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職業化的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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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它畢竟比較熱鬧，那麼多女孩子男孩子在一起，真的很熱鬧。
張新穎：你們文工團當時有多大？ 王安憶：當時因為搞樣闆戲發展的規模，具體人數我說不出來，但是你想可以演大型芭蕾舞劇《沂蒙頌》，你想想樂隊需要多少人，台上需要多少人，合唱團需要多少人，按這麼個編制，這樣算算看，加起來有百十個人左右，還有舞台工作者。
張新穎：當時文工團大家非常羨慕，大家看文工團的那個眼光啊…… 王安憶：現在回想起來，男女孩子，尤其女孩子，我覺得她們有這段生活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那個時代太黯淡了，不管怎麼她們在舞台上有一個非常絢麗的時光，這種絢麗也帶到舞台下面來了，是挺驕傲的，好像是彰顯了青春。
所以我覺得雖然當時過得也很寂寞，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有很多美好的時光，有很多愉快的記憶。
像農村那段時間想不出一點愉快的事情，真想不出來。
張新穎：但你在農村時間也不長。
王安憶：兩年半。
人的經驗是很不同的，我們團的前身是一個舊戲曲團體，江蘇省柳子戲劇團，是江蘇省戲校的下屬劇團吧，這個團蠻有曆史的，李保田就是我們團的，他就是從江蘇省戲校，再到柳子戲團然後文工團一路過來的人，我有一次看他在《華夏記憶》上寫了一篇文章，也是寫文工團的，跟我寫的完全不一樣，他的文工團和我的完全不一樣。
幾乎要差了十之八九的樣子。
他筆下的團帶有非常強的本土色彩和民間色彩，特别感動人，我看了以後感到很哀傷。
他寫得很好，李保田文字很好。
張新穎：因為那個時候你一個是年輕，另外一個你其實是文藝青年，不一定很注意民間的東西。
王安憶：其實我與李保田年齡相差并不大啊，但是處在曆史的不同階段，他在的時候，那裡是一個舊的戲曲團體，到了我們這裡就變成一個新式的文工團，就是差這麼幾年，大家對這段生活曆史的回憶就大不一樣。
張新穎：我一開始聽你講的時候，就想你們那個家庭裡面沒有本土色彩民間色彩，就是革命了；但是你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裡成長起來，到最後變成一個——比如說，今天人家說你是一個寫上海的人。
王安憶：他們強加于我的，真的是強加于我的。
張新穎：但事實上你寫的也是上海。
王安憶：沒辦法呀，我從小在這邊生活，這麼多年，這當然是我寫作的主要材料了。
其實我就寫了個《長恨歌》，就《長恨歌》的第一卷寫到了解放以前，他們就說我是懷舊的代表，而且第一卷全都是我想象出來的，這種評介很武斷的，太武斷了。
這真是有點戴帽子的性質了，你要把我的作品好好地排排隊看的話，其實我并不是那種…… 張新穎：但現在《長恨歌》成了一個标志，就是人家談你，就先談《長恨歌》和上海了。
王安憶：必須要談《長恨歌》，所以說也沒辦法的，百口莫辯，你也隻能聽着就是。
其實我真是不大有本土色彩的，但是也就是因為我不是根生土長的上海人，所以我也蠻敏感；對那種所謂的本土色彩，蠻敏感的。
張新穎：你原來有一篇《“文革”轶事》，那其實也是寫上海。
王安憶：也寫上海，我很早就寫上海的故事，但是上海沒有成為時尚之前，人們注意不到。
《“文革”轶事》其實一開始寫得蠻好，就是不大收得住。
張新穎：其實是寫得蠻好的作品。
王安憶：這都是我街坊鄰居們的生活，所以我剛才說我的生活環境很奇怪，我們家是這麼一個新式家庭，我們周圍全都是市民，全都是根生土長的上海人，他們喊我爸爸媽媽就喊王同志、茹同志，“同志”這個詞就是他們對我們的稱謂，就是這樣。
我剛才講的那個保姆到我們家來，她給我們家帶來很多改革的氣氛。
先前的一個保姆她也是喊王同志和茹同志，隻有這個保姆來以後她非要喊我媽媽師母，先生和師母。
我媽讓她改口她不肯改，一直就喊下來了。
于是我們就慢慢進入了上海，好奇怪噢。
張新穎：上海人看你寫上海是不是不一定很認同啊？我不知道。
王安憶：大概還蠻認同的。
我覺得我們家的這些保姆都是我們的引路人，她們很頑強地把她們的色彩帶到我們家來，她們嫌我和我姐姐名字不好叫，我們名字是很難用她們鄉音叫的，她們非給我們起小名，我們家起的名字她們叫不出來，她們不喜歡。
張新穎：其實名字也有點那個…… 王安憶：我和我姐姐名字都很文藝腔的。
我們家周圍全都是這種中等人家，或者是那種比較收斂的資産者，其實資産者到一九四九年以後都很收斂的，他們收斂的一個很重要特征就是把住房緊縮，住到弄堂裡面，弄堂真是一個藏龍卧虎的地方。
