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職業化的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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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不管怎麼說，從一開始寫作，就基本上比較簡單，我覺得這樣對一個人來說是幸福的。
幸福不是說你世俗成功不成功，而是說你就定下心來做這樣一件事情了。
王安憶：從這一點說是的，怎麼講？我是一個在二十多歲的時候生活就已經定局的人，第一個是結婚了，婚姻是很重要的，還有一個是寫作，生活和事業都已經找到了歸宿。
回憶起來，在此之前很折騰，真的很折騰的。
人在彷徨和苦悶的時候，往往到情感裡邊找出路去，情感是沒有出路的，這點我很清楚，不會得到真正的滿足。
我在想，如果我沒有寫小說，僅僅是結了婚的話，我的婚姻生活也不會幸福的。
但是如果光寫小說沒有婚姻生活也不行，因為寫小說太寂寞了，沒有婚姻是不行的，這點上我覺得我還是好命，很好命，就是在差不多時候都完成了，就開始好好地寫東西，好好地生活。
張新穎：你結婚是哪一年？ 王安憶：我結婚是一九八一年初，二十七歲，還不到二十七歲，在當時還算是晚婚的了，今天去看算是比較正常，那時卻是相當晚的了。
張新穎：二十七歲其實也不算晚。
王安憶：但那個時候算晚婚了，這我覺得和環境有關系，我們團的人都是蠻早婚的，文工團的人都早婚的，心理上會有壓迫感，就覺得該結婚了該結婚了。
寫作生活是非常内心化的，很内在的生活，需要有一些外部的生活平衡，而婚姻是比較安全又切實的外部生活，它可以讓你經受寂寞。
張新穎：結婚之後基本上生活定型了，現在回過頭去看，好像基本上是一個與社會有點兒脫離的生活。
王安憶：好像就是有這種感覺，停滞了，就好像所有的經驗都停滞了，你人生的經驗在一個停滞的狀态裡面，這也促使我寫作必須要把出發點改變，把寫作性質也改變。
因為在這之前都是在宣洩自己的經驗，在表現自己的經驗。
當然會有不同的情況，如果一個人二十七歲還在繼續談戀愛，或者還在繼續找工作，找出路，那你的經驗還在不斷增長，而我這兩件事情都已經完成了。
張新穎：然後就是這個專業作家的生活。
王安憶：差不多，雖然沒有完全做專業作家，都斷斷續續請創作假，開始進入職業化的狀态，這是一個轉折。
張新穎：你後來的變化其實是蠻自覺的。
王安憶：好像不是自覺，而是說迫不得已，如果你要繼續寫下去，你就得把你寫作的出發點改變，也不是說你去改變，是它自己會轉變。
我為什麼說我這兩件事情都差不多完成了呢？婚姻的事比較好解釋，而我又如何能肯定寫作是一件無疑問的事實了？那是因為我的寫作，得到一種認可，也就是二十六七歲，一九八〇年到文學講習所，學習半年，接着我就出了第一本書。
張新穎：那後來就是得全國獎麼？ 王安憶：哎，那時候我是頻頻得獎。
張新穎：那個時候得一次全國獎就出名了。
王安憶：我是沒得獎以前就出名了，出版社出我的書就不猶豫了，幾乎沒有退過稿；可能多少也看我媽媽面子，照顧我。
張新穎：剛才你這個話講得蠻直率，就是經驗停滞了，促使在寫作上變化，那這個東西，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因為我們談文學的時候，老是強調它跟經驗的聯系。
王安憶：對。
張新穎：這樣一種職業化的寫作對創作本身來說，會怎麼樣呢？ 王安憶：有好有不好。
我覺得西方作家有一種本能，就是說他是把自己和創作物分開的，比如詹姆斯.·.喬伊斯，你看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慘的，是很坎坷的，可他寫的又是什麼？都柏林，都柏林人，那樣心懷仁慈，力求公正地批判，好像和他的生活以及生活的焦慮是無關的，他沒有把他生活當中這些東西往裡填充。
我覺得他們創造他者，與自己總分得很開；但我們中國作家喜歡攪在一起，自己的經驗會立刻變成自己的作品，就是寫自己。
他們好像分得很清，我是我，他是他，我創作的東西和我的關系是脫離的，最終是脫離的，那才是藝術的存在。
張新穎：有沒有可能他個人經驗不是很直接地到了那裡面，而是以變形的方式到了創作裡面。
王安憶：這些都有可能，這些都是方法，但最根本的是他要創造一個東西，一個創造物，創造的欲望是根本的出發點，不像我們中國人，彈首曲子啊，畫一幅畫啊，寫一首詩啊，是要抒發我的心情。
張新穎：和個人比較直接地連在一塊。
像你這種說法很有可能…… 王安憶：遭到攻擊？ 張新穎：比如說現在的年輕人他也這樣說啊，當然用的詞彙跟你不一樣。
王安憶：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恰恰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他們今天做什麼事情明天就在小說裡邊表現出來。
