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革”期間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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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和渡邊淳一對話？
王安憶：對方安排的，因為他們覺得渡邊淳一在中國挺有影響的，同時呢，也有顧慮，好像挺不好意思的，安排一個這麼pop的人跟你們對話，于是說你們有些作家要是沒興趣的話可以不來，那我說我們當然要去了，他不管怎麼說是前輩了，七十多歲了。
我們全體到場和他見面座談，他也是蠻懇切的。
張新穎：但他确實是一個通俗作家。
王安憶：非常通俗，通俗到極點的一個人。
但是我當時帶去的一本書是他最好的書，是他寫的一本傳記，這本傳記我覺得他寫得還不錯，至少讓我知道了明治時候的一些情況。
我當時帶着這個去看，還沒到日本就看完了，在北京就看完了。
見到他還不錯，他送給我一套《失樂園》，台灣版的《失樂園》，結果也很快看完了，因為也很容易看。
我就覺得我們這些人已經變成閱讀動物了，沒有文字的話，就覺得惶惶不可終日，一定要找到閱讀的東西才行。
張新穎：在“文革”中閱讀的時候，有沒有讀過二十世紀的西方作品？ 王安憶：讀不到，那時候。
張新穎：那可能和你在安徽插隊有關系。
王安憶：不是，這可能和我們當時的翻譯有關系。
張新穎：好像就是北京的一些人，他們在“文革”當中，有的人說讀到過一些現代主義的東西。
王安憶：是後來吧，可能是八十年代的時候。
“文革”當中怎麼可能有，怎麼會看到？ 張新穎：原來有一些叫白皮書、黃皮書的出版物。
王安憶：白皮書我也看到過，像《解凍》也有。
可能我閱讀的範圍還是小。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會看到，他們可能混淆了，我覺得八十年代很容易就被混淆到“文化大革命”當中去，肯定就是八十年代，這個書還是有一定限制的，沒有翻譯你肯定看不到的。
張新穎：翻譯是有一些翻譯的，但是它流傳範圍是很小的。
王安憶：那可能就是高幹子弟。
當時西方二十世紀的作品要能看到也就是蘇俄的了，《多雪的冬天》什麼的，還能有哪裡的？ 張新穎：你看像多多寫了一首詩，是七幾年寫的，就說到茨維塔耶娃，那時候可以看到茨維塔耶娃。
王安憶：哦，她不是蘇俄的麼，蘇俄的東西好像能看到，包括阿.·.托爾斯泰的東西也能看到。
但歐美的幾乎看不到，美國的東西比較少。
張新穎：那後來，到了“文革”結束以後，八十年代，你對二十世紀的作品閱讀得多嗎？ 王安憶：不多，我好像在那個少年時代形成了一個閱讀基礎，像一個堡壘一樣的，我對後來的東西有一點排斥，好像有種抵抗力了，挺奇怪的。
張新穎：我覺得這一點你和别人有點不太一樣。
我讀西方作品當然很晚了，我八十年代中期上大學，那個時候呢就自己訂一份《外國文藝》，訂一份《世界文學》，訂了很長時間。
後來我知道，那個時候的作家，你們這個年齡的作家，很多人都在看這兩個雜志，我能夠從他們的作品裡面看到非常清楚的影子。
不是個别作家，比較普遍的。
但你好像不是。
王安憶：我就覺得二十世紀的作家或者說現代派的作家，他告訴人們的都是方法，就像教科書一樣。
餘華曾經寫過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在一個外國文學的期刊上，他就講到卡夫卡和托爾斯泰，他說托爾斯泰好像是一個銀行，也就是說他可以是取之不盡的，可以再生的，不斷不斷地在繁生，而卡夫卡就隻是一筆貸款。
他說得很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
我覺得二十世紀的東西大多就是方法，教給你很多方法，古典作家他給你的是教養，是整個教養，所以我現在很怕别人分析作品，拿出十八般武藝來解構，好作品不能分析的，真的就是不能分析的一些東西。
