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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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我爸爸是一個不大管家裡事情的人，他又介入我們家相對較晚，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父親是海外歸來的，在上海在中國就他一個人，他沒有親戚，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吧，他沒有親戚孤獨一個人，他要對我們施加影響也很難造什麼氣氛的。
張新穎：那你什麼時候有點兒明确地意識到你媽媽是個作家？ 王安憶：從小就知道，這好像是比較早就知道了。
因為我媽媽總是在寫作，寫到很晚，她自稱“開夜車”。
那是我媽最早時候的寫作，是蠻辛苦的。
我父親回上海以前，我的姐姐是跟保姆睡的，睡在一間大的房間裡，我就睡在我爸爸媽媽房間裡，我爸爸不在，我就和我媽媽睡的。
我媽媽生活是這樣，她晚上先要把我弄睡着，然後她再寫東西，寫到幾點我就不曉得了。
在我眼睛裡有她一個寫作的形象，她始終是在寫作，至于她在哪發表呢，我也不大知道，但是聽我們家保姆經常會說領稿費什麼的。
這個時候我爸爸已經是“右派”了，工資一下子滑到很低，我們生活還依然很好，就是靠媽媽的稿費。
我們小時候生活很優裕的，都超過了一般的小康人家。
張新穎：資産階級那時候沒有什麼收入，是靠以前的那個底子。
王安憶：中産階級人家比較有積累的觀念，像我爸爸媽媽則完全沒有。
我小時候玩具娃娃多得不得了，每個禮拜天都要到玩具公司去買玩具，吃得也很好。
我姐姐學校老師都很敬仰母親，家訪時對我母親很尊敬，這些也讓我知道媽媽是個作家。
張新穎：你剛才說你母親不喜歡你們學藝術，那麼寫作呢？ 王安憶：更加不鼓勵了。
張新穎：那你大約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一個寫作的意識？ 王安憶：我從小作文就蠻好的，我覺得我們那個老師也有點兒看我媽媽面子，經常把我的作文貼出去叫我朗讀啊，就是挺縱容我那方面的發揮的。
但是我自己也沒有想過要從事寫作。
張新穎：這個念頭要到什麼時候才有？ 王安憶：要到“文革”以後了。
張新穎：到“文革”以後？下鄉之前還是…… 王安憶：下鄉的時候是考慮生存大計，談不上為前途作設想。
但是我向來喜歡文學，從小就很喜歡看書，家裡邊書也很多，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在看一些所謂小孩子不宜看的書。
張新穎：那麼你小時候看過你媽媽的東西沒有？ 王安憶：看過的，我媽寫的東西也不多嘛，就有那麼幾篇。
我媽還會和我講述，有些記憶還是很清楚的。
有一次我和我姐姐兩個人在玩，把家裡搞得很髒，搞得很亂，母親忽然走出小房間說，你看你們搞成什麼樣子，然後就坐下來給我們講了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就是我媽的《如願》裡邊的一段，奶奶去做工，将小孩子留在房間裡邊……後來着火了，就是這麼一個故事。
我當時印象很深刻，因為我覺得突然之間母親給我們講了個故事，沒什麼來由的。
我媽媽的寫作在我們生活當中還是有占位的，還是占去了很多的注意力的。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媽還給我們講個故事，就是《逝去的夜》。
《逝去的夜》是母親寫孤兒院的小說。
這時候可能她已經寫好了，寫得挺滿意，因為她的講述很完整。
講完之後，記得我姐姐哭了，我姐姐是個很會哭的人，我也覺得蠻凄慘的，很壓抑的一個故事。
我媽經常會把她正在寫或者完成了的一些東西講出來，她會講的。
張新穎：她講的時候其實你們不知道是她寫的？ 王安憶：也知道也不知道，但是會覺得是個修飾過的東西，是個故事，并不是真實的事情。
我還有一個印象就是小時候跟我母親到作家協會去，有一個人，好像就是吳強，我媽媽就和吳強談小說，談《阿舒》，或者《第二步》，反正是一個叫“阿舒”的姑娘，談到一些細節，我在旁邊聽。
你要說我有一點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會對這些細節記憶清楚，我覺得作家可能都是記憶力好得要命的人，我至今記得很清楚她和吳強在談她的寫作，吳強顯然在指導我母親，談得很具體，有一些場景，我記得就是談“阿舒”。
這印象很鮮明，盡管不怎麼連貫，小時候的印象都是很片斷的。
張新穎：對，一定不完整。
王安憶：都是非常片斷的東西。
記得有一年過年的時候，我媽媽帶我去看一個人。
那時候，弟弟還沒生出來，我就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媽媽常常帶我在身邊。
大年初一的早上，這個印象非常深刻，非常壓抑的印象，那人還沒起來，太陽已經老高了，我們都出來玩了，他還躺在床上，而且好像很苦惱的樣子。
我媽媽去看他，他呢也并沒有高興的表現，就爬起來坐在床沿。
