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開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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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意義？就突然會很沮喪，很懷疑這種寫作生活？
王安憶：從來沒有過，所以我覺得我大概是命好，我的東西始終是能夠發表，有人說好，是一種很現實的鼓勵，你沒有這個鼓勵的話，也很難支撐的，還有我真的很喜歡寫，很有樂趣。
張新穎：我覺得你的性格是比較堅定的那種性格，好像對自己認準的事情就…… 王安憶：可是我是在很長的茫然當中才認準這件事情的呀，在你們認識我之前，我就有很長時間不曉得自己應該幹什麼，就我媽媽曉得我那段日子過得很苦悶的。
張新穎：你是不是A型血？ 王安憶：A型。
張新穎：我亂說，A型血的人對自己做的事情不太懷疑，做一個事情很堅定，然後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成績來。
王安憶：那我也有很多A型的朋友，他們或者是畫畫，或者是幹什麼，他們老是懷疑自己，真的很懷疑自己。
張新穎：那就不講血型吧，就隻講性格。
我覺得人的性格真是很不一樣，我看你的作品，就覺得你是性格很堅定的人。
性格不堅定的話，就有很多事情沒法做，比如說寫長篇小說，寫長篇小說的人一定要對語言有一個信任感，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語言的話，像寫長篇小說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肯定做不完。
王安憶：寫長篇最需要的是耐心，還有，依然是樂趣，對這工作的興趣，所以才會日複一日地堅持下來。
單憑堅定是不夠的，我跟你說我以前在文工團的時候練琴，我也練得很用功的，終究練不出來，原因之一就是不喜歡，你知道的。
這不喜歡也許就和不能勝任有關，不能勝任是令人苦惱的，因為沒有才能，還是有才能問題。
張新穎：一個是才能問題，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相信的問題，就是你相信自己的語言，相信這個語言能夠創造出，比如說一個世界。
王安憶：你要說這個“相信”的話，你非要說這個的話呢，那是在很後面發生的事情，而且恐怕到現在才發生。
張新穎：就說現在吧。
王安憶：一開始是談不上信任不信任的，我現在看我早期的作品，幾乎完全不考慮表達的問題，就是要把自己的話說出來，把自己的話都說出來，要把事情一股腦地說出來，就這樣，在我最初寫作時候根本不去想文字是怎麼回事情。
張新穎：那我覺得發展到現在就特别好，就是，相信的人會做出很多事，不相信的人做事情可能就做不出來。
王安憶：那是後來，就慢慢地有了自覺性，以你的方式說，就是有了自信，然後慢慢地進取了。
所以說人的成功還是很重要的，如果看不見自己成功是蠻苦惱的，像梵高那樣。
我現在不能說非常成功，但不管怎麼說在今天社會裡還是得到承認的，這是給我欣喜的。
我在想，如果我的東西永遠隻能放在抽屜裡，或者隻給幾個好朋友看的話，我恐怕狀态就不是這個樣子。
你們現在看到我已經肯定了——我像是在做一個作家，已經很肯定了，在這之前我有過很多彷徨歲月。
張新穎：彷徨也就是二十歲。
王安憶：這已經很長了，一個人的彷徨，五年已經很辛苦了。
二十歲也不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二十二歲以後—— 張新穎：二十二歲以後你就不怎麼彷徨了，如果這樣講，你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王安憶：回想起來算是很幸福，但是青春時候，青春期真的是很苦悶的。
張新穎：青春期苦悶都苦悶呀，青春期不會就你一個人苦悶的，所有的人大概青春期都很苦悶。
王安憶：也不，我聽北大荒的知青他們在談青春時代，他們的情緒很明朗，我覺得他們北大荒有一種氣氛，它是一種比較激昂的氣氛。
張新穎：比較浪漫。
王安憶：浪漫氣質，他們這些人在一起很開心的，我有好多朋友，陸星兒啊，何志雲啊，蔣原倫啊，他們以前都是一個連部團部的，他們談到青春期可不像我這麼苦悶。
他們完全是大時代裡的青春，領略了時代的宏偉精神，而我在個人的小圈子裡，和我生存的環境有關系，我插隊到安徽是一個人，我老是處于一個個人化的處境裡邊，安徽又是那麼一個地方；而他們是集體性的，北大荒也是集體性的氣質。
