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學講習所
關燈
小
中
大
的妻子劉淑華，所以老師經常講，王安憶啊，要是先定她的話，你就來不了了。
因為她來了，所以我們從四人宿舍又搬到一個五人大宿舍。
我真的是很僥幸進去了。
可能我不去的話照樣寫這些東西，可是去的話呢在心理上可以給我自信心嘛，可以和他們在一起，讓我學到那麼多東西，也嘗試到那種文學的生活方式。
張新穎：你剛才講的時候用了一個詞，文學生活。
一個人的寫作好像體會不到文學是一種生活，而大家湊到一塊兒去就好像過的是一種文學生活了。
王安憶：對，我覺得最初是需要這樣的一種氣氛的，好比學術要從學府生活開始一樣，可能是蠻重要的。
如果你一個人在家裡寫作，慢慢也可能有出來的一天，但總是不會那麼熱烈吧，總是沉悶的，寂寞的，或者不是那麼快樂的。
所以我回想起來，這半年的講習所生活的影響非常大，對别人怎麼樣不知道，因為他們很多人已經很成功，他們也經常缺課逃課回家，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會有出版社找他們去開座談會。
隻有我是不逃課的，我去也沒地方去，我是一堂課也不缺的，每天都坐在那兒。
張新穎：上課對你們來說不是很重要，是不是？ 王安憶：對我來說很重要，各人不一樣的，我從來喜歡上課，現在還會去聽課。
我現在把講習所的筆記翻出來看看，我覺得上課上得很好的，現在學生大概都上不到這麼好的課，因為都是從大學裡找來的最好的老師。
張新穎：都是哪些人上課？ 王安憶：譬如說吳組缃講《紅樓夢》，印象深刻。
還有一個老師印象深刻，但是名字想不起來了，他經常在外面講我給王安憶上過課，其實上的是大課了，他講《安娜.·.卡列尼娜》，蘇俄文學，他講得非常好，很有趣。
還有講傳奇、話本的，蠻好的。
我覺得課排得蠻負責的。
還請一些作家來談創作經驗，這種課比例不是很高。
最後就像研究院一樣，每人跟一個作家，等于學生跟導師那樣。
一開始分我跟孟偉哉，孟偉哉有好多學生，有很多人想跟他，後來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想跟他，因為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主編，有讀稿和改稿的經驗，以後發表或出書也會有些便利。
我個人倒覺得不是非要跟他，後來也巧，寫少兒文學的金近，他是個老頭，特别善良，打電話來跟我說：安憶啊，你媽媽托過我的，叫我好好照應你，現在你們那邊都開始分學生了，你到我這來吧。
我就和老師講金近老師要我去，而且我覺得金近老師那邊更加搭界點兒，孟偉哉那裡不熟，人又多，老師後來說好好好。
因為很不均勻嘛，所以你要去就去。
張新穎：原來還有這樣的事情。
王安憶：去了我也蠻開心的，大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去他家一次，聽他談。
他也談不出什麼來，東扯西扯的。
當時就三個人，一個我，一個郭玉道，一個比我小的男孩子叫瞿小偉，現在好像也不寫東西了。
挺正規的，老師總想讓我們學到東西，有收獲。
張新穎：這個和“文革”以後人們辦任何事情都當一回事來做的氣氛有關。
王安憶：而且挺不容易的。
首先從單位裡請假請出來已經是很大一件事情了，然後那麼長時間，當時半年是蠻長時間了。
反正那半年在北京我覺得過得挺好，當然生活是蠻艱苦的，我們去的時候北京還分米票和面票的，十斤糧票裡面四斤是米，其他都是吃饅頭的。
那段生活對我來講，是寫作很好的起點，和他們在一起，會把自己和他們放在一起考慮問題，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驕傲的，把頭回過去可以說這個寫得不好，那個寫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心情不是這樣的，因為他們畢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
你和他們在一起的話，會發現他們眼界很開闊，在他眼裡你什麼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們的，挺崇拜他們的。
張新穎：沒想到那時候你是這樣的。
王安憶：北京挺有這種圈子的，我們在講習所的時候，他們男生打籃球，籃球比賽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作家來捧場，其中就有北島。
我們上課的時候，外面的人會來旁聽，像史鐵生就來聽課，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史鐵生。
還有肖複興，當時在中央戲劇學院，也過來聽課。
那時候可以接觸到很多精英。
那個時代回想起來真是好，我覺得是正當的競争，非常健康，健康向上，就是想文學，而且是很正面地想，心懷虔誠，即便是要質疑和推翻，首先是承認的态度。
張新穎：文學不但有一種凝聚力，它還有一種激發的力量，把人身上的好的東西都激發出來。
王安憶：挺崇高的，這個不用懷疑，肯定是件好事情，肯定都是大家想達到而達不到的事情。
不像今天我們已經把它變成可以讨論的東西，我們當時覺得是一件用不着商量和讨論的事情。
現在回想起來都像做夢一樣的，也不過二十多年，聽起來好像很長。
但是插隊落戶好像更遠了，已經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我倒覺得并不遙遠，因為插隊落戶的那種生活的消沉和暧昧在現實生活中還有。
八十年代就沒有，好像顯得不真實。
張新穎：整個八十年代那種蓬勃向上的…… 王安憶：蓬勃向上，你不能想象這麼快就走到末梢上去了，速度之迅速你真的不能想象。
好像插隊落戶的生活有一種較為恒定的性質，那時的情形今天依然能夠想象。
