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職業化的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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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和生活經驗分開來的。
王安憶:我沒現場聽過他們的争論,但是我覺得事實上争論的都不是地方。
問題不在這,我覺得他們太快地把經驗變成文字,你看和老師吵兩句嘴就寫下來,喝點東西也寫下來,太快地就變成文字,沒有經過創造。
張新穎:那你說這個創造從哪裡來? 王安憶:這個事情要講清楚,太複雜了,我經常說其實藝術家同時就是工匠,我覺得我們的藝術家裡邊沒有工匠,也可能是社會分工之後出現的問題,人們普遍覺得工匠太低級了,其實藝術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
張新穎:這一點可能也并不容易得到贊同。
王安憶:我覺得很需要解釋這個東西。
張新穎:我們很容易把藝術家想象成天才,我們願意講這個東西是什麼神來之筆啊,講無迹可求啊;而工匠就不是這樣了,如果我是一個工匠,我一定是,比如說有一定的程序,我要技術熟練,等等。
王安憶:我就覺得工匠他做東西和自己特别沒關系,他很肯定,我就是要做一個椅子,藝術家從來不說我要做一個什麼東西,而是要強調他的心靈受着什麼樣的思想迫使。
工匠就是要做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好像和他自身沒什麼關系的,可是一旦他用手在做的話,他的感情,他的情緒,肯定會流露在這個椅子上邊,但他做的時候并沒有這個自覺性。
我二〇〇二年去日本的時候,拜訪著名日本文化學者加藤周一,我覺得這個老先生很了不起,他跟我做了一次談話,兩三個小時的談話,有一個觀點我覺得特别好,他說古代的藝術家——在十四世紀以前,那個時候的藝術家,他說,他們做東西從來沒有想過我要表現我的個人風格,他隻是要做一個活計,可他的個人風格卻形成了;今天的藝術家都知道我要表現我的個人風格,最後風格卻沒有了,沒有風格。
張新穎:今天這個觀念是從浪漫主義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我覺得這裡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文學創作,它有一個作者的觀念,作者其實是個很重要的東西了;但是在浪漫主義以前,作者不是這麼突出地重要。
比如說我們說《巴黎聖母院》的作者是雨果,《荷馬史詩》的作者是荷馬,這個是兩個概念:雖然我們說《荷馬史詩》的作者是荷馬,也用作者的概念,但其實他和作品的關系與雨果和《巴黎聖母院》的關系是兩回事。
到浪漫主義那裡,它開始強調文學是個人心靈的東西,文學是個人的東西,個人心靈是無限豐富的,這個無限豐富的心靈可以創造出文學,創造出高于現實生活的一個世界——就是說文學的源泉可以在個人心裡面,而個人是獨特的,是唯一的,你為什麼要創造文學?就是你要表現獨特的唯一的世界,把你獨特的唯一的那個東西表現出來,雖然不一定是很完整很完美的,但是和别人不一樣,然後會把這個和别人不一樣的東西推崇到非常高的地步,把獨特性強調到非常高的地步。
再後來,現代主義雖然反浪漫主義,但是把這一點更往前推了。
浪漫主義以前的文學,還不要說荷馬,荷馬當然太早了,古典主義時代的作品,還是強調作品應當合乎這樣的規律,那樣的尺度,這是很重要的,合乎規律和尺度是很重要的,但後來都被打破了。
王安憶:那我覺得這裡邊有個背景,浪漫主義,它是有個什麼背景?有個精英的背景。
今天是民主社會了,每個個人都是有價值的,精英平均分配化整為零。
這點上我還要倒退回去一些,我傾向古典主義。
張新穎:實際上我是覺得作者這個概念到今天變得有些狹隘,為什麼有點兒狹隘呢?就是你一直強調他的獨特的唯一的那個東西,其實人和人之間…… 王安憶:沒什麼獨特的,都差不多。
張新穎:共通的部分遠遠要大于獨特的部分。
王安憶:隻有什麼人才會獨特?就是英雄。
隻可能一種人是獨特,就是精英呀。
張新穎:我想作者概念的對獨特部分的強調,可能使我們的文學領域變得狹隘。
王安憶:狹窄。
張新穎:就視野變得狹隘。
為什麼我們看以前的經典作品有那樣寬廣的視野,我覺得跟作者的概念是有關系的。
王安憶:我還是強調這個老先生說的話,我的意思是說,當你去做這件東西的時候,你無意表現自己,反而會留下個人風格,所以我就覺得藝術家應該是個工匠,千萬不要覺得工匠是貶低的意思。
這個老先生他還講了一點,他說在中世紀的時候藝術是表現他者的,就是神,而今天,民主的社會,藝術者沒有他者了,隻餘下自我。
但是他說其實有過一個機會,當然這個機會對不對我們再讨論,那就是蘇俄的文學,蘇聯的文學,社會主義文學,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工人階級,又開始有一個為他者的價值觀念,他意思是說寫作者,有一個和他者的關系。
