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傳統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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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如果把時間拉到現在，你現在去看你母親的創作……
王安憶：剛才我也講到，我母親去世以後我開始正視我母親她們這一代人的寫作。
我們這些人是在個人主義化的背景底下起步的，個性得到解放了，個人忽然受到尊崇，對我媽媽這一代的寫作是非常抗拒的，覺得你們都是集體化的，沒有個人的聲音。
這種說法實際上真是很無理的，其實他們比我們個人多了，因為他們是從個人主義的環境生長起來，他們比我們懂得什麼叫個人，個性發展肯定比我們飽滿和充分。
在他們的人性發展中有另一個要求，叫作共産主義，和海明威同時代那個女作家，斯坦因吧，她說過一句話，後來我一直用這句話來理解我媽媽這一代人：個人主義是人性，共産主義是人類的精神。
這句話我就覺得像一把鑰匙一樣的就把我開竅了，所以我覺得對他們這一代人的看法不能太簡單化。
當然，他們身上确實有很多那種教條的，所謂社會主義文藝觀，當然是有，這我一點也不否認，但我覺得他們是非常努力地要提升自己的人性。
他們努力，要在集體性的寫作裡面表現出自己的個性，他們表現得真的很好，因為有節制，現代人太沒節制了，他們那麼節制地表現出那麼一點東西，非常動人。
孫犁寫的《荷花澱》，那個老頭讓小女兵躲在荷葉下面看他刺殺鬼子，這代人哪想得出來啊，根本想不出來。
還有《七根火柴》，真的很節制自己的個性。
個性不能夠太泛濫了，那麼任性地在寫東西——你都不覺得他在寫東西，而是發脾氣，鬧情緒。
張新穎：我在想，因為你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有沒有可能通過你母親，進入到一個在你們這代作家之前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傳統裡面。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說說我的體會：我八十年代中後期讀書的時候，就覺得，哎呀，這個新時期文學很好，新時期文學完全超過了“五四”以來的一直到新時期之前的階段。
從我做學生的感覺，以為一九八五年以後的小說，是很好；讀以前的小說，就常常覺得看不下去。
但是慢慢慢慢地等我自己長大一點的時候，我發現就不對了，就不是這樣的，慢慢慢慢地這個天平有點兒傾斜了，慢慢慢慢發現原來的那些東西就是經得起咀嚼，那裡面有一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精神力量也好，或者是文學什麼的東西，隔了這麼長時間去看，慢慢地它散發出來了，而新時期文學慢慢地就有點兒…… 王安憶：軟弱下來。
張新穎：哎，有點兒軟弱下來了。
所以從我的個人的感覺來說，我就覺得對這樣一個傳統，就是新時期以前的傳統，假設說從“五四”過來的這樣一個傳統，我們過去的态度是很輕薄的，沒有仔細地去了解它。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白先勇他們的老師夏濟安寫給他們的一封信。
夏濟安他這個人原來其實是學西洋文學的，他在台大辦那個《文學雜志》的時候，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介紹的主要也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東西，西洋的東西，後來他到美國了，白先勇他們開始辦《現代文學》，他給他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這封信沒寄出去，很奇怪，一直到前幾年，夏志清收拾他哥哥遺物的時候找出這一封寫得很長的信，在《聯合文學》上發表。
他這封信講了一個什麼意思呢？他跟白先勇他們說，你們現在搞創作，一定要去讀“五四”以來的作家的作品。
這個我就覺得奇怪，夏濟安他本身是搞西洋文學的背景，然後他介紹西方現代主義，政治傾向上又是有點兒反共的，現在他苦口婆心地跟白先勇他們講，你們要去讀從“五四”到左翼這樣一直下來的傳統裡的東西。
