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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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穎：因為你媽媽是一個作家，而且你寫過好幾篇關于她的文章，一般來說，關于你媽媽的印象大家比較清楚；關于你爸爸就不太清楚了。
王安憶：我爸爸是比較模糊了。
張新穎：多談談你爸爸吧。
王安憶：我覺得我對我爸爸到現在還不了解。
首先，我爸爸不像我媽媽跟小孩子那麼親密，我媽媽這個人别看她有寫作的事業，可是對她來講，第一還是孩子，孩子始終是第一位的，這個是最重要的；但我爸爸和通常的男性一樣，不會把小孩子看成第一位，事實上，後來的命運證明，我爸爸比我媽媽更需要這個家庭。
我覺得我們這個家庭對我母親是個很大的拖累，如果不是為了我們這些人的話，我母親會發展得更好，會輕松很多；我們這些人把我母親拖累得很嚴重，因為我母親非常在乎我們。
我對我父親真的是不太了解的，我記得我父親去世以後，報紙上做過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楊紹林安排的，我很感謝他。
他建議通過我，來談我的父親。
這篇文章出來以後，我父親有個老戰友，打電話給我。
她說你對你父親一點都不了解。
她說你父親當時在部隊裡邊是——我這個說不清楚啦，總之他當時在新四軍裡面是一個很突出的人，藝術上很突出的，他是導演，戲劇上已經很……等于是個教導員；她就說你對你父親根本不了解，你說的都不太對，把你父親說低了。
我的父親，他的情形其實也不是像他們說的那麼突出吧，他出生在馬來亞——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還沒有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當時都叫馬來亞，他是在新加坡這一邊出生的。
我的曾祖母帶着祖父，當時還是個孩子，跑到新加坡去的，然後有了我父親；他是他們家的長子，長子長孫，家裡面很寶貝。
我父親一向是個很嬌慣的人，于是呢他不喜歡做生意，他也不喜歡勞動，他就喜歡讀書，而家境卻走下坡路，不可能讓他一直讀下去。
家裡面的衰落，全都是性格造成的，我祖父也是一個很揮灑的性格。
所以，我父親老是說他童年不快樂，并且以為所有的孩子都不幸福。
他就喜歡戲劇，喜歡寫作，我父親他在那邊就是文藝青年啦，所有的文藝青年其實都是和左翼有關系的，和抗日、革命都有關系，他就是這麼一個文藝青年。
他回到中國是為讀國立劇專的，并不是來參加革命的。
張新穎：他大概是多少歲回到中國的？ 王安憶：二十一歲回來的，應該是一九四〇年回來的。
張新穎：那你祖父是從哪裡到新加坡的？ 王安憶：從福建同安，祖父是跟着我的曾祖母，當時我祖父大約八九歲，像我祖父母的曆史很糊塗，誰也搞不清楚，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都是一些沒有曆史意識的人，有些像初民，閩南那地方開發得晚。
張新穎：所以你寫《紀實與虛構》就沒有寫父親這一脈…… 王安憶：哎，完全拉掉了。
張新穎：你隻追究你母親的曆史。
你父親回來讀書——其實沒有讀吧？ 王安憶：抗日戰争嘛。
他也是不了解情況，他來讀劇專。
等他從海上漂到上海，劇專已經關門了，這我知道，他就在上海流浪吧。
這個時候他還靠家裡接濟，全部生活費靠我祖父郵寄，一直到太平洋戰争爆發，這就是我爸爸進步的成本吧！戰争爆發後，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郵路斷了，我爸爸就沒有接濟了，沒有接濟怎麼辦，結果他的那些老師就介紹他去蘇北根據地。
張新穎：他的老師？ 王安憶：他的老師其實都是地下黨，最早的時候戲劇文學全都是革命的産物。
那麼就去了蘇北根據地。
他也蠻慘的，每次精兵簡政總是簡到他，可能如我父親這樣的來曆總不是最可靠的革命力量吧，他被“簡”回來，回到上海漂泊一段，然後再接上關系跑到根據地去。
張新穎：那你父母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王安憶：就在這個時期認識的。
張新穎：蘇北認識的？ 王安憶：就是這個時期，在文工團裡，我媽媽是團員，我爸爸是導演，還是什麼主任，反正他銜頭一大堆，真的，我不是很了解我父親這段曆史，總之他在那邊挺輝煌的，一直到“反右”，一下子就落了下來。
盡管如此，我爸爸還認為他人生最有價值的兩件事，一是革命，二是藝術。
我是一九九一年的時候第一次到新加坡，我們上海這輩人，我是第一個到新加坡去的，然後我的嬸嬸、姑媽就帶我去祭祖，去上墳，我看到這墓碑上面刻着我的名字，當然，把我的名字刻錯了，在他們腦子裡面我們這一支是很重要的，我就是墳裡人的後代。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堂哥、堂姐，原先很渺茫的一個親緣就這樣到了眼前。
然後他們還說奶奶——我從來沒見過她，他們說奶奶特别喜歡看你們小時候的照片，一天到晚指着照片說這是誰這是誰，我的哥哥對我叙述這些情景，以及她去世的情景，那景象令人難過。
