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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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九五八年被開除軍籍的吧，你看我對他的曆史都不大清楚，看他的生平吧，他有簡曆，這段曆史也被抹殺了……我爸爸入黨也很晚，他一九四五年才入黨，他擔任過文化教員、戲劇部主任、副團長，這時他還沒入黨呢。
然後又在華東軍區政治部文藝科任文藝幹事和創作研究員，後來又做了華東軍區政治部劇院的戲劇部主任，然後擔任總政駐南京話劇團導演……這就到了一九五八年，這段時間就給他們跳過去了。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他是一個“右派”。
我爸爸其實命還蠻好，開除軍籍以後，他就到江蘇電影制片廠、江蘇話劇團，還是做編導，從事自己的專業，一九六二年到上海，你看我都記錯了，一九六二年到上海，那我已經兩年級了。
張新穎：到上海到哪裡呢？ 王安憶：人民藝術劇院。
張新穎：然後就一直就沒有變？ 王安憶：一直都沒有變，我爸爸始終在導演的崗位上面。
你看，他哪一年被打成“右派”我心裡還不大清楚，應該是一九五八年吧。
張新穎：你父母去世的時間，相隔五年？ 王安憶：我母親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份，我父親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份。
張新穎：你父母的去世……會不會給你一種突然的沖擊——不是說人去世突然，而是對你自己來說，會不會産生出一些以前沒有意識到的東西？ 王安憶：我覺得我父親的去世吧，好像對我的影響還不是那麼轉折性的；我母親去世對于我，就是突然間生起了一種欲望，開始覺得應該好好認識自己母親，非常強烈的。
雖然我父親最喜歡我，可是好像我和我母親還是更近，這和從小家庭生活有關，我父親就是一個好像遊離在家庭生活以外的人。
張新穎：關于你母親的幾篇文章，都是你在母親去世以後寫的。
王安憶：都是，為我母親的日記介紹情景，我整理她一段日記，就寫一篇文章，使人們更了解她這段時間的狀況。
有時候我會想，像我爸爸媽媽這兩人怎麼會走到一起來的呢，他們很不相像，很不像。
張新穎：你母親更厲害一點兒。
王安憶：也不是，像我母親很負責的，我母親是個非常負責任的人，我覺得像我母親碰到我父親這樣的吧，很辛苦的。
他就像我母親另一個孩子，而且永遠不會長大，不會改變。
張新穎：你父親太藝術化了。
王安憶：我覺得我父親因為從小在南洋生活，遠離中國倫理文化，他倒真是蠻客家人的，就是男人什麼都不管的，什麼工作都交給女人，這點上他稱得上客家人；還有就是跟我父親在家裡的地位有關系，他長子麼，特别的嬌寵，嬌寵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說爺爺奶奶都覺得自己是很命賤的，不配做他的父母，所以說不許他叫他們爸爸媽媽，要叫他們叔叔嬸嬸的，我爸爸就是這樣一個環境中長大的，這使他性格變得更加任性。
我覺得他又很像我的爺爺，其實我并沒有見過我爺爺，據說也是一個率性的人。
種種這些都造成他對家庭缺乏耐心和興趣，其實到後來最最需要家庭的就是他，要是沒有家庭的話他都沒地方去了。
當年“右派”都很不幸，但是我爸爸還行，他是一個享福的人呵，是很享福的人，你看同樣是“右派”，别人吃那麼多苦，妻離子散；不能說他沒吃苦，吃苦了是吃苦了，但是吃得實在不太多。
張新穎：這可能跟你媽媽有點關系吧。
王安憶：沒有，那時我媽還沒寫出來，我媽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後才寫出道的。
要說有，就是母親維持了一個完好的家庭，給了父親後盾。
好像也有命的，我母親曾經在紹興找鄉下人算命，鄉下人算命算得蠻準的；他給我父親算命說，他挺有福分，某些遭際在别人的話都能上吊，可是他，優哉遊哉的；作為我媽媽來講，我覺得她對付我們一家人蠻辛苦的，不像我父親那樣潇灑。
其實我父親比我母親大六歲，但給我媽媽算命的人說，“你的丈夫啊就像你的兒子”，我覺得算得也很準。
張新穎：你父親被打成“右派”以後，給你媽媽壓力很大。
王安憶：可以想象我媽媽壓力很大，那時候這種事情是相當嚴重的，組織上還要找我媽媽談話什麼的。
張新穎：那個時候你們不太知道這個事？ 王安憶：都不知道，我媽沒告訴我們。
後來緊接着我媽就開始寫作，所以家裡面生活水平也沒有怎麼降低，我爸爸薪水頓減，他的處境有很大改變，可事實上我們生活還是蠻優越的。
張新穎：那個時候稿費比較值錢。
王安憶：母親有稿費收入。
我們家，你知道也沒什麼積累的概念，我們家裡面用錢就是亂用。
像我媽那人也很奇怪，她在政治比較平穩的時代就後悔，說我們應該買點紅木家具呀什麼；等政治運動一來立刻釋然，說幸虧我們都吃到肚子裡去了，萬分慶幸，要是置辦了東西，還不是抄家抄掉，還吃批判。