張新穎：人家北大荒是農場啊，是連隊啊，是年輕人住在一塊兒。
王安憶：我們插隊——尤其是我——就一個人，在陌生的村莊和農人中間。
我覺得青春期不全是苦悶的，“文革”當中有很多人過得很快樂。
張新穎：我覺得你的性格是比較堅定的那種性格，好像對自己認準的事情就…… 王安憶：可是我是在很長的茫然當中才認準這件事情的呀，在你們認識我之前，我就有很長時間不曉得自己應該幹什麼，就我媽媽曉得我那段日子過得很苦悶的。
張新穎：你是不是A型血？ 王安憶：A型。
張新穎：我亂說，A型血的人對自己做的事情不太懷疑，做一個事情很堅定，然後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成績來。
王安憶：那我也有很多A型的朋友，他們或者是畫畫，或者是幹什麼，他們老是懷疑自己，真的很懷疑自己。
張新穎：那就不講血型吧，就隻講性格。
我覺得人的性格真是很不一樣，我看你的作品，就覺得你是性格很堅定的人。
性格不堅定的話，就有很多事情沒法做，比如說寫長篇小說，寫長篇小說的人一定要對語言有一個信任感，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語言的話，像寫長篇小說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肯定做不完。
王安憶：寫長篇最需要的是耐心，還有，依然是樂趣，對這工作的興趣，所以才會日複一日地堅持下來。
單憑堅定是不夠的，我跟你說我以前在文工團的時候練琴，我也練得很用功的，終究練不出來，原因之一就是不喜歡，你知道的。
這不喜歡也許就和不能勝任有關，不能勝任是令人苦惱的，因為沒有才能，還是有才能問題。
張新穎：一個是才能問題，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相信的問題，就是你相信自己的語言，相信這個語言能夠創造出，比如說一個世界。
王安憶：你要說這個“相信”的話，你非要說這個的話呢，那是在很後面發生的事情，而且恐怕到現在才發生。
張新穎：就說現在吧。
王安憶：一開始是談不上信任不信任的，我現在看我早期的作品，幾乎完全不考慮表達的問題，就是要把自己的話說出來，把自己的話都說出來，要把事情一股腦地說出來，就這樣，在我最初寫作時候根本不去想文字是怎麼回事情。
張新穎：那我覺得發展到現在就特别好，就是，相信的人會做出很多事，不相信的人做事情可能就做不出來。
王安憶：那是後來，就慢慢地有了自覺性，以你的方式說，就是有了自信，然後慢慢地進取了。
所以說人的成功還是很重要的，如果看不見自己成功是蠻苦惱的，像梵高那樣。
我現在不能說非常成功，但不管怎麼說在今天社會裡還是得到承認的，這是給我欣喜的。
我在想，如果我的東西永遠隻能放在抽屜裡，或者隻給幾個好朋友看的話，我恐怕狀态就不是這個樣子。
你們現在看到我已經肯定了——我像是在做一個作家，已經很肯定了，在這之前我有過很多彷徨歲月。
張新穎：彷徨也就是二十歲。
王安憶：這已經很長了，一個人的彷徨，五年已經很辛苦了。
二十歲也不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二十二歲以後—— 張新穎：二十二歲以後你就不怎麼彷徨了，如果這樣講，你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王安憶：回想起來算是很幸福，但是青春時候，青春期真的是很苦悶的。
張新穎：青春期苦悶都苦悶呀，青春期不會就你一個人苦悶的，所有的人大概青春期都很苦悶。
王安憶：也不，我聽北大荒的知青他們在談青春時代，他們的情緒很明朗，我覺得他們北大荒有一種氣氛，它是一種比較激昂的氣氛。
張新穎：比較浪漫。
王安憶：浪漫氣質，他們這些人在一起很開心的，我有好多朋友，陸星兒啊，何志雲啊，蔣原倫啊，他們以前都是一個連部團部的，他們談到青春期可不像我這麼苦悶。
他們完全是大時代裡的青春，領略了時代的宏偉精神，而我在個人的小圈子裡，和我生存的環境有關系，我插隊到安徽是一個人，我老是處于一個個人化的處境裡邊，安徽又是那麼一個地方；而他們是集體性的，北大荒也是集體性的氣質。
張新穎：人家北大荒是農場啊，是連隊啊，是年輕人住在一塊兒。
王安憶：我們插隊——尤其是我——就一個人，在陌生的村莊和農人中間。
我覺得青春期不全是苦悶的，“文革”當中有很多人過得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