解決了又怎麼樣，還有問題，好像這個世界永遠有問題。
而且到美國有個非常清醒的認識，就美國是個例外。
美國肯定是在很多問題上是例外，我們到農場去玩，印象很深刻，農民生活特别安逸，門口豎着一面國旗，那個農民和我們講：我覺得我生活在這個國家很幸運。
你會覺得這個國家那麼特殊，那麼和别人不一樣，首先它的先天那麼好，因為我插隊落戶過嘛，中國根本不會有這麼肥沃的土地，而且沒有災難，莊稼長得那麼好。
你看他們地圖會覺得很奇怪，他們州的邊界會劃得這麼整齊，這就體現出後天的優勢。
像我們就犬齒交錯。
你看那個英國和愛爾蘭也犬齒交錯得厲害。
這個國家得天獨厚，看地圖就能看出來，就像用尺劃出來似的。
張新穎：這樣的經曆到底對寫作有什麼影響？ 王安憶：具體的也說不上來，可是要從抽象角度來講，肯定是把你的背景給拓寬了。
我記得安格爾生病，他們請了一個大師，從紐約來，順便給我們每個人看，也不是看，反正就是估算我們的命運，他講得很複雜的，我實在沒能力去複述，他講五行啦就是金木水火土，等等，他當時對我有個預測蠻有意思的，他說到水，說每個人的“水”是不同的，最寬廣的是海，第二寬廣是川，第三是河，最後是塘那種，那種封閉狹窄的生活。
他當時看我，說我水字一欄是川，我覺得他對我有一種預示，我在想我的生活大概會比較寬廣。
張新穎：這可能是一種比較好的暗示。
王安憶：而且我覺得大師的話非常有道理，非常文學化的，他說我和我母親，他說我母親非常不容易，她很堅韌，他說你們兩個人的命運都很艱辛的，可是你媽媽是苦的艱辛，你是樂的艱辛。
講得很有趣了。
我是挺好命的，但他也講了點兒我的問題，說你有怨，所以提個建議，就是在你的床前放個鏡子，我懂他的意思，就是一早起來就看到的景象是比較寬廣的，他說一定要把你的怨解決掉。
張新穎：你有什麼怨呢？ 王安憶：當時我就蠻怨的，我就覺得大師說得很對，也是陳映真跟我說的話，我總覺得自己來自一個很不幸的命運，自己生不逢時，我們八十年代出去的每個人都帶着怨的。
張新穎：其實不是個人的怨，是普遍的時代的，年輕人都覺得怨。
王安憶：都是苦悶憤青的那種。
而時代又使我們的憤怨合法化了。
這個大師挺有趣的，說到木，金木水火土裡的“木”，他說最硬的是槟榔木，特别不能圓通，他說我媽媽就是槟榔木，最不容易受人家影響。
張新穎：那你現在的作品陳映真他看不看？他會跟你談嗎？ 王安憶：不談，他不跟我談這種瑣碎的事情的。
我在想，我是聽别人說，他隻是通過别人對我的評價，或者聽台灣媒體對我的描繪這種方式，來了解我，所謂上海風情啊，或者懷舊啊，還有前面一段寫性啊，我感覺陳映真都是從媒體對我的評介來對我了解的。
所以他好像對我是有點不滿的，對我的寫作不滿。
但是我在想，他沒有真正看過，他要是真正看過也許不會這麼失望。
二〇〇三年底不是在馬來西亞給他發了一個獎嗎？發獎的時候我覺得還是蠻激動的，我特别願意他得到這麼一個獎，雖然我知道這個獎其實也不能說明什麼，第一屆是我得的，第二屆由我上一屆得主給他發獎，我覺得應該是颠倒過來。
好像我覺得這也蠻好的，覺得這種颠倒或許象征了一種特别的傳承關系。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很多國際問題都在我們這裡體現出來了，正好一九八三年決定要“九七回歸”嘛，香港的一個作家叫潘耀明，就是現在《明報》月刊主編，天天翻報紙看他們股市，股市跌得一塌糊塗。
後來發現那一年是國際事件發生最多的一年，每個人都碰到自己的問題。
張新穎：這樣到那裡可能就是會産生出一個比較寬廣的意識，自己的問題僅僅是一個問題，不會那麼自戀，老是想好像全世界就隻有我這麼一個問題。
王安憶：而且你會覺得你的問題解決了以後，你還有新的問題生出來。
