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時候，性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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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因為你在上海，不會上海話會受到歧視，為了學上海話我都有點口吃了——至今都沒有說好。
我的隔壁鄰居都說上海話，說得很好，我覺得許多小孩現在說得更加不好，生硬，詞彙量也少。
我的父母給我的生活就是這種完全沒有本土色彩的一種生活。
我的那個保姆，她是揚州的鄉下人，她卻帶給我一種地方色彩，就是揚州的風氣，很濃烈的風氣：她喜歡鮮豔的顔色，我記得她給我買的一塊手絹是我最最喜歡的，現在回想起來是十分的鄉氣，翠綠和粉紅，她把我弄得很鄉氣。
她帶給我另外一種風氣，比我父母給我的有色彩多了。
我和這個阿姨在一起的時間甚至比和我父母還多，我父親在南京，我母親經常要下鄉，要上班，所以我和這個保姆阿姨在一起的時間是非常多的。
這個帶大我的阿姨很像我的《富萍》裡的奶奶，她很好看的，非常清爽的一個人；在她以前我父母用過幾個保姆，可是我和她們都合不來。
我媽媽用保姆的原則就是一定要和小孩子合得來，别的是次要的。
我記得這個保姆一進家門，我一看到她就拉起她的手，這個印象特别深。
這個人很會帶孩子的，她就拉起我的手。
和她在一起特别融洽，非常融洽。
這個保姆是帶我最長時間的，她在我們家裡做，一直帶到我長大上學，後來又帶我弟弟，然後又帶我姐姐的孩子，一直等到我姐姐孩子四歲她才走的——她生病走的，這麼一個老阿姨。
這個保姆我覺得她給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清爽，頭上還戴着一朵白色的絨花。
我媽媽問她，你這個阿姨戴的花還蠻好看的，她對我媽媽講是給她丈夫戴的孝。
總之這個阿姨給你感覺是非常清爽的，非常好看的一個人——也不是好看，她是那種端端正正的，非常保姆的一個保姆。
我後來寫《富萍》的時候就常常想起這個保姆的樣子來。
她是帶着我長大的，我在《愛向虛空茫然中》不是說我小時候喜歡和保姆一起睡覺嘛，就有她的影子。
張新穎：這個保姆是小孩子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人，她的影響成了童年經驗中少不了的部分，沒想到她還到了你後來的寫作中來。
王安憶：她很疼我的，就是特别疼的那種感情。
我們家住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裡，那個地方呢是一個上海小康人家的環境，就都是小市民，前前後後都是小市民，真正的上海小市民，就是這樣的環境，我們所受影響是非常奇怪的。
住在我們樓上的這家人家，是上海的老戶人家，他們家的曆史也是很戲劇性的。
他們家原是某個資産者的家仆吧，一九四九年時主人離去，留下他們看守房子，但大軍南下進駐上海，這棟房子被國家收去以後，就把他們一家安排在我所住的弄堂房子裡邊，成了我們樓上的鄰居。
這一家人家家境殷實，作風非常洋派，因為他們那種生活背景，對我們家批評是最多的。
他們覺得我們特别不像樣子，因為我們從部隊裡來的嘛，很簡單，都沒有家具——家具全都是從公家租來的，上面貼有銅牌的那種，就很像我寫的《好婆與李同志》，還有《富萍》裡奶奶的東家。
我們家的衣食住都挺簡單的，所以我們家一點點的城市氣息全都是我們家樓上鄰居和我們家老阿姨——我那個保姆，給我們帶來的。
樓上這家人說，你們家要買個樟木箱啊。
總之覺得我們家家具太不像樣了，家裡用的毯子都是軍隊用的毯子——綠顔色的那種毯子，就是這樣子的，好像馬上要開拔的樣子。
張新穎：這樣一種生活啊。
這樣一種革命幹部家庭的背景，會不會影響到看待他人的眼光？你剛才說上幼兒園跟小朋友融不到一塊，你用了“陰郁”這個詞，有的時候是自卑呢還是一種很混雜的情緒？比如一個革命幹部家庭的人看待小市民，是不是有點從高處往下看的感覺？ 王安憶：我到幼兒園時好像不存在這個問題，我那個幼兒園是比較特殊的，革命幹部、知識分子的孩子占很大的比重，幼兒園裡這種文化不相融性質倒還沒體現出來。
我在幼兒園不合群，我想這主要是性格問題，不是一個開放性的性格，不像我姐姐和人特别能夠相處。
我姐姐到現在還是這樣的性格，她就特喜歡熱鬧，哪熱鬧哪人多她就往哪去，就那樣子的。
我呢好像就不行，我老是和人處不好，不能到太多人的地方去。
幼兒園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不能上幼兒園，因此我的童年都是在家裡度過的。