為什麼要讀這樣的東西呢？他說你們現在是用白話文寫作，而白話文就是在他們手裡開始的，他們遇到的困難也可能就是你們遇到的困難，而且他說我們這個現代漢語這個白話文以後會不會成為一種文學的語言，是很難說的，比如說我們的古典漢語，毫無疑問它是一種優秀的文學語言，因為有李白有杜甫等的東西，但是白話文還不知道，将來怎麼樣還不知
我們這些人是在個人主義化的背景底下起步的，個性得到解放了，個人忽然受到尊崇，對我媽媽這一代的寫作是非常抗拒的，覺得你們都是集體化的，沒有個人的聲音。
這種說法實際上真是很無理的，其實他們比我們個人多了，因為他們是從個人主義的環境生長起來，他們比我們懂得什麼叫個人，個性發展肯定比我們飽滿和充分。
在他們的人性發展中有另一個要求，叫作共産主義，和海明威同時代那個女作家，斯坦因吧，她說過一句話，後來我一直用這句話來理解我媽媽這一代人：個人主義是人性，共産主義是人類的精神。
這句話我就覺得像一把鑰匙一樣的就把我開竅了，所以我覺得對他們這一代人的看法不能太簡單化。
當然，他們身上确實有很多那種教條的，所謂社會主義文藝觀，當然是有，這我一點也不否認，但我覺得他們是非常努力地要提升自己的人性。
他們努力，要在集體性的寫作裡面表現出自己的個性，他們表現得真的很好，因為有節制，現代人太沒節制了，他們那麼節制地表現出那麼一點東西，非常動人。
孫犁寫的《荷花澱》，那個老頭讓小女兵躲在荷葉下面看他刺殺鬼子，這代人哪想得出來啊，根本想不出來。
還有《七根火柴》，真的很節制自己的個性。
個性不能夠太泛濫了，那麼任性地在寫東西——你都不覺得他在寫東西，而是發脾氣，鬧情緒。
張新穎：我在想，因為你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有沒有可能通過你母親，進入到一個在你們這代作家之前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傳統裡面。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說說我的體會：我八十年代中後期讀書的時候，就覺得，哎呀，這個新時期文學很好，新時期文學完全超過了“五四”以來的一直到新時期之前的階段。
從我做學生的感覺，以為一九八五年以後的小說，是很好；讀以前的小說，就常常覺得看不下去。
但是慢慢慢慢地等我自己長大一點的時候，我發現就不對了，就不是這樣的，慢慢慢慢地這個天平有點兒傾斜了，慢慢慢慢發現原來的那些東西就是經得起咀嚼，那裡面有一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精神力量也好，或者是文學什麼的東西，隔了這麼長時間去看，慢慢地它散發出來了，而新時期文學慢慢地就有點兒…… 王安憶：軟弱下來。
張新穎：哎，有點兒軟弱下來了。
所以從我的個人的感覺來說，我就覺得對這樣一個傳統，就是新時期以前的傳統，假設說從“五四”過來的這樣一個傳統，我們過去的态度是很輕薄的，沒有仔細地去了解它。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白先勇他們的老師夏濟安寫給他們的一封信。
夏濟安他這個人原來其實是學西洋文學的，他在台大辦那個《文學雜志》的時候，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介紹的主要也是西方現代主義的東西，西洋的東西，後來他到美國了，白先勇他們開始辦《現代文學》，他給他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這封信沒寄出去，很奇怪，一直到前幾年，夏志清收拾他哥哥遺物的時候找出這一封寫得很長的信，在《聯合文學》上發表。
他這封信講了一個什麼意思呢？他跟白先勇他們說，你們現在搞創作，一定要去讀“五四”以來的作家的作品。
這個我就覺得奇怪，夏濟安他本身是搞西洋文學的背景，然後他介紹西方現代主義，政治傾向上又是有點兒反共的，現在他苦口婆心地跟白先勇他們講，你們要去讀從“五四”到左翼這樣一直下來的傳統裡的東西。
為什麼要讀這樣的東西呢？他說你們現在是用白話文寫作，而白話文就是在他們手裡開始的，他們遇到的困難也可能就是你們遇到的困難，而且他說我們這個現代漢語這個白話文以後會不會成為一種文學的語言，是很難說的，比如說我們的古典漢語，毫無疑問它是一種優秀的文學語言，因為有李白有杜甫等的東西，但是白話文還不知道，将來怎麼樣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