張新穎：而且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說在八十年代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背景下，好像在一般的中國人眼裡一個是中國一個是西方，這樣一看就完全打破了中國／西方那麼簡單的一個概念。
王安憶：對，感覺很強烈的就是我們的問題解決了又怎麼樣，還有問題，好像這個世界永遠有問題。
而且到美國有個非常清醒的認識，就美國是個例外。
美國肯定是在很多問題上是例外，我們到農場去玩，印象很深刻，農民生活特别安逸，門口豎着一面國旗，那個農民和我們講：我覺得我生活在這個國家很幸運。
你會覺得這個國家那麼特殊，那麼和别人不一樣，首先它的先天那麼好，因為我插隊落戶過嘛，中國根本不會有這麼肥沃的土地，而且沒有災難，莊稼長得那麼好。
你看他們地圖會覺得很奇怪，他們州的邊界會劃得這麼整齊，這就體現出後天的優勢。
像我們就犬齒交錯。
你看那個英國和愛爾蘭也犬齒交錯得厲害。
這個國家得天獨厚，看地圖就能看出來，就像用尺劃出來似的。
張新穎：這樣的經曆到底對寫作有什麼影響？ 王安憶：具體的也說不上來，可是要從抽象角度來講，肯定是把你的背景給拓寬了。
我記得安格爾生病，他們請了一個大師，從紐約來，順便給我們每個人看，也不是看，反正就是估算我們的命運，他講得很複雜的，我實在沒能力去複述，他講五行啦就是金木水火土，等等，他當時對我有個預測蠻有意思的，他說到水，說每個人的“水”是不同的，最寬廣的是海，第二寬廣是川，第三是河，最後是塘那種，那種封閉狹窄的生活。
他當時看我，說我水字一欄是川，我覺得他對我有一種預示，我在想我的生活大概會比較寬廣。
張新穎：這可能是一種比較好的暗示。
王安憶：而且我覺得大師的話非常有道理，非常文學化的，他說我和我母親，他說我母親非常不容易，她很堅韌，他說你們兩個人的命運都很艱辛的，可是你媽媽是苦的艱辛，你是樂的艱辛。
講得很有趣了。
我是挺好命的，但他也講了點兒我的問題，說你有怨，所以提個建議，就是在你的床前放個鏡子，我懂他的意思，就是一早起來就看到的景象是比較寬廣的，他說一定要把你的怨解決掉。
張新穎：你有什麼怨呢？ 王安憶：當時我就蠻怨的，我就覺得大師說得很對，也是陳映真跟我說的話，我總覺得自己來自一個很不幸的命運，自己生不逢時，我們八十年代出去的每個人都帶着怨的。
張新穎：其實不是個人的怨，是普遍的時代的，年輕人都覺得怨。
王安憶：都是苦悶憤青的那種。
而時代又使我們的憤怨合法化了。
這個大師挺有趣的，說到木，金木水火土裡的“木”，他說最硬的是槟榔木，特别不能圓通，他說我媽媽就是槟榔木，最不容易受人家影響。
張新穎：那你現在的作品陳映真他看不看？他會跟你談嗎？ 王安憶：不談，他不跟我談這種瑣碎的事情的。
我在想，我是聽别人說，他隻是通過别人對我的評價，或者聽台灣媒體對我的描繪這種方式，來了解我，所謂上海風情啊，或者懷舊啊，還有前面一段寫性啊，我感覺陳映真都是從媒體對我的評介來對我了解的。
所以他好像對我是有點不滿的，對我的寫作不滿。
但是我在想，他沒有真正看過，他要是真正看過也許不會這麼失望。
二〇〇三年底不是在馬來西亞給他發了一個獎嗎？發獎的時候我覺得還是蠻激動的，我特别願意他得到這麼一個獎，雖然我知道這個獎其實也不能說明什麼，第一屆是我得的，第二屆由我上一屆得主給他發獎，我覺得應該是颠倒過來。
好像我覺得這也蠻好的，覺得這種颠倒或許象征了一種特别的傳承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