八十年代的時候那麼有活力，怎麼到今天一下子就結
因為她來了，所以我們從四人宿舍又搬到一個五人大宿舍。
我真的是很僥幸進去了。
可能我不去的話照樣寫這些東西，可是去的話呢在心理上可以給我自信心嘛，可以和他們在一起，讓我學到那麼多東西，也嘗試到那種文學的生活方式。
張新穎：你剛才講的時候用了一個詞，文學生活。
一個人的寫作好像體會不到文學是一種生活，而大家湊到一塊兒去就好像過的是一種文學生活了。
王安憶：對，我覺得最初是需要這樣的一種氣氛的，好比學術要從學府生活開始一樣，可能是蠻重要的。
如果你一個人在家裡寫作，慢慢也可能有出來的一天，但總是不會那麼熱烈吧，總是沉悶的，寂寞的，或者不是那麼快樂的。
所以我回想起來，這半年的講習所生活的影響非常大，對别人怎麼樣不知道，因為他們很多人已經很成功，他們也經常缺課逃課回家，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會有出版社找他們去開座談會。
隻有我是不逃課的，我去也沒地方去，我是一堂課也不缺的，每天都坐在那兒。
張新穎：上課對你們來說不是很重要，是不是？ 王安憶：對我來說很重要，各人不一樣的，我從來喜歡上課，現在還會去聽課。
我現在把講習所的筆記翻出來看看，我覺得上課上得很好的，現在學生大概都上不到這麼好的課，因為都是從大學裡找來的最好的老師。
張新穎：都是哪些人上課？ 王安憶：譬如說吳組缃講《紅樓夢》，印象深刻。
還有一個老師印象深刻，但是名字想不起來了，他經常在外面講我給王安憶上過課，其實上的是大課了，他講《安娜.·.卡列尼娜》，蘇俄文學，他講得非常好，很有趣。
還有講傳奇、話本的，蠻好的。
我覺得課排得蠻負責的。
還請一些作家來談創作經驗，這種課比例不是很高。
最後就像研究院一樣，每人跟一個作家，等于學生跟導師那樣。
一開始分我跟孟偉哉，孟偉哉有好多學生，有很多人想跟他，後來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想跟他，因為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主編，有讀稿和改稿的經驗，以後發表或出書也會有些便利。
我個人倒覺得不是非要跟他，後來也巧，寫少兒文學的金近，他是個老頭，特别善良，打電話來跟我說：安憶啊，你媽媽托過我的，叫我好好照應你，現在你們那邊都開始分學生了，你到我這來吧。
我就和老師講金近老師要我去，而且我覺得金近老師那邊更加搭界點兒，孟偉哉那裡不熟，人又多，老師後來說好好好。
因為很不均勻嘛，所以你要去就去。
張新穎：原來還有這樣的事情。
王安憶：去了我也蠻開心的，大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去他家一次，聽他談。
他也談不出什麼來，東扯西扯的。
當時就三個人，一個我，一個郭玉道，一個比我小的男孩子叫瞿小偉，現在好像也不寫東西了。
挺正規的，老師總想讓我們學到東西，有收獲。
張新穎：這個和“文革”以後人們辦任何事情都當一回事來做的氣氛有關。
王安憶：而且挺不容易的。
首先從單位裡請假請出來已經是很大一件事情了，然後那麼長時間，當時半年是蠻長時間了。
反正那半年在北京我覺得過得挺好，當然生活是蠻艱苦的，我們去的時候北京還分米票和面票的，十斤糧票裡面四斤是米，其他都是吃饅頭的。
那段生活對我來講，是寫作很好的起點，和他們在一起，會把自己和他們放在一起考慮問題，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驕傲的，把頭回過去可以說這個寫得不好，那個寫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心情不是這樣的，因為他們畢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
你和他們在一起的話，會發現他們眼界很開闊，在他眼裡你什麼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們的，挺崇拜他們的。
張新穎：沒想到那時候你是這樣的。
王安憶：北京挺有這種圈子的，我們在講習所的時候，他們男生打籃球，籃球比賽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作家來捧場，其中就有北島。
我們上課的時候，外面的人會來旁聽，像史鐵生就來聽課，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史鐵生。
還有肖複興，當時在中央戲劇學院，也過來聽課。
那時候可以接觸到很多精英。
那個時代回想起來真是好，我覺得是正當的競争，非常健康，健康向上，就是想文學，而且是很正面地想，心懷虔誠，即便是要質疑和推翻，首先是承認的态度。
張新穎：文學不但有一種凝聚力，它還有一種激發的力量，把人身上的好的東西都激發出來。
王安憶：挺崇高的，這個不用懷疑，肯定是件好事情，肯定都是大家想達到而達不到的事情。
不像今天我們已經把它變成可以讨論的東西，我們當時覺得是一件用不着商量和讨論的事情。
現在回想起來都像做夢一樣的，也不過二十多年，聽起來好像很長。
但是插隊落戶好像更遠了，已經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我倒覺得并不遙遠，因為插隊落戶的那種生活的消沉和暧昧在現實生活中還有。
八十年代就沒有，好像顯得不真實。
張新穎：整個八十年代那種蓬勃向上的…… 王安憶：蓬勃向上，你不能想象這麼快就走到末梢上去了，速度之迅速你真的不能想象。
好像插隊落戶的生活有一種較為恒定的性質，那時的情形今天依然能夠想象。
八十年代的時候那麼有活力，怎麼到今天一下子就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