張新穎：比如說也有一種攻擊現在年輕人的攻擊法，就是你們沒什麼經驗，你們寫什麼東西？那他說寫作這東西幹嗎要經驗？我寫作
幸福不是說你世俗成功不成功，而是說你就定下心來做這樣一件事情了。
王安憶：從這一點說是的，怎麼講？我是一個在二十多歲的時候生活就已經定局的人，第一個是結婚了，婚姻是很重要的，還有一個是寫作，生活和事業都已經找到了歸宿。
回憶起來，在此之前很折騰，真的很折騰的。
人在彷徨和苦悶的時候，往往到情感裡邊找出路去，情感是沒有出路的，這點我很清楚，不會得到真正的滿足。
我在想，如果我沒有寫小說，僅僅是結了婚的話，我的婚姻生活也不會幸福的。
但是如果光寫小說沒有婚姻生活也不行，因為寫小說太寂寞了，沒有婚姻是不行的，這點上我覺得我還是好命，很好命，就是在差不多時候都完成了，就開始好好地寫東西，好好地生活。
張新穎：你結婚是哪一年？ 王安憶：我結婚是一九八一年初，二十七歲，還不到二十七歲，在當時還算是晚婚的了，今天去看算是比較正常，那時卻是相當晚的了。
張新穎：二十七歲其實也不算晚。
王安憶：但那個時候算晚婚了，這我覺得和環境有關系，我們團的人都是蠻早婚的，文工團的人都早婚的，心理上會有壓迫感，就覺得該結婚了該結婚了。
寫作生活是非常内心化的，很内在的生活，需要有一些外部的生活平衡，而婚姻是比較安全又切實的外部生活，它可以讓你經受寂寞。
張新穎：結婚之後基本上生活定型了，現在回過頭去看，好像基本上是一個與社會有點兒脫離的生活。
王安憶：好像就是有這種感覺，停滞了，就好像所有的經驗都停滞了，你人生的經驗在一個停滞的狀态裡面，這也促使我寫作必須要把出發點改變，把寫作性質也改變。
因為在這之前都是在宣洩自己的經驗，在表現自己的經驗。
當然會有不同的情況，如果一個人二十七歲還在繼續談戀愛，或者還在繼續找工作，找出路，那你的經驗還在不斷增長，而我這兩件事情都已經完成了。
張新穎：然後就是這個專業作家的生活。
王安憶：差不多，雖然沒有完全做專業作家，都斷斷續續請創作假，開始進入職業化的狀态，這是一個轉折。
張新穎：你後來的變化其實是蠻自覺的。
王安憶：好像不是自覺，而是說迫不得已，如果你要繼續寫下去，你就得把你寫作的出發點改變，也不是說你去改變，是它自己會轉變。
我為什麼說我這兩件事情都差不多完成了呢？婚姻的事比較好解釋，而我又如何能肯定寫作是一件無疑問的事實了？那是因為我的寫作，得到一種認可，也就是二十六七歲，一九八〇年到文學講習所，學習半年，接着我就出了第一本書。
張新穎：那後來就是得全國獎麼？ 王安憶：哎，那時候我是頻頻得獎。
張新穎：那個時候得一次全國獎就出名了。
王安憶：我是沒得獎以前就出名了，出版社出我的書就不猶豫了，幾乎沒有退過稿；可能多少也看我媽媽面子，照顧我。
張新穎：剛才你這個話講得蠻直率，就是經驗停滞了，促使在寫作上變化，那這個東西，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因為我們談文學的時候，老是強調它跟經驗的聯系。
王安憶：對。
張新穎：這樣一種職業化的寫作對創作本身來說，會怎麼樣呢？ 王安憶：有好有不好。
我覺得西方作家有一種本能，就是說他是把自己和創作物分開的，比如詹姆斯.·.喬伊斯，你看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慘的，是很坎坷的，可他寫的又是什麼？都柏林，都柏林人，那樣心懷仁慈，力求公正地批判，好像和他的生活以及生活的焦慮是無關的，他沒有把他生活當中這些東西往裡填充。
我覺得他們創造他者，與自己總分得很開；但我們中國作家喜歡攪在一起，自己的經驗會立刻變成自己的作品，就是寫自己。
他們好像分得很清，我是我，他是他，我創作的東西和我的關系是脫離的，最終是脫離的，那才是藝術的存在。
張新穎：有沒有可能他個人經驗不是很直接地到了那裡面，而是以變形的方式到了創作裡面。
王安憶：這些都有可能，這些都是方法，但最根本的是他要創造一個東西，一個創造物，創造的欲望是根本的出發點，不像我們中國人，彈首曲子啊，畫一幅畫啊，寫一首詩啊，是要抒發我的心情。
張新穎：和個人比較直接地連在一塊。
像你這種說法很有可能…… 王安憶：遭到攻擊？ 張新穎：比如說現在的年輕人他也這樣說啊，當然用的詞彙跟你不一樣。
王安憶：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恰恰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他們今天做什麼事情明天就在小說裡邊表現出來。
張新穎：比如說也有一種攻擊現在年輕人的攻擊法，就是你們沒什麼經驗，你們寫什麼東西？那他說寫作這東西幹嗎要經驗？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