對自己身世的了解好像就從那時候開始了，這好像蠻慘痛的。
張新穎：你寫《傷心太平洋》和這個有關系麼？ 王安憶：對，有關系，所有的材料都來自那邊，可以這麼說。
張新穎：這個作品寫得也有
王安憶：我爸爸是比較模糊了。
張新穎：多談談你爸爸吧。
王安憶：我覺得我對我爸爸到現在還不了解。
首先，我爸爸不像我媽媽跟小孩子那麼親密，我媽媽這個人别看她有寫作的事業，可是對她來講，第一還是孩子，孩子始終是第一位的，這個是最重要的；但我爸爸和通常的男性一樣，不會把小孩子看成第一位，事實上，後來的命運證明，我爸爸比我媽媽更需要這個家庭。
我覺得我們這個家庭對我母親是個很大的拖累，如果不是為了我們這些人的話，我母親會發展得更好，會輕松很多；我們這些人把我母親拖累得很嚴重，因為我母親非常在乎我們。
我對我父親真的是不太了解的，我記得我父親去世以後，報紙上做過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楊紹林安排的，我很感謝他。
他建議通過我，來談我的父親。
這篇文章出來以後，我父親有個老戰友，打電話給我。
她說你對你父親一點都不了解。
她說你父親當時在部隊裡邊是——我這個說不清楚啦，總之他當時在新四軍裡面是一個很突出的人，藝術上很突出的，他是導演，戲劇上已經很……等于是個教導員；她就說你對你父親根本不了解，你說的都不太對，把你父親說低了。
我的父親，他的情形其實也不是像他們說的那麼突出吧，他出生在馬來亞——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還沒有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當時都叫馬來亞，他是在新加坡這一邊出生的。
我的曾祖母帶着祖父，當時還是個孩子，跑到新加坡去的，然後有了我父親；他是他們家的長子，長子長孫，家裡面很寶貝。
我父親一向是個很嬌慣的人，于是呢他不喜歡做生意，他也不喜歡勞動，他就喜歡讀書，而家境卻走下坡路，不可能讓他一直讀下去。
家裡面的衰落，全都是性格造成的，我祖父也是一個很揮灑的性格。
所以，我父親老是說他童年不快樂，并且以為所有的孩子都不幸福。
他就喜歡戲劇，喜歡寫作，我父親他在那邊就是文藝青年啦，所有的文藝青年其實都是和左翼有關系的，和抗日、革命都有關系，他就是這麼一個文藝青年。
他回到中國是為讀國立劇專的，并不是來參加革命的。
張新穎：他大概是多少歲回到中國的？ 王安憶：二十一歲回來的，應該是一九四〇年回來的。
張新穎：那你祖父是從哪裡到新加坡的？ 王安憶：從福建同安，祖父是跟着我的曾祖母，當時我祖父大約八九歲，像我祖父母的曆史很糊塗，誰也搞不清楚，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都是一些沒有曆史意識的人，有些像初民，閩南那地方開發得晚。
張新穎：所以你寫《紀實與虛構》就沒有寫父親這一脈…… 王安憶：哎，完全拉掉了。
張新穎：你隻追究你母親的曆史。
你父親回來讀書——其實沒有讀吧？ 王安憶：抗日戰争嘛。
他也是不了解情況，他來讀劇專。
等他從海上漂到上海，劇專已經關門了，這我知道，他就在上海流浪吧。
這個時候他還靠家裡接濟，全部生活費靠我祖父郵寄，一直到太平洋戰争爆發，這就是我爸爸進步的成本吧！戰争爆發後，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郵路斷了，我爸爸就沒有接濟了，沒有接濟怎麼辦，結果他的那些老師就介紹他去蘇北根據地。
張新穎：他的老師？ 王安憶：他的老師其實都是地下黨，最早的時候戲劇文學全都是革命的産物。
那麼就去了蘇北根據地。
他也蠻慘的，每次精兵簡政總是簡到他，可能如我父親這樣的來曆總不是最可靠的革命力量吧，他被“簡”回來，回到上海漂泊一段，然後再接上關系跑到根據地去。
張新穎：那你父母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王安憶：就在這個時期認識的。
張新穎：蘇北認識的？ 王安憶：就是這個時期，在文工團裡，我媽媽是團員，我爸爸是導演，還是什麼主任，反正他銜頭一大堆，真的，我不是很了解我父親這段曆史，總之他在那邊挺輝煌的，一直到“反右”，一下子就落了下來。
盡管如此，我爸爸還認為他人生最有價值的兩件事，一是革命，二是藝術。
我是一九九一年的時候第一次到新加坡，我們上海這輩人，我是第一個到新加坡去的，然後我的嬸嬸、姑媽就帶我去祭祖，去上墳，我看到這墓碑上面刻着我的名字，當然，把我的名字刻錯了，在他們腦子裡面我們這一支是很重要的，我就是墳裡人的後代。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堂哥、堂姐，原先很渺茫的一個親緣就這樣到了眼前。
然後他們還說奶奶——我從來沒見過她，他們說奶奶特别喜歡看你們小時候的照片，一天到晚指着照片說這是誰這是誰，我的哥哥對我叙述這些情景，以及她去世的情景，那景象令人難過。
對自己身世的了解好像就從那時候開始了，這好像蠻慘痛的。
張新穎：你寫《傷心太平洋》和這個有關系麼？ 王安憶：對，有關系，所有的材料都來自那邊，可以這麼說。
張新穎：這個作品寫得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