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傳統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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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個現代以來的文學史，它沒有史的感覺，它就是每一代反駁前一代，然後呢我就發現一個現象啊，就是我們的文學史上的作家，大都是年輕作家。
王安憶：很少能找到終身寫作的。
張新穎：就是年輕的時候反叛嘛，你的成就是在反叛的時候确立的。
所以你看我們文學史上的作家，從第一代開始，除了魯迅年紀比較大，因為魯迅從事創作比較晚，三十八歲寫《狂人日記》，其實大都是很年輕的，二十幾歲，三十幾歲。
一百年的文學史講的作家，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思。
這是我們的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真正的文學史不應該是這樣的。
王安憶：我就講，我們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作家很少的，三十歲還沒進入職業寫作就退場了。
張新穎：有的時候我就開玩笑說，我們的文學史是一個青年的文學史，基本上是個青年文學史，偶爾有那麼幾個不年輕的就是非常好的，像馮至二十幾歲的時候寫詩，也就是年輕人的詩，但是他四十歲寫的詩，寫的《十四行集》，就是特别好的東西。
講一個四十歲作家的作品，這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不多。
這個和我們一代一代的反叛其實是有關系的。
王安憶：我覺得一個是反叛，還有就是政治不穩定。
張新穎：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文學标準，就是我們會特别注意，我們的文壇會特别注意那個新的東西。
求新求變似乎成了一個強迫性的機制。
王安憶：還與我們沒有發生浪漫主義運動有關系，其實西方現代媒體也是很發達的，可是他們在整個浪漫主義運動裡已經培養起了書評、畫評、樂評、劇評，已經形成經典批評的傳統了，即便是有媒體出來喧嚣也不要緊，它還有一個更加主流性的評介，似乎我們中國沒有這個醞釀評介系統的過程，就直接進入媒體時代，所以我們今天的什麼文藝批評哪，就是媒體啊，沒有嚴格的批評，就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又回到方才說的源上來，我說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麼套着來的，你會覺得他們沒有獨創性，而我們特别強調獨創性，過于強調獨創性。
我說文學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變自然會有質變，但這個量也許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去完成。
我們強調獨創性，這已經是我們藝術評價的一個标準，這個标準它不斷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這是一個機動的标準，而不是一個衡定性的标準。
張新穎：比如說我們總是會講八十年代文學怎麼樣，九十年代文學怎麼樣，你講九十年代文學就一定是注意九十年代最新的作家作品和現象、思潮之類的東西，如果我講九十年代文學去講路翎，這人家會覺得你腦子有問題嘛，怎麼會講路翎啊什麼的。
就是這樣，我覺得這成了一個習慣。
王安憶：不健康。
張新穎：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其實是“五四”以來的傳統給我們的，你每一個時代都要關心那個時代的最新的力量，最新的動向。
王安憶：要你關心和表現的也是最新發生的，總是希望你反映最新發生的事件，如果你稍寫得遠點，哪怕隻是遠一點時間，他們都認為落伍了。
張新穎：就像你寫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很落伍了。
王安憶：懷舊了，就算懷舊了。
張新穎：這個形容也很奇怪。
要麼你寫很早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要麼你寫現在的上海，大家都接受；就寫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就顯得格格不入。
王安憶：他們現在對我評價很古怪的，判定我不反映現代的上海，首先小說不是“反映”，其實我所寫不就是現代的上海麼，這個時間的限定不知道是五年還是十年，或者隻是一年。
其實像雨果他寫的《悲慘世界》是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巴黎聖母院》則是幾百年前了。
現在總的來說文化氣氛是不大好的，也不是說不大好，應該說是也好，但要看你個人怎麼樣，如果你個人特别有抵抗力的話，是個好時代，誰都不管你，但如果比較軟弱的話，非常容易受影響。
王安憶：很少能找到終身寫作的。
張新穎：就是年輕的時候反叛嘛，你的成就是在反叛的時候确立的。
所以你看我們文學史上的作家，從第一代開始，除了魯迅年紀比較大，因為魯迅從事創作比較晚，三十八歲寫《狂人日記》，其實大都是很年輕的，二十幾歲，三十幾歲。
一百年的文學史講的作家，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思。
這是我們的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真正的文學史不應該是這樣的。
王安憶：我就講，我們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作家很少的，三十歲還沒進入職業寫作就退場了。
張新穎：有的時候我就開玩笑說，我們的文學史是一個青年的文學史，基本上是個青年文學史，偶爾有那麼幾個不年輕的就是非常好的，像馮至二十幾歲的時候寫詩，也就是年輕人的詩，但是他四十歲寫的詩，寫的《十四行集》，就是特别好的東西。
講一個四十歲作家的作品，這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不多。
這個和我們一代一代的反叛其實是有關系的。
王安憶：我覺得一個是反叛，還有就是政治不穩定。
張新穎：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文學标準，就是我們會特别注意，我們的文壇會特别注意那個新的東西。
求新求變似乎成了一個強迫性的機制。
王安憶：還與我們沒有發生浪漫主義運動有關系，其實西方現代媒體也是很發達的，可是他們在整個浪漫主義運動裡已經培養起了書評、畫評、樂評、劇評，已經形成經典批評的傳統了，即便是有媒體出來喧嚣也不要緊，它還有一個更加主流性的評介，似乎我們中國沒有這個醞釀評介系統的過程，就直接進入媒體時代，所以我們今天的什麼文藝批評哪，就是媒體啊，沒有嚴格的批評，就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又回到方才說的源上來，我說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麼套着來的，你會覺得他們沒有獨創性，而我們特别強調獨創性，過于強調獨創性。
我說文學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變自然會有質變，但這個量也許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去完成。
我們強調獨創性，這已經是我們藝術評價的一個标準，這個标準它不斷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這是一個機動的标準，而不是一個衡定性的标準。
張新穎：比如說我們總是會講八十年代文學怎麼樣，九十年代文學怎麼樣，你講九十年代文學就一定是注意九十年代最新的作家作品和現象、思潮之類的東西，如果我講九十年代文學去講路翎，這人家會覺得你腦子有問題嘛，怎麼會講路翎啊什麼的。
就是這樣，我覺得這成了一個習慣。
王安憶：不健康。
張新穎：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其實是“五四”以來的傳統給我們的，你每一個時代都要關心那個時代的最新的力量，最新的動向。
王安憶：要你關心和表現的也是最新發生的，總是希望你反映最新發生的事件，如果你稍寫得遠點，哪怕隻是遠一點時間，他們都認為落伍了。
張新穎：就像你寫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很落伍了。
王安憶：懷舊了，就算懷舊了。
張新穎：這個形容也很奇怪。
要麼你寫很早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要麼你寫現在的上海，大家都接受；就寫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就顯得格格不入。
王安憶：他們現在對我評價很古怪的，判定我不反映現代的上海，首先小說不是“反映”，其實我所寫不就是現代的上海麼，這個時間的限定不知道是五年還是十年，或者隻是一年。
其實像雨果他寫的《悲慘世界》是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巴黎聖母院》則是幾百年前了。
現在總的來說文化氣氛是不大好的，也不是說不大好，應該說是也好，但要看你個人怎麼樣，如果你個人特别有抵抗力的話，是個好時代，誰都不管你，但如果比較軟弱的話，非常容易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