哎呀，我覺得這個人看起來又苦悶又頹廢，一個老人，他看到我，從盤子裡面抓了幾顆糖塞在我的口袋裡，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媽媽通常隻是給我們兩顆糖，他給了我三顆，我覺得非常富足。
于是，這老人不開心的樣子，就進入記憶。
而我媽媽又不願和我讨論這次造訪，甚至不許我說我們到過他家，好像他當時有什麼問題，再加上得了三顆糖的欣喜，印象非常混雜的。
張新穎：那你什麼時候有點兒明确地意識到你媽媽是個作家？ 王安憶：從小就知道，這好像是比較早就知道了。
因為我媽媽總是在寫作，寫到很晚，她自稱“開夜車”。
那是我媽最早時候的寫作，是蠻辛苦的。
我父親回上海以前，我的姐姐是跟保姆睡的，睡在一間大的房間裡，我就睡在我爸爸媽媽房間裡，我爸爸不在，我就和我媽媽睡的。
我媽媽生活是這樣，她晚上先要把我弄睡着，然後她再寫東西，寫到幾點我就不曉得了。
在我眼睛裡有她一個寫作的形象，她始終是在寫作，至于她在哪發表呢，我也不大知道，但是聽我們家保姆經常會說領稿費什麼的。
這個時候我爸爸已經是“右派”了，工資一下子滑到很低，我們生活還依然很好，就是靠媽媽的稿費。
我們小時候生活很優裕的，都超過了一般的小康人家。
張新穎：資産階級那時候沒有什麼收入，是靠以前的那個底子。
王安憶：中産階級人家比較有積累的觀念，像我爸爸媽媽則完全沒有。
我小時候玩具娃娃多得不得了，每個禮拜天都要到玩具公司去買玩具，吃得也很好。
我姐姐學校老師都很敬仰母親，家訪時對我母親很尊敬，這些也讓我知道媽媽是個作家。
張新穎：你剛才說你母親不喜歡你們學藝術，那麼寫作呢？ 王安憶：更加不鼓勵了。
張新穎：那你大約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一個寫作的意識？ 王安憶：我從小作文就蠻好的，我覺得我們那個老師也有點兒看我媽媽面子，經常把我的作文貼出去叫我朗讀啊，就是挺縱容我那方面的發揮的。
但是我自己也沒有想過要從事寫作。
張新穎：這個念頭要到什麼時候才有？ 王安憶：要到“文革”以後了。
張新穎：到“文革”以後？下鄉之前還是…… 王安憶：下鄉的時候是考慮生存大計，談不上為前途作設想。
但是我向來喜歡文學，從小就很喜歡看書，家裡邊書也很多，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在看一些所謂小孩子不宜看的書。
張新穎：那麼你小時候看過你媽媽的東西沒有？ 王安憶：看過的，我媽寫的東西也不多嘛，就有那麼幾篇。
我媽還會和我講述，有些記憶還是很清楚的。
有一次我和我姐姐兩個人在玩，把家裡搞得很髒，搞得很亂，母親忽然走出小房間說，你看你們搞成什麼樣子，然後就坐下來給我們講了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就是我媽的《如願》裡邊的一段，奶奶去做工，将小孩子留在房間裡邊……後來着火了，就是這麼一個故事。
我當時印象很深刻，因為我覺得突然之間母親給我們講了個故事，沒什麼來由的。
我媽媽的寫作在我們生活當中還是有占位的，還是占去了很多的注意力的。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媽還給我們講個故事，就是《逝去的夜》。
《逝去的夜》是母親寫孤兒院的小說。
這時候可能她已經寫好了，寫得挺滿意，因為她的講述很完整。
講完之後，記得我姐姐哭了，我姐姐是個很會哭的人，我也覺得蠻凄慘的，很壓抑的一個故事。
我媽經常會把她正在寫或者完成了的一些東西講出來，她會講的。
張新穎：她講的時候其實你們不知道是她寫的？ 王安憶：也知道也不知道，但是會覺得是個修飾過的東西，是個故事，并不是真實的事情。
我還有一個印象就是小時候跟我母親到作家協會去，有一個人，好像就是吳強，我媽媽就和吳強談小說，談《阿舒》，或者《第二步》，反正是一個叫“阿舒”的姑娘，談到一些細節，我在旁邊聽。
你要說我有一點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會對這些細節記憶清楚，我覺得作家可能都是記憶力好得要命的人，我至今記得很清楚她和吳強在談她的寫作，吳強顯然在指導我母親，談得很具體，有一些場景，我記得就是談“阿舒”。
這印象很鮮明，盡管不怎麼連貫，小時候的印象都是很片斷的。
張新穎：對，一定不完整。
王安憶：都是非常片斷的東西。
記得有一年過年的時候，我媽媽帶我去看一個人。
那時候，弟弟還沒生出來，我就算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媽媽常常帶我在身邊。
大年初一的早上，這個印象非常深刻，非常壓抑的印象，那人還沒起來，太陽已經老高了，我們都出來玩了，他還躺在床上，而且好像很苦惱的樣子。
我媽媽去看他，他呢也并沒有高興的表現，就爬起來坐在床沿。
哎呀，我覺得這個人看起來又苦悶又頹廢，一個老人，他看到我，從盤子裡面抓了幾顆糖塞在我的口袋裡，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媽媽通常隻是給我們兩顆糖，他給了我三顆，我覺得非常富足。
于是，這老人不開心的樣子，就進入記憶。
而我媽媽又不願和我讨論這次造訪，甚至不許我說我們到過他家，好像他當時有什麼問題，再加上得了三顆糖的欣喜，印象非常混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