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學講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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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同學叫王宗漢，他兒子叫王家男，就是編《短篇小說選刊》的那個，東北的。
王宗漢當時在主持一本還不是省級的，地市級的刊物，什麼名字想不起來了。
張新穎：地區級的刊物。
王安憶：對，好像是地區級的還不是省級的這樣一個刊物，他就向班上的同學約稿，我就給他寫了一篇小說，他把這篇小說給了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說季刊》，三個月出一期的，當時刊物不像現在這麼多嘛，北京排來排去就這麼幾個，他就說幫我推薦到那兒去，因為那裡有個編輯一直在我們這裡約稿。
他就幫我推薦過去，原來是給他寫的。
可是他說給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瑣記》。
他們都待我蠻好。
蔣子龍也向我約稿，那時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編，他向我約，我就給他了一篇小說，他親自指導我改，他真是有兄長風度的人。
他們都挺提攜我的，好像很多重要東西都是在那個班上寫的，記得有一篇對我來說比較長的短篇小說叫《苦果》，當時寫好給葉辛看的，葉辛在那裡也是比較成功的，寫了兩部長篇小說。
葉辛看了以後很肯定我，激動得不得了，他當時就對我講了這麼一句話：“你好像寫東西很有氣氛。
”那時候我和葉辛接觸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較喜歡清靜，與人交道也比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講習所度過的，不像别人朋友多。
葉辛那時候就是和我講怎麼寫小說，所以我覺得葉辛很有趣。
葉辛談他在貴州的生活談得特别多，而且我覺得他談的貴州生活比他小說裡寫的要生動得多了，然後就教我怎麼寫小說。
他那時候已經有崇拜者，不像我們還默默無聞，他的崇拜者送他一本手抄的東西，上面就是說，寫眼睛有多少多少種寫法，寫一個人的神态有多少多少種寫法，像尚方寶劍一樣，有這樣一本書在手裡面什麼都不怕了。
你可以想象那個氣氛，非常文學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東西寫好，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古華那時候就在班上跟我們說他的小說，講《爬滿青藤的木屋》，《爬滿青藤的木屋》是被《上海文學》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後來在哪兒發表了，得了全國獎。
他講得最好的是《芙蓉鎮》，所以我覺得當時的寫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現在那麼随意地寫，他們那些故事已經在腦子裡滾瓜爛熟了，他們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來的，以故事為主，故事在他們那裡是很結實很結實的東西，有多少生活經驗，多少的情緒在裡面，然後慢慢結構成《芙蓉鎮》。
當他在給你講述的時候其實就是創作了，他給我講的《芙蓉鎮》到現在還很清晰，非常好，而且他的那種湖南口音，他講述時候的《芙蓉鎮》比他後來寫在紙上的更加民間化，他寫成小說已經有點文藝腔，因為普通話的表達形式。
還有賈大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是農民的聰明。
可是後來我們這個班走的人特别多，去世的特别多，先是青海的郭玉道，他是邊疆過來的嘛，原來生活也比較艱苦，他先去世；然後是喬典運，他是河南的，還有賈大山，最近還有楊幹華，還有黑龍江的劉亞舟。
我們這班走了好多人，大都是貧苦的農民，苦出身的那種。
喬典運當時是我們班年齡最大的一個人，穿了件黑棉襖，剃了個平頂頭，完全就是個農民的樣子，他來我們班上的時候好像四十九歲還是多少，反正我感覺是很大的一個人了。
所以我們到北戴河的時候，當時我們的所長，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幹部，就說你們這些同學在一起應該打破一些圈子，應該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舉一個例子讓大家哄堂大笑，他說：王安憶可以和喬典運在一起談談嘛。
張新穎：差别非常大了。
王安憶：可見我和他有多麼不同，對，差别很大了。
一個是年齡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後一個農村一個上海的，于是大家就哄然大笑，就覺得很滑稽。
我們這個班很勤奮，後來的班都沒我們勤奮。
張新穎：大概有多少個人？ 王安憶：每個寝室住四個人，應該三十來個人吧。
有一些人是再也不寫了，有的就出國一去不回了。
張新穎：你說這些名字的時候，我一想就想起來了，因為我年齡小，最初讀你們的作品還是小時候，小時候讀喬典運的作品，蔣子龍的作品，還有《爬滿青藤的木屋》啊什麼的，那時候影響可真大。
王安憶：想起這個時代，真是風華正茂的時代。
我覺得人和人的交流是很重要的，那時候把我放在他們中，無論别人怎麼說——有人說我是開的後門，其實不是開後門——但确實對我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一個機會。
本來是四個人一間宿舍，開始女生一共隻有三個人，一個葉文玲，一個張抗抗，一個竹林，所以還要一個女生，否則不是浪費了？上海隻有一個竹林，是不是再給一個名額？那時候葉辛還是貴州的嘛不是上海的，所以就把這個名額交給了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他們在作者裡面找了兩個人，一個王小鷹，一個陳曉明。
但是她們兩個都在大學裡讀書，一個在華師大，一個在複旦。
就想到我剛寫了《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我就這樣被選上去了。