其實讀書就是教養的培養，教養還是得從小培養起，你大了以後水都潑不進了。
現在這代作家吧，真的還是比較缺教養，這也是有的時候後勁不足的一個原因。
學來的方法很快就用完了，而且你看到進來一個方法會有那麼多人用，嘩，都揮霍掉，再進來，再揮霍掉，揮霍得特别厲害。
我們全體到場和他見面座談，他也是蠻懇切的。
張新穎：但他确實是一個通俗作家。
王安憶：非常通俗，通俗到極點的一個人。
但是我當時帶去的一本書是他最好的書，是他寫的一本傳記，這本傳記我覺得他寫得還不錯，至少讓我知道了明治時候的一些情況。
我當時帶着這個去看，還沒到日本就看完了，在北京就看完了。
見到他還不錯，他送給我一套《失樂園》，台灣版的《失樂園》，結果也很快看完了，因為也很容易看。
我就覺得我們這些人已經變成閱讀動物了，沒有文字的話，就覺得惶惶不可終日，一定要找到閱讀的東西才行。
張新穎：在“文革”中閱讀的時候，有沒有讀過二十世紀的西方作品？ 王安憶：讀不到，那時候。
張新穎：那可能和你在安徽插隊有關系。
王安憶：不是，這可能和我們當時的翻譯有關系。
張新穎：好像就是北京的一些人，他們在“文革”當中，有的人說讀到過一些現代主義的東西。
王安憶：是後來吧，可能是八十年代的時候。
“文革”當中怎麼可能有，怎麼會看到？ 張新穎：原來有一些叫白皮書、黃皮書的出版物。
王安憶：白皮書我也看到過，像《解凍》也有。
可能我閱讀的範圍還是小。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會看到，他們可能混淆了，我覺得八十年代很容易就被混淆到“文化大革命”當中去，肯定就是八十年代，這個書還是有一定限制的，沒有翻譯你肯定看不到的。
張新穎：翻譯是有一些翻譯的，但是它流傳範圍是很小的。
王安憶：那可能就是高幹子弟。
當時西方二十世紀的作品要能看到也就是蘇俄的了，《多雪的冬天》什麼的，還能有哪裡的？ 張新穎：你看像多多寫了一首詩，是七幾年寫的，就說到茨維塔耶娃，那時候可以看到茨維塔耶娃。
王安憶：哦，她不是蘇俄的麼，蘇俄的東西好像能看到，包括阿.·.托爾斯泰的東西也能看到。
但歐美的幾乎看不到，美國的東西比較少。
張新穎：那後來，到了“文革”結束以後，八十年代，你對二十世紀的作品閱讀得多嗎？ 王安憶：不多，我好像在那個少年時代形成了一個閱讀基礎，像一個堡壘一樣的，我對後來的東西有一點排斥，好像有種抵抗力了，挺奇怪的。
張新穎：我覺得這一點你和别人有點不太一樣。
我讀西方作品當然很晚了，我八十年代中期上大學，那個時候呢就自己訂一份《外國文藝》，訂一份《世界文學》，訂了很長時間。
後來我知道，那個時候的作家，你們這個年齡的作家，很多人都在看這兩個雜志，我能夠從他們的作品裡面看到非常清楚的影子。
不是個别作家，比較普遍的。
但你好像不是。
王安憶：我就覺得二十世紀的作家或者說現代派的作家，他告訴人們的都是方法，就像教科書一樣。
餘華曾經寫過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在一個外國文學的期刊上，他就講到卡夫卡和托爾斯泰，他說托爾斯泰好像是一個銀行，也就是說他可以是取之不盡的，可以再生的，不斷不斷地在繁生，而卡夫卡就隻是一筆貸款。
他說得很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
我覺得二十世紀的東西大多就是方法，教給你很多方法，古典作家他給你的是教養，是整個教養，所以我現在很怕别人分析作品，拿出十八般武藝來解構，好作品不能分析的，真的就是不能分析的一些東西。
其實讀書就是教養的培養，教養還是得從小培養起，你大了以後水都潑不進了。
現在這代作家吧，真的還是比較缺教養，這也是有的時候後勁不足的一個原因。
學來的方法很快就用完了，而且你看到進來一個方法會有那麼多人用，嘩，都揮霍掉，再進來，再揮霍掉，揮霍得特别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