我媽好會花錢啊，我和我姐姐小時候一人一套連衣裙每套就是十塊——當時十塊錢什麼概念？“文革”時候就有人貼我媽媽大字報，說我媽媽把兩個女兒打扮得不像中國人。
我媽很喜歡孩子。
然後又在華東軍區政治部文藝科任文藝幹事和創作研究員，後來又做了華東軍區政治部劇院的戲劇部主任，然後擔任總政駐南京話劇團導演……這就到了一九五八年，這段時間就給他們跳過去了。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他是一個“右派”。
我爸爸其實命還蠻好，開除軍籍以後，他就到江蘇電影制片廠、江蘇話劇團，還是做編導，從事自己的專業，一九六二年到上海，你看我都記錯了，一九六二年到上海，那我已經兩年級了。
張新穎：到上海到哪裡呢？ 王安憶：人民藝術劇院。
張新穎：然後就一直就沒有變？ 王安憶：一直都沒有變，我爸爸始終在導演的崗位上面。
你看，他哪一年被打成“右派”我心裡還不大清楚，應該是一九五八年吧。
張新穎：你父母去世的時間，相隔五年？ 王安憶：我母親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份，我父親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份。
張新穎：你父母的去世……會不會給你一種突然的沖擊——不是說人去世突然，而是對你自己來說，會不會産生出一些以前沒有意識到的東西？ 王安憶：我覺得我父親的去世吧，好像對我的影響還不是那麼轉折性的；我母親去世對于我，就是突然間生起了一種欲望，開始覺得應該好好認識自己母親，非常強烈的。
雖然我父親最喜歡我，可是好像我和我母親還是更近，這和從小家庭生活有關，我父親就是一個好像遊離在家庭生活以外的人。
張新穎：關于你母親的幾篇文章，都是你在母親去世以後寫的。
王安憶：都是，為我母親的日記介紹情景，我整理她一段日記，就寫一篇文章，使人們更了解她這段時間的狀況。
有時候我會想，像我爸爸媽媽這兩人怎麼會走到一起來的呢，他們很不相像，很不像。
張新穎：你母親更厲害一點兒。
王安憶：也不是，像我母親很負責的，我母親是個非常負責任的人，我覺得像我母親碰到我父親這樣的吧，很辛苦的。
他就像我母親另一個孩子，而且永遠不會長大，不會改變。
張新穎：你父親太藝術化了。
王安憶：我覺得我父親因為從小在南洋生活，遠離中國倫理文化，他倒真是蠻客家人的，就是男人什麼都不管的，什麼工作都交給女人，這點上他稱得上客家人；還有就是跟我父親在家裡的地位有關系，他長子麼，特别的嬌寵，嬌寵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說爺爺奶奶都覺得自己是很命賤的，不配做他的父母，所以說不許他叫他們爸爸媽媽，要叫他們叔叔嬸嬸的，我爸爸就是這樣一個環境中長大的，這使他性格變得更加任性。
我覺得他又很像我的爺爺，其實我并沒有見過我爺爺，據說也是一個率性的人。
種種這些都造成他對家庭缺乏耐心和興趣，其實到後來最最需要家庭的就是他，要是沒有家庭的話他都沒地方去了。
當年“右派”都很不幸，但是我爸爸還行，他是一個享福的人呵，是很享福的人，你看同樣是“右派”，别人吃那麼多苦，妻離子散；不能說他沒吃苦，吃苦了是吃苦了，但是吃得實在不太多。
張新穎：這可能跟你媽媽有點關系吧。
王安憶：沒有，那時我媽還沒寫出來，我媽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後才寫出道的。
要說有，就是母親維持了一個完好的家庭，給了父親後盾。
好像也有命的，我母親曾經在紹興找鄉下人算命，鄉下人算命算得蠻準的；他給我父親算命說，他挺有福分，某些遭際在别人的話都能上吊，可是他，優哉遊哉的；作為我媽媽來講，我覺得她對付我們一家人蠻辛苦的，不像我父親那樣潇灑。
其實我父親比我母親大六歲，但給我媽媽算命的人說，“你的丈夫啊就像你的兒子”，我覺得算得也很準。
張新穎：你父親被打成“右派”以後，給你媽媽壓力很大。
王安憶：可以想象我媽媽壓力很大，那時候這種事情是相當嚴重的，組織上還要找我媽媽談話什麼的。
張新穎：那個時候你們不太知道這個事？ 王安憶：都不知道，我媽沒告訴我們。
後來緊接着我媽就開始寫作，所以家裡面生活水平也沒有怎麼降低，我爸爸薪水頓減，他的處境有很大改變，可事實上我們生活還是蠻優越的。
張新穎：那個時候稿費比較值錢。
王安憶：母親有稿費收入。
我們家，你知道也沒什麼積累的概念，我們家裡面用錢就是亂用。
像我媽那人也很奇怪，她在政治比較平穩的時代就後悔，說我們應該買點紅木家具呀什麼；等政治運動一來立刻釋然，說幸虧我們都吃到肚子裡去了，萬分慶幸，要是置辦了東西，還不是抄家抄掉，還吃批判。
我媽好會花錢啊，我和我姐姐小時候一人一套連衣裙每套就是十塊——當時十塊錢什麼概念？“文革”時候就有人貼我媽媽大字報，說我媽媽把兩個女兒打扮得不像中國人。
我媽很喜歡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