如果你要住那種獨幢的洋房的話，是非常顯眼的。
他們生活也很不張揚的，相比之下，我們這樣的新市民生活變得特别招搖。
張新穎：你們文工團當時有多大？ 王安憶：當時因為搞樣闆戲發展的規模，具體人數我說不出來，但是你想可以演大型芭蕾舞劇《沂蒙頌》，你想想樂隊需要多少人，台上需要多少人，合唱團需要多少人，按這麼個編制，這樣算算看，加起來有百十個人左右，還有舞台工作者。
張新穎：當時文工團大家非常羨慕，大家看文工團的那個眼光啊…… 王安憶：現在回想起來，男女孩子，尤其女孩子，我覺得她們有這段生活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那個時代太黯淡了，不管怎麼她們在舞台上有一個非常絢麗的時光，這種絢麗也帶到舞台下面來了，是挺驕傲的，好像是彰顯了青春。
所以我覺得雖然當時過得也很寂寞，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有很多美好的時光，有很多愉快的記憶。
像農村那段時間想不出一點愉快的事情，真想不出來。
張新穎：但你在農村時間也不長。
王安憶：兩年半。
人的經驗是很不同的，我們團的前身是一個舊戲曲團體，江蘇省柳子戲劇團，是江蘇省戲校的下屬劇團吧，這個團蠻有曆史的，李保田就是我們團的，他就是從江蘇省戲校，再到柳子戲團然後文工團一路過來的人，我有一次看他在《華夏記憶》上寫了一篇文章，也是寫文工團的，跟我寫的完全不一樣，他的文工團和我的完全不一樣。
幾乎要差了十之八九的樣子。
他筆下的團帶有非常強的本土色彩和民間色彩，特别感動人，我看了以後感到很哀傷。
他寫得很好，李保田文字很好。
張新穎：因為那個時候你一個是年輕，另外一個你其實是文藝青年，不一定很注意民間的東西。
王安憶：其實我與李保田年齡相差并不大啊，但是處在曆史的不同階段，他在的時候，那裡是一個舊的戲曲團體，到了我們這裡就變成一個新式的文工團，就是差這麼幾年，大家對這段生活曆史的回憶就大不一樣。
張新穎：我一開始聽你講的時候，就想你們那個家庭裡面沒有本土色彩民間色彩，就是革命了；但是你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裡成長起來，到最後變成一個——比如說，今天人家說你是一個寫上海的人。
王安憶：他們強加于我的，真的是強加于我的。
張新穎：但事實上你寫的也是上海。
王安憶：沒辦法呀，我從小在這邊生活，這麼多年，這當然是我寫作的主要材料了。
其實我就寫了個《長恨歌》，就《長恨歌》的第一卷寫到了解放以前，他們就說我是懷舊的代表，而且第一卷全都是我想象出來的，這種評介很武斷的，太武斷了。
這真是有點戴帽子的性質了，你要把我的作品好好地排排隊看的話，其實我并不是那種…… 張新穎：但現在《長恨歌》成了一個标志，就是人家談你，就先談《長恨歌》和上海了。
王安憶：必須要談《長恨歌》，所以說也沒辦法的，百口莫辯，你也隻能聽着就是。
其實我真是不大有本土色彩的，但是也就是因為我不是根生土長的上海人，所以我也蠻敏感；對那種所謂的本土色彩，蠻敏感的。
張新穎：你原來有一篇《“文革”轶事》，那其實也是寫上海。
王安憶：也寫上海，我很早就寫上海的故事，但是上海沒有成為時尚之前，人們注意不到。
《“文革”轶事》其實一開始寫得蠻好，就是不大收得住。
張新穎：其實是寫得蠻好的作品。
王安憶：這都是我街坊鄰居們的生活，所以我剛才說我的生活環境很奇怪，我們家是這麼一個新式家庭，我們周圍全都是市民，全都是根生土長的上海人，他們喊我爸爸媽媽就喊王同志、茹同志，“同志”這個詞就是他們對我們的稱謂，就是這樣。
我剛才講的那個保姆到我們家來，她給我們家帶來很多改革的氣氛。
先前的一個保姆她也是喊王同志和茹同志，隻有這個保姆來以後她非要喊我媽媽師母，先生和師母。
我媽讓她改口她不肯改，一直就喊下來了。
于是我們就慢慢進入了上海，好奇怪噢。
張新穎：上海人看你寫上海是不是不一定很認同啊？我不知道。
王安憶：大概還蠻認同的。
我覺得我們家的這些保姆都是我們的引路人，她們很頑強地把她們的色彩帶到我們家來，她們嫌我和我姐姐名字不好叫，我們名字是很難用她們鄉音叫的，她們非給我們起小名，我們家起的名字她們叫不出來，她們不喜歡。
張新穎：其實名字也有點那個…… 王安憶：我和我姐姐名字都很文藝腔的。
我們家周圍全都是這種中等人家，或者是那種比較收斂的資産者，其實資産者到一九四九年以後都很收斂的，他們收斂的一個很重要特征就是把住房緊縮，住到弄堂裡面，弄堂真是一個藏龍卧虎的地方。
如果你要住那種獨幢的洋房的話，是非常顯眼的。
他們生活也很不張揚的，相比之下，我們這樣的新市民生活變得特别招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