最好玩的是，我到那裡報到的時候，有個作者不能來讀書了，那個人叫母國政，當時也很有名的，我想他之所以不來，也是瞧不上，當時年齡也大了，跟小孩子在一起搞什麼啦，就不來了。
然後就選賈平凹，賈平凹也不來，最後馬上就要開學了，臨時定了當時《歌德和缺德》的作者李劍
王宗漢當時在主持一本還不是省級的，地市級的刊物，什麼名字想不起來了。
張新穎：地區級的刊物。
王安憶：對，好像是地區級的還不是省級的這樣一個刊物，他就向班上的同學約稿，我就給他寫了一篇小說，他把這篇小說給了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說季刊》，三個月出一期的，當時刊物不像現在這麼多嘛，北京排來排去就這麼幾個，他就說幫我推薦到那兒去，因為那裡有個編輯一直在我們這裡約稿。
他就幫我推薦過去，原來是給他寫的。
可是他說給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瑣記》。
他們都待我蠻好。
蔣子龍也向我約稿，那時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編，他向我約，我就給他了一篇小說，他親自指導我改，他真是有兄長風度的人。
他們都挺提攜我的，好像很多重要東西都是在那個班上寫的，記得有一篇對我來說比較長的短篇小說叫《苦果》，當時寫好給葉辛看的，葉辛在那裡也是比較成功的，寫了兩部長篇小說。
葉辛看了以後很肯定我，激動得不得了，他當時就對我講了這麼一句話：“你好像寫東西很有氣氛。
”那時候我和葉辛接觸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較喜歡清靜，與人交道也比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講習所度過的，不像别人朋友多。
葉辛那時候就是和我講怎麼寫小說，所以我覺得葉辛很有趣。
葉辛談他在貴州的生活談得特别多，而且我覺得他談的貴州生活比他小說裡寫的要生動得多了，然後就教我怎麼寫小說。
他那時候已經有崇拜者，不像我們還默默無聞，他的崇拜者送他一本手抄的東西，上面就是說，寫眼睛有多少多少種寫法，寫一個人的神态有多少多少種寫法，像尚方寶劍一樣，有這樣一本書在手裡面什麼都不怕了。
你可以想象那個氣氛，非常文學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東西寫好，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古華那時候就在班上跟我們說他的小說，講《爬滿青藤的木屋》，《爬滿青藤的木屋》是被《上海文學》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後來在哪兒發表了，得了全國獎。
他講得最好的是《芙蓉鎮》，所以我覺得當時的寫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現在那麼随意地寫，他們那些故事已經在腦子裡滾瓜爛熟了，他們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來的，以故事為主，故事在他們那裡是很結實很結實的東西，有多少生活經驗，多少的情緒在裡面，然後慢慢結構成《芙蓉鎮》。
當他在給你講述的時候其實就是創作了，他給我講的《芙蓉鎮》到現在還很清晰，非常好，而且他的那種湖南口音，他講述時候的《芙蓉鎮》比他後來寫在紙上的更加民間化，他寫成小說已經有點文藝腔，因為普通話的表達形式。
還有賈大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是農民的聰明。
可是後來我們這個班走的人特别多，去世的特别多，先是青海的郭玉道，他是邊疆過來的嘛，原來生活也比較艱苦，他先去世；然後是喬典運，他是河南的，還有賈大山，最近還有楊幹華，還有黑龍江的劉亞舟。
我們這班走了好多人，大都是貧苦的農民，苦出身的那種。
喬典運當時是我們班年齡最大的一個人，穿了件黑棉襖，剃了個平頂頭，完全就是個農民的樣子，他來我們班上的時候好像四十九歲還是多少，反正我感覺是很大的一個人了。
所以我們到北戴河的時候，當時我們的所長，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幹部，就說你們這些同學在一起應該打破一些圈子，應該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舉一個例子讓大家哄堂大笑，他說：王安憶可以和喬典運在一起談談嘛。
張新穎：差别非常大了。
王安憶：可見我和他有多麼不同，對，差别很大了。
一個是年齡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後一個農村一個上海的，于是大家就哄然大笑，就覺得很滑稽。
我們這個班很勤奮，後來的班都沒我們勤奮。
張新穎：大概有多少個人？ 王安憶：每個寝室住四個人，應該三十來個人吧。
有一些人是再也不寫了，有的就出國一去不回了。
張新穎：你說這些名字的時候，我一想就想起來了，因為我年齡小，最初讀你們的作品還是小時候，小時候讀喬典運的作品，蔣子龍的作品，還有《爬滿青藤的木屋》啊什麼的，那時候影響可真大。
王安憶：想起這個時代，真是風華正茂的時代。
我覺得人和人的交流是很重要的，那時候把我放在他們中，無論别人怎麼說——有人說我是開的後門，其實不是開後門——但确實對我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一個機會。
本來是四個人一間宿舍，開始女生一共隻有三個人，一個葉文玲，一個張抗抗，一個竹林，所以還要一個女生，否則不是浪費了？上海隻有一個竹林，是不是再給一個名額？那時候葉辛還是貴州的嘛不是上海的，所以就把這個名額交給了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他們在作者裡面找了兩個人，一個王小鷹，一個陳曉明。
但是她們兩個都在大學裡讀書，一個在華師大，一個在複旦。
就想到我剛寫了《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我就這樣被選上去了。
最好玩的是，我到那裡報到的時候，有個作者不能來讀書了，那個人叫母國政，當時也很有名的，我想他之所以不來，也是瞧不上，當時年齡也大了，跟小孩子在一起搞什麼啦，就不來了。
然後就選賈平凹，賈平凹也不來，最後馬上就要開學了，臨時定了當時《歌德和缺德》的作者李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