在家裡和阿姨在一起，我媽媽和我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多，然後是和鄰居，嘴很碎的鄰居，在一起。
就是在這麼個環境裡度過。
我的隔壁鄰居都說上海話，說得很好，我覺得許多小孩現在說得更加不好，生硬，詞彙量也少。
我的父母給我的生活就是這種完全沒有本土色彩的一種生活。
我的那個保姆，她是揚州的鄉下人，她卻帶給我一種地方色彩，就是揚州的風氣，很濃烈的風氣：她喜歡鮮豔的顔色，我記得她給我買的一塊手絹是我最最喜歡的，現在回想起來是十分的鄉氣，翠綠和粉紅，她把我弄得很鄉氣。
她帶給我另外一種風氣，比我父母給我的有色彩多了。
我和這個阿姨在一起的時間甚至比和我父母還多，我父親在南京，我母親經常要下鄉，要上班，所以我和這個保姆阿姨在一起的時間是非常多的。
這個帶大我的阿姨很像我的《富萍》裡的奶奶，她很好看的，非常清爽的一個人；在她以前我父母用過幾個保姆，可是我和她們都合不來。
我媽媽用保姆的原則就是一定要和小孩子合得來，别的是次要的。
我記得這個保姆一進家門，我一看到她就拉起她的手，這個印象特别深。
這個人很會帶孩子的，她就拉起我的手。
和她在一起特别融洽，非常融洽。
這個保姆是帶我最長時間的，她在我們家裡做，一直帶到我長大上學，後來又帶我弟弟，然後又帶我姐姐的孩子，一直等到我姐姐孩子四歲她才走的——她生病走的，這麼一個老阿姨。
這個保姆我覺得她給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清爽，頭上還戴着一朵白色的絨花。
我媽媽問她，你這個阿姨戴的花還蠻好看的，她對我媽媽講是給她丈夫戴的孝。
總之這個阿姨給你感覺是非常清爽的，非常好看的一個人——也不是好看，她是那種端端正正的，非常保姆的一個保姆。
我後來寫《富萍》的時候就常常想起這個保姆的樣子來。
她是帶着我長大的，我在《愛向虛空茫然中》不是說我小時候喜歡和保姆一起睡覺嘛，就有她的影子。
張新穎：這個保姆是小孩子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人，她的影響成了童年經驗中少不了的部分，沒想到她還到了你後來的寫作中來。
王安憶：她很疼我的，就是特别疼的那種感情。
我們家住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裡，那個地方呢是一個上海小康人家的環境，就都是小市民，前前後後都是小市民，真正的上海小市民，就是這樣的環境，我們所受影響是非常奇怪的。
住在我們樓上的這家人家，是上海的老戶人家，他們家的曆史也是很戲劇性的。
他們家原是某個資産者的家仆吧，一九四九年時主人離去，留下他們看守房子，但大軍南下進駐上海，這棟房子被國家收去以後，就把他們一家安排在我所住的弄堂房子裡邊，成了我們樓上的鄰居。
這一家人家家境殷實，作風非常洋派，因為他們那種生活背景，對我們家批評是最多的。
他們覺得我們特别不像樣子，因為我們從部隊裡來的嘛，很簡單，都沒有家具——家具全都是從公家租來的，上面貼有銅牌的那種，就很像我寫的《好婆與李同志》，還有《富萍》裡奶奶的東家。
我們家的衣食住都挺簡單的，所以我們家一點點的城市氣息全都是我們家樓上鄰居和我們家老阿姨——我那個保姆，給我們帶來的。
樓上這家人說，你們家要買個樟木箱啊。
總之覺得我們家家具太不像樣了，家裡用的毯子都是軍隊用的毯子——綠顔色的那種毯子，就是這樣子的，好像馬上要開拔的樣子。
張新穎：這樣一種生活啊。
這樣一種革命幹部家庭的背景，會不會影響到看待他人的眼光？你剛才說上幼兒園跟小朋友融不到一塊，你用了“陰郁”這個詞，有的時候是自卑呢還是一種很混雜的情緒？比如一個革命幹部家庭的人看待小市民，是不是有點從高處往下看的感覺？ 王安憶：我到幼兒園時好像不存在這個問題，我那個幼兒園是比較特殊的，革命幹部、知識分子的孩子占很大的比重，幼兒園裡這種文化不相融性質倒還沒體現出來。
我在幼兒園不合群，我想這主要是性格問題，不是一個開放性的性格，不像我姐姐和人特别能夠相處。
我姐姐到現在還是這樣的性格，她就特喜歡熱鬧，哪熱鬧哪人多她就往哪去，就那樣子的。
我呢好像就不行，我老是和人處不好，不能到太多人的地方去。
幼兒園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不能上幼兒園，因此我的童年都是在家裡度過的。
在家裡和阿姨在一起，我媽媽和我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多，然後是和鄰居，嘴很碎的鄰居，在一起。
就是在這麼個環境裡度過。