這就是我所要強調的。
張新穎:他者? 王安憶:他者就是創造對象,我要創造一樣東
王安憶:我沒現場聽過他們的争論,但是我覺得事實上争論的都不是地方。
問題不在這,我覺得他們太快地把經驗變成文字,你看和老師吵兩句嘴就寫下來,喝點東西也寫下來,太快地就變成文字,沒有經過創造。
張新穎:那你說這個創造從哪裡來? 王安憶:這個事情要講清楚,太複雜了,我經常說其實藝術家同時就是工匠,我覺得我們的藝術家裡邊沒有工匠,也可能是社會分工之後出現的問題,人們普遍覺得工匠太低級了,其實藝術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
張新穎:這一點可能也并不容易得到贊同。
王安憶:我覺得很需要解釋這個東西。
張新穎:我們很容易把藝術家想象成天才,我們願意講這個東西是什麼神來之筆啊,講無迹可求啊;而工匠就不是這樣了,如果我是一個工匠,我一定是,比如說有一定的程序,我要技術熟練,等等。
王安憶:我就覺得工匠他做東西和自己特别沒關系,他很肯定,我就是要做一個椅子,藝術家從來不說我要做一個什麼東西,而是要強調他的心靈受着什麼樣的思想迫使。
工匠就是要做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好像和他自身沒什麼關系的,可是一旦他用手在做的話,他的感情,他的情緒,肯定會流露在這個椅子上邊,但他做的時候并沒有這個自覺性。
我二〇〇二年去日本的時候,拜訪著名日本文化學者加藤周一,我覺得這個老先生很了不起,他跟我做了一次談話,兩三個小時的談話,有一個觀點我覺得特别好,他說古代的藝術家——在十四世紀以前,那個時候的藝術家,他說,他們做東西從來沒有想過我要表現我的個人風格,他隻是要做一個活計,可他的個人風格卻形成了;今天的藝術家都知道我要表現我的個人風格,最後風格卻沒有了,沒有風格。
張新穎:今天這個觀念是從浪漫主義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我覺得這裡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文學創作,它有一個作者的觀念,作者其實是個很重要的東西了;但是在浪漫主義以前,作者不是這麼突出地重要。
比如說我們說《巴黎聖母院》的作者是雨果,《荷馬史詩》的作者是荷馬,這個是兩個概念:雖然我們說《荷馬史詩》的作者是荷馬,也用作者的概念,但其實他和作品的關系與雨果和《巴黎聖母院》的關系是兩回事。
到浪漫主義那裡,它開始強調文學是個人心靈的東西,文學是個人的東西,個人心靈是無限豐富的,這個無限豐富的心靈可以創造出文學,創造出高于現實生活的一個世界——就是說文學的源泉可以在個人心裡面,而個人是獨特的,是唯一的,你為什麼要創造文學?就是你要表現獨特的唯一的世界,把你獨特的唯一的那個東西表現出來,雖然不一定是很完整很完美的,但是和别人不一樣,然後會把這個和别人不一樣的東西推崇到非常高的地步,把獨特性強調到非常高的地步。
再後來,現代主義雖然反浪漫主義,但是把這一點更往前推了。
浪漫主義以前的文學,還不要說荷馬,荷馬當然太早了,古典主義時代的作品,還是強調作品應當合乎這樣的規律,那樣的尺度,這是很重要的,合乎規律和尺度是很重要的,但後來都被打破了。
王安憶:那我覺得這裡邊有個背景,浪漫主義,它是有個什麼背景?有個精英的背景。
今天是民主社會了,每個個人都是有價值的,精英平均分配化整為零。
這點上我還要倒退回去一些,我傾向古典主義。
張新穎:實際上我是覺得作者這個概念到今天變得有些狹隘,為什麼有點兒狹隘呢?就是你一直強調他的獨特的唯一的那個東西,其實人和人之間…… 王安憶:沒什麼獨特的,都差不多。
張新穎:共通的部分遠遠要大于獨特的部分。
王安憶:隻有什麼人才會獨特?就是英雄。
隻可能一種人是獨特,就是精英呀。
張新穎:我想作者概念的對獨特部分的強調,可能使我們的文學領域變得狹隘。
王安憶:狹窄。
張新穎:就視野變得狹隘。
為什麼我們看以前的經典作品有那樣寬廣的視野,我覺得跟作者的概念是有關系的。
王安憶:我還是強調這個老先生說的話,我的意思是說,當你去做這件東西的時候,你無意表現自己,反而會留下個人風格,所以我就覺得藝術家應該是個工匠,千萬不要覺得工匠是貶低的意思。
這個老先生他還講了一點,他說在中世紀的時候藝術是表現他者的,就是神,而今天,民主的社會,藝術者沒有他者了,隻餘下自我。
但是他說其實有過一個機會,當然這個機會對不對我們再讨論,那就是蘇俄的文學,蘇聯的文學,社會主義文學,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工人階級,又開始有一個為他者的價值觀念,他意思是說寫作者,有一個和他者的關系。
這就是我所要強調的。
張新穎:他者? 王安憶:他者就是創造對象,我要創造一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